有時候，我會在對面的席位上發現一個腹大便便的孕婦，好像一個烤箱，烘焙着未知的糕點，使整個場景變得更奇異費解。我總是無法在離開前鼓足勇氣，向對方索取製作配方，至今仍未揭開當中的秘密。

縱然有些感情，詩不能直白地告訴對方，但黃美婷仍將她的情愫寫成〈女人生〉；在沒有神話的年代裡，當舊秩序邁向死亡，新世界仍未誕生，蔡寶賢寫下〈鳩嗚哀鳴〉；城裡人流過的血和淚，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心繫香港的新加坡華文作家英培安，為爭取自由民主的香港人，送上他的〈城市之光〉。

屏幕裡，韓國正在下雪，男女主角正在手牽手浪漫地溜冰；媽媽半攤在梳化上看得津津有味，而我只是氣餒地盯著手上的高跟鞋。

《浴火的少女畫像》，如也看了三遍。「當你注視畫中人，我又在注視著誰？」即便不是建立於畫與被畫的凝視，但凡是在某些境況下、來自某個人的注視，即便些許飄忽，如也覺得都是一樣，懷著某種好奇和慾望；只是，觀看者與被觀看者感受到的又會是甚麽？箇中深藏著怎樣的差異？

唐滌生在藝術傳統裡勇於創新，衣著造型上，他其實也是個時髦的人，養眼度不遜於台上的小生花旦。秉承有圖有真相的規矩，我們特意搜來不同造型的唐滌生生活照片。唐滌生時裝展覽，有請！

決定了不再用八達通了，我買了一個小小的卡通零錢包（原來現在很難買零錢包！），教阿女數自己的車資；可以接觸形狀不同的錢幣，她似乎相當興奮。

「其實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好的『老竇』。」訪問裡，「爸爸」曾這樣形容。「爸爸」只是隊友稱呼他的代號。事實上，他是一位三十多歲的未婚男子，也是反送中運動裡的前線抗爭者。

這些大集團不會明白到，對讀者來說，這些傳統出版社在電子化年代唯一的優勢，就是努力維持其出版品牌的獨特性，及在出版書藉的編輯、製作及銷售工作方面，與讀者建立最直接、最個人的關係。

「虛詞．無形」早前舉辦「所畏何事：恐懼、末日、自由」講座，邀來朗天、盧樂謙、三木與吳傲雪，討論運動中的恐懼，以及面對這些恐懼的方法。講者提到，透過直面和超越恐懼，我們才能直視真實，從而獲得自由。

「Craftsmanship」，是Gat在場刊「Ideas」一段提及的核心，他說那是概念與實踐的結合，是對過往回憶與未來想像的總和，來構築起沒限制及澄明的空間與思緒。

入圍2019金馬影展的短片作品《Forever 17》，透過敘述同居超過50年的伴侶Ricky和Roger的故事，讓這個世代的同志們有種可以想像得到的將來。導演洪榮杰自我剖白，憶起那天躺在床上收到朋友傳來的死訊。呆了大半個星期，Spotify放起楊乃文的〈推開世界的門〉。世界原本應該是怎樣？然後，洪榮杰打開電腦，三兩小時，就寫成這部短片的首稿。

白雙全的新書《噩夢牆紙》，雜亂和檔案式的呈現相互交錯，秩序若隱若現，就如創作者本身的精神狀態一樣。經過多年掙扎，他現在已非常清楚自己藝術的價值。面對將社運相關的藝術視為「消費」的這種聲音，白雙全並不置可否。那是他對自己的創作的自信，也是他對整體社會的信心。

Netflix電影《婚姻故事》上架後瞬即受到大眾讚賞，特別是關於電影在描寫離婚愛侶經歷的「真實」性，令觀眾產生共鳴，不少更對故事有很深的感受。然而，坊間大讚從電影中看到的好「到肉」、赤祼、真實的關係破裂情節，卻令影評人區皓棕疑惑是否值得觀眾同情。

2009年，村上春樹獲得耶路撒冷文學奬，發表關於雞蛋與高牆的演說，亦因此讓「高牆」進入政治抗爭者的語言，由具備政治抗爭的特殊意涵，變成一般人都明白的隱喻。彭依仁覺得在隱喻以外，那些實實在在矗立著的高牆，體現出核心家庭作為戶籍獨立存在的狀態，保護我們的同時，也能封閉和窒息我們；幫助我們定義自己是誰，亦強行局限了我們的身份。

那是一條幽暗而具有吸吮能力的隧道，像一個漩渦，能把人拉到不知名的地方，只是，它是固態的，有路可循。韓麗珠從這條「審查隧道」開始講起，自己如何在生命裡曾經委曲地作出妥協。早在被扔進隧道之前，就會因為害怕而迴避和任何人之間的衝突。原來，在那伸手不見五指的隧道裡，是她本人覺得自己不夠重要。

最新一期《亞洲週刊》以「2019 風雲人物：香港警察」為封面主題，刊載由副總編輯江迅撰寫，連番讚揚香港警隊在半年來的「反修例風波」裡「讓香港人尋回免於恐懼的自由」、「是香港市民福祉的『守護天使』」的七千字文章。

在這個崩壞的年代，唔讀書，又唔做嘢，恐怕就會淪為橫行無道的green objects。讀書固然重要，若能讀到一本好書則更添個人修養，「虛詞編輯部」特此精挑細選十位作家的好書，並以新作為主，當中亦包括選集，以好書滋養每個因荒謬日常而變得脆弱的讀者心靈。

在元旦日衝突中，作家鄧小樺在人行道被胡椒彈擊中，血流披臉。顏純鈎這篇文章，不但是對朋友的慰問，更是為自由、法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而發聲。對一個作家來說，沒有什麼比自由更重要。當普世價值成為信仰，那就不是利害的問題，不是榮辱的問題，是生死的問題。

2019 年對香港來說，無疑是異常艱辛的一年（至少也有半年吧）。為了秉承「狂讀書、狂做嘢」的抗爭意志，讓來年的自己繼續進化，不妨跟「虛詞」一起回顧 2019 年收視率最高、最受讀者歡迎的十五篇文章，重溫這一年大家都在看的好文、好文、好文！

送中惡法如項上懸刀，危及孕育文化藝術的言論與創作自由。幾個月來，不同範疇的藝術工作者均公開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正值社會運動遍地開花之際，有藝術家過關中國和澳門時被拒絕入境，甚至短暫拘留，更有人在運動現場被拘捕；有採訪運動新聞的外傭作家疑遭受政治打壓，被遣返出境；藝發局和區議會選舉的「副線」任務裡，藝術工作者也沒有缺席。

逝者、志向、羈絆、血緣、食物、玩具⋯⋯是枝裕和技法仍在，而且即使這些元素略嫌套路，也未至於了無新意。

回歸以後，香港一直陷入中港憲政關係的爭論中，深遠地影響政府施政。說到底，還是因為中共主權意志與香港本身作為國際城市的本質有所衝突，也關係到香港人對中共主權的認受性一直有所質疑。說來主權這回事，就像古代的王權，彭依仁以此角度引申，談談現代西方世界的主權概念，跟中世紀的王權有著怎樣的關係。

談到香港，我像行走在地雷上，一不小心就會把自己炸死掉。

佩爾.派特森原著小說的大部分內容都在電影裡得到忠實呈現，少數沒有，上述這一段便是。但這種死亡與再生感，滲透在電影空鏡頭裡的無數自然元素中，天地無情，卻又與人類的悲歡命運似有冥契。電影裡充滿夏天意象與冬天意象的轉化，但少年傳德1948年夏天挪威瑞典邊界森林裡所經歷的生離死別，奔跑的野兔、幽靜的馬匹、粉碎的鳥巢⋯⋯都一一呼應了他，並作為夏日之憶，在五十年後千禧年前夕的那個嚴冬安慰了他。

但所謂「末日」或許仍有另外一種，那與其說是人類共同等待的、世界覆滅的結點，不如說是每一個人生命裡萬劫不復的時刻；它不似災難片中那個被超級英雄拯救或無力拯救的外部世界，不似小行星擦肩之後再彈回的星球撞擊——世界此後悲情地消亡，它亦可以是主體自願從世界之中抽離的絕望時刻，如星光在夜空裡暗淡、泯滅之際——世界仍在，但只對於他者而言。

當一個個時代的見證人逝去，異議聲音漸漸失去，我們該從何處找回那段被埋葬的歷史？後人從書本、報章、電影，甚至遊戲等媒體裡所「看到」的歷史，能否讓我們理解到歷史的全貌及重量？在此為大家送上《返校》小輯，由查映嵐分析《返校》的電影原型：赤觸遊戲的敘事手法，亦有朗天評論遊戲與電影兩種新舊媒體的優點與不足，以及陳子雲指出《返校》作為歷史電影，導演在改編上的掙扎和權宜的後果。

大概林日曦是個矛盾的人，性格孤僻，卻活躍幕前，他肯定不曾有強烈的表演慾，卻偏偏搞了一個「細聲講」，一個人站在台上「咦咦吟吟」。如果黃子華的「棟篤笑」是孤獨、自嘲，林海峰的「是但噏」是隨性、親民，那麼林日曦的「細聲講」則是自我縮小，縮小得近乎膽小。

「我自己也有幾次這樣的經驗－－『咦，為何街道好像變得好走了那麼多？』，原來是因為沒有了欄杆。」城市研究者黃宇軒（Sampson）說。早前有民間規劃組織建議政府考慮不要重裝圍欄，藉此重新審視路面空間的規劃，Sampson也認同，現在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新思考本來習已為常的「規矩」。

獨自在恐怖中徘徊，拼命想尋找出路和答案，卻處處碰到上鎖的門，玩家漸漸累積的焦躁與疲累，正好映照主角靈魂的質地。

曾經在這裡度過美好的時光，做夢也沒想到有天回來，再也沒有快樂，也沒有了對長高的期待。身處埋土技術學院的主角，被末日士兵重重包圍著，唯有逃亡，才有生機。閉著眼睛一直跑，不知已跑了多久。夢中，我們推翻暴政，重建社會，各得其所。醒來的時候，現世依舊。

在整個戲劇觀賞過程中，劇場不會主動告訴觀眾答案，亦從未批判「偷情」，而是在於觀眾當下經歷到些甚麼、作出怎樣的選擇。兩對情侶兩段經歷，同時存在於舞台上，一對有出軌，另一對卻沒有，導演陳敢權於是追問，「你會選擇哪一邊？」

當我們一日學不懂怎樣與地球，即大自然共生共存，繼續妄想自大地以萬物之靈自居，我們便要一直在這個「末日」輪迴中受苦受難。又或許，只有放下「人類」這一種執著，才能如佛陀般，超脫於這種屬於「地球」的「靈魂」的輪迴之劫。

像是要報復母親一樣，寺山修司的作品裡，母親皆是癲狂醜陋，性與慾赤裸裸地在人前攤展，並總是與兒子曖曖昧昧，顯盡是不倫之味。兒子離家出走、少年被中年女人強姦、母親禁錮兒子、弒母等情節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或許射手座之所以是色色的，源於他們對生命的理解與寬容，明白人生只有一次，唯有不停探索，解放身體，才能讓靈魂通往終極的自由。

《返校》改編成電影後，編導的方向似乎有意比遊戲更明顯直接地，以台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為主題，但陳子雲覺得它始終是商業電影，把白色恐怖收縮成，學姊的心理衝突的結果，對《返校》戒嚴時期的刻劃不滿意，也不滿足。

記得以前老師在堂上講解《金剛經》，提醒我們應如是降伏其心，如是開度眾生而又實無眾生可度。為甚麼呢？因為最終都要靠同學自己了悟，有人頓悟，有人漸悟，有人執迷不悟，要是我一著相，執著人相、我相、眾生相，就無法開度眾生，教與學就完了。

從16歲瑞典女生Greta Thunberg獲選美國《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足以證明氣候問題備受全球關注。然而，當權者的執迷不悔，與氣候變化帶來的危機，同步催化著世界末日的降臨。沒有人確實知道最終能做到甚麼，改變甚麼，但林超英保持著的信念，是「生物本該求生」。有些事情，非只想著成功才去做。

進劇場完全把握了這種溫柔，令也斯的多個文字作品變成視覺、聲音及文字拼湊，再在劇場中聚集。

每一年到氣溫驟降、不得不用毛衣、圍巾、厚大衣嚴嚴包裹自己的時候，衣櫃換季大業也就成為查映嵐的頭號緊急要務。對擁有的死物投放過多感情，以致多年沒穿的衣服也不捨送走。那些莫名其妙買下的離譜衣服，說不定在勇氣和配襯力更上一層樓時，會再有穿上的機會呢？

『人們對著自己手造的霓虹神像，虔誠地跪拜禱告，然而警訊已經出現，在逐漸成形的話語裡，警訊中寫著：「先知的話語是寫在地鐵的牆上、以及出租公寓的大廳裡」，在各種沉默之聲中低迴不已。』

在胡金銓的電影裡，一個客棧便是一個江湖，胡金銓擅於經營封閉空間裡的武打場面調度，在客棧空間裡，最精彩的是試探、圖謀等「暗鬥」，這個江湖雖小，卻絕不單薄，胡金銓在有限的空間裡呈現無限可能，更顯其靈動性。

比如說，1981年麗的時期的武俠劇《蕩寇誌》的主題曲《你心澈悟時》，黎小田是用兩個短音結尾，甚是奇特，而詞人因應這特點，填了「可有仇人，背後……下手」！配合得妙到毫巔。

在資訊爆炸的年代，無論是哪種形式的文字或載體，閱讀也是都市人不可或缺的習慣，但對視障人士來說，要「看」得清楚一字一句，卻非理所當然的事。「Make reading accessible to all」，是愛書之人莊國棟（James）的最大願望，由他創辦的小型社企Rolling Books，最近與香港口述影像協會合作，計劃出版結合圖像、口述影像及觸感設計的共融繪本，希望讓大家留意到不只健視人士，才有閱讀的需要。

午後，明微經過橋間，終於看到了——一隻隻鳥的屍體橫陳在橋上，沒有彈跳，沒有躍動，就這樣，靜靜的，眼目圓渾，像小豆子。

身為教學者，學生能應用所學，老師實該感到高興；只是，在欣慰的同時，老師也陷入兩難處境。野之分享幾段師生之間在課堂上的真實對答，對於《醉翁亭記》、《魚我所欲也》、《岳陽樓記》，學生們總能舉一反三。別把政治帶進校園？明明課程上的一眾聖賢、古人、烈士、猛將，都在神交古人的過程中，傳授了仁義禮智之思想，如要問責，請別問老師煽動之責，關於課程編修，尋根究源就一清二楚，誰先帶頭把政治帶進校園？

1965年，胡金銓，33歲。這一年，胡金銓告別了他多年的演員生涯，同時，他作為電影導演的武俠片革命，才剛開始。

原來我們從來不是要避免爆炸，恰好相反，我們是要迎接爆炸，而意義炸得四分五裂不重要，情緒與感染力隨爆炸推到最高點才最關鍵。

Yuli 曾於2018年憑小說〈那個傷口依然在我體內〉獲台灣移工文學獎優獎。集會上，本地藝術團體「影行者」轉述移工文學獎主辦單位「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的訊息，指對 Yuli 遭受的不當對待深感遺憾且憤怒，並支持移民工透過文字發聲。

當卡繆被認定是因普通交通意外而死亡，意大利作家焦萬尼．卡泰利（Giovanni Catelli）的新書，卻揭露卡繆是被蘇聯KGB特工暗殺，以報復他自1956年秋公開表態支持匈牙利起義，並強烈批評蘇聯入侵行動等反蘇言辭。卡泰利在全書結尾表示，希望該書能在「過往曾在海沙上留下的脆弱痕跡，被時間之浪徹底沖刷之前」，將更多證據保留下來。

生於亂世，我們也許都曾質問生存的意義。讀勞緯洛的《卷施》，也在關注人類永恆的命題－救贖。謝家誠在這篇書評寫到，《卷施》包含著詩化的文字、人稱互換、互文、意識流、曲式結構和對印象派繪畫的描摹，當中貫穿並串連整部作品的是救贖的主題，亦是詩小說的形式。正因為先天人性的缺陷，才能產生對世人的憐憫。救贖並不是屬於個人，乃是普世的。

那時候，啤酒已經發酸。我們決定抽籤，讓運氣不好的那個人去探路。一座災後的空屋，被野豬踐踏過的花圈，泥土很刺鼻。河裡有蝌蚪、染血的棉花、子彈殼和針筒。禿鷹從低空飛過，水從頹圯中湧出。

前陣子，社會很流行一種叫「覺醒」的論調，於是黃衍仁創作了《裝睡的人》一曲，回憶人們總把這件事形容得太簡單。早於保衛皇后碼頭和反世貿年代已投入社運的他，就著今次運動也寫下《自己人！團結唔會被打沉！》。在這篇專訪裡，黃衍仁提到自己除了社運外，還有很多其他人生上的學習，包括靈性上和身心上的，而它們往往與社運行動有衡突。歷史的巨輪不斷滾動，世界依舊不斷運行，如他所言：「那些轉變是我們無法阻止它發生的。」

今年就讀人文學科 final year 的大學生 Sherry 和 Joyce 卻決定不甘平凡，聯同已畢業一年、兼職教結他的阿翹，在油麻地一幢商業大廈的12樓開設以文史哲書籍為主的二手書店——「貳叄書房」。

我們但願，雞蛋的隱喻，有著這樣的可能，樸素而高貴。像小小的祝福，陪你渡過困難的時光。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近年最常被人引述的名言：「在雞蛋與高牆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邊。」我們切不可放棄青年。

正如在最近《3016》的教育劇場演出中，學生扮演企業的實習生，需為公司構思一雙鞋，卻有學生回答用糞便，演教員處變不驚，更一本正經地回答：「那麼你要考慮處理素材的成本，考量身處3016年的環境，再檢視造鞋的物料。」

那是炎症一般的語言 / 傷口長成了肉，但我們知道沒有甚麼真正在痊愈

雨傘之後，兒子退居劏房，時代與街頭，通通都過於龐大又無從掌握，於是他將力氣從運動轉移到經營關係上。他上班、賺錢、渴望與伴侶平靜過活。在沒有英雄的時代，他不過想做一個人。

「世界末日」呼喚人們對時間和生活的想像，因為迫切，所以想像。2019年，香港的動盪之年，《無形》編輯部以至我城香港，都在經歷一段疼痛的時期。今期《無形》邀來本地劇作家陳炳釗，講述一段在我城烽煙四起之際坐飛機到另一個城市，卻有倖存感覺的「末日之旅」；對神秘學有所研究的媒體人鄧烱榕，講述「末日」揭示的可能的文明浩劫。 末日既是想像，當然也有文學涉足的空間。80後詩人陳暉健的〈世界末日〉和90後小說作者洪昊賢的〈潛行〉，各自以不同取徑，以文學創作回應末日的諸種面相。末日大概是人類不能逃過的命運，但林超英在專訪裡斷言拒絕袖手旁觀，只因身為大自然生物的一份子，努力掙扎求存也是我們的責任。在此躁動時代，末日感油然而生，在這漫長黑夜裡，但願我們一起做個守夜的人，守護我城。

成人各種醜陋面相（根本就是衣冠禽獸），孩子全都放在眼內，但心知這些束縛和秩序如何牢不可破，遂寄託精神在理型的「神」身上，奉行一套絕對價值，懲罰違反這些信念的人，納粹主義也就逐漸萌芽。

漫畫《文豪野犬》重點描寫的自殺癖，書封書背必印的「生而為人，我很抱歉」，與女子殉情而死等，全是我們耳熟能詳浪漫得殘酷的「太宰賣點」，然而在蜷川実花鏡頭下的太宰治，渣男故事卻不再局限於此，也更令人著意那些女人在太宰治的生命裡，擔當著怎樣的角色和地位。在這個專題小輯裡，結集鄭政恆與梁偉怡的兩篇影評，亦包括沐羽對太宰治的延伸思考，《虛詞》記者黃柏熹也找來電影以外的改編，讓讀者從不同面向去理解和正視太宰治的人間失格。

上周末舉行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其中一個焦點話題是人工智能與詩歌的討論。「以人工智能作為切入點，討論何為人，何為詩人，何為詩歌。」這是執行總監兼策劃人宋子江舉辦講座的想法，而在幾位出席的參與者當中，尤以Ash Koosha與Yona的身份最為特殊。他們並非詩人，一個是生於伊朗的音樂人，一個是由人工智能開發的藝術家。人工智能如何令寫作媒介產生巨變，正好從這對音樂「拍檔」開始講起。

廖偉棠說，「我們兩人都是古怪的父親」，這是指他們都身為作家，有著不一樣的價值觀與人生軌跡。但他們對於子女的成長，還是像一般人那樣擔心東擔心西，這也許就可以稱為中年維特的煩惱，少年時期的激情與對於世界的浪漫想像，都收束為對於家庭與後代的擔憂。

文如其人，這是正為首齣胡金銓長篇紀錄片進行最後剪接、台灣導演林靖傑對胡金銓的印象。今屆「鮮浪潮」焦點影人系列（12月6至15日），選來華語電影武俠片大師胡金銓的13部經典作品回顧。透過拍攝追蹤胡金銓足跡的林靖傑，來港出席講座分享拍攝紀錄片的點滴前，訴說自己如何從「完全不熟」胡金銓，到真切感受並體會對方的神級魅力。

於是「埋班作樂」音樂創作及製作人才培育計劃在音樂狹縫裡撒苗播種，為了提供更多選擇的權利，一群音樂人「行埋一齊」，由資深音樂人帶領新人組成班底，一邊「作樂」，一邊「玩樂」，在艱難的工業中組成一條可持續的音樂人鏈，做新的音樂，自己喜歡的歌。

蜷川実花不止拍太宰治這個渣男，還拍他身邊的三個女人，梁偉怡在這篇影評寫到，這三個女人在蜷川実花的鏡頭下，都在關係中強悍地予取予求，絕非為愛為家庭為男人犠牲的愚蠢小女人。有一點要吐槽的是，明明電影描述的是三個有獨立個性的強悍女人，但中文譯名讓她們都變成了太宰治的女人，失去了三人的主體性。

我，以及C，還有許許多多校友和同學，都無法對中大正發生的事坐視不理，警方的行徑無疑是直接侵犯了我們心底裡某個至關重要的部分，而我們必須守護它。

兩人一起時過著狄俄尼索斯式的放縱生活——不是喝得酩酊大醉，就是進行S/M式的交歡，也思索著同樣的問題：倘若人透過在理性的範圍之外探索，遲早會在夢裡，在喝酒時或在共享的性愛銷魂狀態中，發現「存在」與「虛無」、生與死都是「一回事」，那麼，「偉大的尼采式探求」，或任何其他的甚麽探求，究竟目的何在？

很多人的成長部分，都缺少不了生命麵包。煎隻荷包蛋，加兩塊生命麵包，一杯滾熱好立克，這是張婉雯的四季日常，也是她那代人的四季日常。不因為特別美味或營養豐富而吃，更多時只為一種習慣，而習慣總是讓人安心的。化學海底撈令人虛火上升，麵包卻可日日吃之鞏固身心，二者若只取一，賢者自知何所選也。只懂炫耀自己可以吃海底撈的那群「綠色物體」，顯然不在其中。

從衣食住行各方面共建「黃色經濟圈」，重新整頓個人消費模式，探索從未光顧過的小店之餘，同時也似為自己的部分習慣來個斷捨離。佬編分享他幫襯了十幾年的理髮師，透過偶爾才有的吹水，得知對方原來是個藍絲。理髮師當時沒有大爆發，不是因為相識多年，只是沒有得失一個熟客的理由。而佬編不剪頭髮，也不是為了錯怪好人，而是擔心重新適應新師傅，會不習慣。

我們處身同一個城市 / 你那邊卻成了荒島 / 我不會明白你現在的悲傷與孤獨 / 在外面能做的或許都做了 / 我其實也同樣茫然

非牟利組織發表了一份調查報告 / 資料顯示，四成半同意是同志的受訪者曾舉報他人。/ 資料顯示，其中三成不覺得自己是彩虹。

《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緒論所具有的參考價值是紀大偉著重處理「同志」在台灣文學的一份「現代性的報告」（Tongzhi Modernity），而這種現代性的展現即是權力競技場的展現。紀大偉透過追蹤權力場的運作，發現三種角力痕跡，包括「本土vs國外」、「壓制vs興盛」、「主流vs非主流」。在閱讀香港文學內同志書寫的過程中，我發現紀大偉的視角對香港同志文學研究相當有啟發性。而同樣追蹤著權力的氣味（因為「同志」本來就是被各種權力共同建造出來的），我也得以窺見三種角力的痕跡，成為支撐「香港同志文學」成為範疇的證據。

「在立場內部書會，有人諷刺地提及過『現在香港很民粹』，實質是批評很多人被情緒蒙蔽了雙眼、與運動主流不符的意見容易被抹殺等等。這本書就能好好的回應這些問題，解釋為何左翼民粹不會令人民均一化、為甚麼每一個能動者（agent）都能保留自己的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究竟是怎樣把最多人的意見放在一起的同時，又能保存每一個人的獨立性。」

同志，跟住去邊度，這是今期《無形》探討的主題。將「跟住去邊度」這五個字拆開，又會是怎樣的想像？此文作者透過五篇短文，將同志的細膩情感刻劃。邂逅時、忐忑中、表白前、婚宴裡、抱著你們的孩子，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場景，不同的感觸。只能虛擬親暱擁抱的景象，只能想像不屬於自己的幸福。或許，也說中了你的心聲。

訪問在岑子杰二度受襲之前。當晚正值特首林鄭月娥首場「社區對話」，民陣召集人岑子杰坐在筆者面前，正看得入神；不是新聞直播，而是一本香港同志詩人的詩集。後來他提起自己逛書店的經驗：「當我打開一本好正的詩集，讀到一首好正的詩，我會心跳加速、站不穩、超級興奮的我看到靚仔也沒有這樣的狀態！」

原本應該坐在課室揮發青春的學生，到底是誰迫使他／她們不是守在校園的前線，便是躺在臨時醫療處的體育館地上？每個被誣蔑為暴徒的學生，在洛楓眼中都是那麼的純樸。明明之前還在興高采烈地說要研究誰的詩，轉個頭卻在抵禦警察發射的催淚彈、橡膠子彈、水炮車之中受傷。學生不是暴徒，祗是優秀的人被殘酷的極權者統治，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悲哀。

打開my little airport的playlist，總會在他們的音樂中找到那份苦澀的共感，以及，那份在苦中感受逍遙的難得滋味。近月來，mla相繼發佈了三首新歌：〈今夜雪糕〉、〈吳小姐〉、〈K同學〉，每一首依舊充滿了mla獨特的故事性和時代觸覺，從自我的意識和生活空間出發，見證著反送中事件的細節點滴。在圍牆內找出缺口，缺口中播放的音樂，撫慰著我們苦難的人生。

19. 我們會在床上等待黎明 19.1 平息我們，因為我們的眼睛 19.2 看見所有 19.3 眼睛（除了我倆的）都盯着我倆

誰都沒有想到這首詩會如此貼合當下的香港，無論是德國詩人布萊希特還是香港詩人翻譯家黃燦然。台灣詩人鴻鴻把它發佈在自己的臉書上，台灣歌者王榆鈞在香港訪問時，把它譜上曲，配上一支木吉他刷刷，沙啞地吟唱出來，不像輓歌，像戰歌。

問到黃耀明有否想起哪首歌，寄語正在爭取民主平權的香港人。明哥稍稍思量，片刻就說起《光天化日》的歌詞：「愛裡找不到恐懼／只恐怕找不到愛侶」。人生而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縱然活在荒誕日常，有愛未必能驅散城內的恐懼，也無法抵抗同志遊行十年首被禁的命運，但信我們對著青空許願，能在恐懼裡找到值得留低的希望。

無論光明黑暗、雨日晴朗，同志運動一路走來，總是濕氣濃重的。關於這一路的同志運動，從同婚通過首日為朋友當證人說起，沿途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然而，最好的時代來臨，最壞的也來了。同婚之後，還有很多場硬仗要打，人權也非形單影隻，每個議題互相扣連，而在人權的這面網之下，我們都是共同前行的同志。

近期正在上映的《金智英》，揭示韓國女性如何在生活裡受壓迫，尤其是30歲年齡層育有兒女的母親們。當然，女性在職場與家庭中面對的性別不公問題，並非韓國獨有的現象，面對的艱苦不只沒有誇大，甚至存在跨文化的共通特質，仍待我們好好面對。或許正如吳爾芙在《自己的房間》裡提到，如果莎士比亞有一個才華相當的妹妹，她最後也只會因為社會對女性的抑壓，無法發揮所長，最後自盡而死。

殉情除了表面的浪漫榮光，它背面的悲劇性是如此濃厚，就在殉情前一年，太宰為何在〈二十世紀旗手〉寫下了「生而為人，我很抱歉」？那是因為，當他在這部小說裡寫下自己的理想愛情模樣時，在現實中，他的妻子一笑也不笑地說：「那根本不是我。」這就是太宰治私小說的核心，那些女人誰都不是，只是太宰治失格的憶想。

尼加拉瓜詩作，含蘊濃厚的人道主義，其悠久的文學傳統，融合獨特的地理環境，再調入混血文化。這樣在長遠歷史的政治苦難下，激發通過風土味的想像，創作出有拉丁浪漫氣質兼現實批判精神的詩篇。

蜷川實花拍太宰治，在鄭政恆看來，是唯美派眼中的無賴派。雖然太宰治與山崎富榮的感情世界，似乎與文學創作並無直接關係，但導演卻突出了身體狀況這點，呼應了太宰治殉情其中一個原委：將生命燃燒殆盡。群體與個人總有張力，那些所謂突破的出路，不論是愛情與文學，只是生命的燃料，原來最後擺在面前的，終究亦只有死路一條。

與你並肩走在人滿的街，我妒忌櫥窗中無神的情侶。面對著世俗的禁制和目光，我們在陽光下，保持沒人懷疑的關係。手背互相碰上，卻伸不出尾指去勾起思緒。生命苦短，心願其實很簡單，只想在光天化日之下，但願愛裡找不到恐懼。你停下捉緊我說，不用怕，今夜的月色會很美。

佢哋大國嘅人，完全冇一種侵略者嘅殺戮慾，冇想過血腥殺人舐舐脷嘅變態，反而係一種「而家有嘢益你」，你好我好大家好嘅氛圍。

永遠與生命絕緣（Distance），承受著冥界的無盡幽黑（Shades），天蠍座觸及的就是我們所丟棄的（Discharge），最渴望的就是擺脫（Dismiss）。

當你挺著憂鬱的向日葵來我房間避雨，你說你只能這樣秘密地愛。陸穎魚的這首詩作，說出她和她之間不能言明的愛。一切也是寂靜的，但亦只能這樣低調地作回應。有種愛必須懷孕在房間但不能出生，有種愛必須用那個人離開之後的漆黑告白。

風吹香港 / 夢寐間幻變 / 煙塵裡不滅

而這些警察的頭顱還遠遠不只是不夠體面——處長忽然覺得，這麼多頭顱匯聚在一起，就像一個暗黑的、適合置放於集中營裡的波波池。

這五個月以來，香港人每天都承受著無窮無盡的劇痛。以往，依靠各個崗位努力地持守的制度是身體的皮膚。可是它在崩壞，被某種惡的意志，從執法的部門內部，搗毀了建立多年的守則。韓麗珠透過這篇專欄文章，分享她在法蘭克福參觀猶太人小巷博物館時，身處陰暗如地底的館內，看到以極簡文字配上圖畫的故事。在業的循環裡，救贖究竟在哪裡？

「不好意思，那件事之後，你和其他人一樣，都成粉了。還好你死剩一個頭顱，意識大致完整，只是記憶倒散了絕大部分。我們當時慌忙掘開附近墓地，把各種手手腳腳，胸骨肋骨拼成一副新架，再安上你的頭骨，讓你暫時有個歸宿。」兩人一人一句，聽得還以為出自一人之口。「所以我只是一部拼裝車？」某君凝視水中是自己但又不是自己的倒影，揮著長短不一的雙手說。

十一月本是同志遊行的月份，縱使今年遊行很難獲批，《無形》還是決定以同志為題，探究香港的同志運動之想像和方向。為了更與當下形勢互動，本期採取新的結構，將岑子杰與黃耀明的訪問置前，並請來李薇婷寫香港同志文學評論，台灣青年作家李屏瑤寫台灣爭取同婚合法化的運動記憶，黃裕邦詩的備忘錄文體見規條對欲望之中介。在香港搖搖欲墜的時期，《無形》繼續迎難而上，與香港人一起反抗，加油。

在倫敦地鐵站看到大字寫著「Dreams」的海報，茹國烈以為是鼓勵年輕人創新和夢想，查找後得知是市政府防治持刀罪案的宣傳。發夢和帶刀，哪個更危險？城市本來就是極大量陌生人聚集的地方，互相碰撞，可爆發出新想法，也可產生衝突。與其相信著城市頌歌，茹國烈更感城市是正邪交戰的所在。倫敦也好，香港也好，何嘗不是一座座的葛咸城？

艾慕杜華新作《萬千痛愛在一身》，劉建均在這篇影評以「和解之旅」來形容。雖然風格平實，花招不多，但艾慕杜華就旨在直抒胸臆，自我回顧，洗盡鉛華，劇作結構始終有驚喜，既柔情又深情地反思自我，把自己的情感和記憶娓娓道來，刻畫觀看和創作電影的欲望，戲中戲外有戲，向觀眾打開自己的心扉，拼砌著和解的拼圖，述說着痛苦與榮耀。

今年是太宰治 110 週年誕辰，日本導演蜷川實花以太宰治與三位女性的的生平故事改編成傳記電影《人間失格》，由演員小栗旬飾演這位富有異性緣的帥男作家。太宰治多年來一直是熱門的改編對象，尤以名作《人間失格》最受歡迎，屢被改編成漫畫、動畫和電影作品；除了陰鬱照片以及小栗旬的帥男臉，還有廢青、暖男偵探等不同形象，日本媒介「再現」太宰治的熱衷程度，也可算是一種文化現象。

有說至今《麥田捕手》已經在全球售出超過六千五百萬冊，有二十七國的譯本，讀者人數可能破億。《麥田捕手》裡的霍爾頓．考爾菲德是永遠的少年，他脆弱、敏感、憤世，對所有事情都看不順眼，他是比「垮掉的一代」更早垮掉的一個，是詹士甸出現之前的詹士甸，他的身影注定長存於每一代的年輕人心中。

文化評論人馬國明撰寫的深度金庸評論，上回講到金庸武俠世界的父權主義，後篇圍繞這個主題再作延伸，而他更在《鹿鼎記》裡的韋小寶身上，找到後父權主義社會裡的處身之道－非政治化的政治。將此連繫到香港的時局形勢，金庸武俠世界中的大象，其實就是香港，即使現在金庸已經離開，活在那個世界裡的大象仍然活躍，而且值得我們去關心。

甚麼也看不見，甚麼也不被看見，把苦難丟進荒蕪。但社會總是沒錯的，錯的總是我們自己，總是那些最平凡最普通的人。弱勢，權力，罪惡，正義，被拉，被鎖，要你有罪，你就有罪。被制度默認，縱容，乃至鼓勵，撐到最後一刻，為甚麼會連憂患亦無處容身，終被迫向自戕一途。問題困在腦袋裡，四周的物件會繞著打轉，如同浮木失去平衡。不停問，不停問。又如同一個懸空的人，一直懸在不敢看向的窗邊。

活著為求甚麼？為了活著，我們又要做些甚麼？那夜，山人沿山線組發亮的人鏈，讓劉偉成醒悟自己並非苟且活著。也許，我們會對前路感到迷茫，也許，我們在黑暗裡找不到光明，但當感到無力失望時，想想那夜在獅子山上組成的人鏈，想想因它而結聚的每點渺小力量，那點照耀著的光芒，全世界都在注視著，而它，也是我們活著的意義。

另類、前衛、超前，那時的香港竟容得下這樣的關淑怡。當然，初從日本回流寶麗金的她與所有歌手一樣，都以K歌起家，憑〈難得有情人〉一曲贏得「勁歌金榜冠軍」，上台演唱時留著一把長曲髮，一抹朱唇，一襲露腰緊身裙，演唱時生澀地扭動腰肢，既青春可人，又不失性感，站在負責頒獎的周慧敏旁邊，即使初踏頒獎台板卻不失風采。

他走進地鐵站，連舉高雙手或拿出身分證的時間都沒有。他被眾多武器淹沒，那些制服看起來就似火山、海嘯、地震與龍捲風。原來人可以同時像那麼多種天災，他想著，如果把這些東西都寫進課本裡，同學們會如何理解呢。

中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早前舉辦「六四：小說與大說，香港與中國」座談會，請來黃念欣與何曉清作嘉賓，從文學和歷史、香港和中國出發，分享她們對六四的研究。即使文學作品未必像歷史寫作般，負擔起事實與真相的責任，但正是其含混複雜，能夠引領我們更全面地認識天安門事件的記憶與情感。於當下多角度地回顧六四，不僅是對事件本身的分析，更有助我們思考香港的局勢。

當黑，聽起來是個很負面的詞語。然而，對自幼患上罕見皮膚癌，天生一身斑點的陳偉霖來說，當黑不過是他的根本。「哇，點解你會咁㗎？你啲嘢會唔會傳染㗎？」聽過種種難堪的說話，陳偉霖漸漸明白到「黑色肌膚給他的意義」何在。與白無緣，今天的他，衣櫃裡99.9%的衣服都是黑色，之所以穿黑，是要讓人更專注於他的黑。

黑色藏污納垢，黑社會古惑仔、舞場高官達人、後巷清潔工、送外賣送速遞，大家都愛穿黑衣。只有心裡有鬼的人，才會將黑衣看為邪惡，將穿黑衣的人，看為害群之馬。

我覺得母親看過後，說出「班人痴線㗎，搞破壞」相當合理，因為電影的確沒有提供任何稍為深入的理據去訴說抗爭，甚至只簡化為仇富。

地上本無路。要不斷提及歷史，正因為它並不這樣廉價。而回到每個個體，使人真正得以成為人的，是更根本的東西，我們的良心。你又憑什麼認定這個世界，係咁㗎啦。

漢德克在南斯拉夫的政治問題，長期表現出一種「文學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矛盾面貌，尤為令人反胃的，是他一直旗幟鮮明地支持米洛舍維奇在波斯尼亞戰爭中的所作所為，並在戰爭結束後寫下兩篇遊記《多瑙河、薩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納河的冬日之旅，或給塞爾維亞的正義》（Eine winterliche Reise zu den Flüssen Donau, Save, Morawa und Drina oder Gerechtigkeit für Serbien, 1996）及 《冬日之旅夏日補遺》（Sommerlicher Nachtrag zu einer winterlichen Reise, 1996），試圖為塞爾維亞種族主義「平反」。

相比文學與視藝兩個範疇明顯出現本土VS大陸的政治性對壘，戲劇、藝術教育、電影與音樂情況顯得沒那麼惡劣，多談及資源分配機制，及如何為業界「造大個餅」。不過戲劇組火藥味較濃，藝術教育與電影組亦呈現出世代之爭，最終會出現新舊交替，抑或薑是老的辣？需要各個界別的選民擦亮眼睛，投下智慧一票。

太多黑鏡子給清洗 / 只遺漏它照出巷口 / 早上走過的身影匆忙 / 上班，像它與手足

麥曦茵拍攝首部劇情長片《烈日當空》時只有23歲，那時她拿著200萬港元經費，並要在24日內把電影拍完。事隔10年，由麥曦茵執導及編劇的中港台電影《花椒之味》（Fagara），台前幕後陣容鼎盛，然而探討的命題，卻從未離開《烈日當空》，說的是自我發現、自我療癒的過程。《花椒之味》小輯包括劉建均與高琳達的精彩影評，同是以《海街日記》作比對，前者麻辣、後者芬香，也有虛詞記者黃柏熹的麥曦茵專訪，揭開了電影對導演的特殊意義。

近年發生過多種政治審查事件，藝術自由、表達自由於是成為是次選舉的重要關鍵詞，不少候選人都提到「藝術自由約章」，如何落實約章，保障藝術工作者進行創作或與不同機構合作時，避免因個人政治立場而面對壓力，捍衛香港表達自由；此外，亦有不少聲音關注藝術平權、藝術通達服務。而在視覺藝術與文學藝術兩組，則鮮明出現本土藝術與中方統戰兩派之間的爭持。

香港電影導演麥曦茵的新作《花椒之味》，就是一部面對家庭創傷的電影。「我跟我的學生去看這部電影，他們看完都哭得停不下來。」麥曦茵說。流淚是因為心裡受傷，《花椒之味》的角色都走過一段家庭關係的療癒過程，不禁想問，現實中也有療癒的可能嗎？

與法國哲學家巴塔耶的情色哲學類近，在狂喜與高潮的那一剎那，是沒有語言可以觸及的，頭腦的完全空白與失去意識，如同一場小小的死亡。一切意義都得從事後追溯。村西透的色情哲學，正是事後以加工與潤飾去補足，去捕捉那人類對於禁忌與反差的渴求。讓影像與語言伸出手去觸碰那不可觸摸之物，嘗試先發制人，預判出大眾的愛好，讓熒幕前的觀眾參與犯禁的過程。

而且我始終相信快樂抗爭（這個概念跟無政府主義是緊密結合的）的必要性，即使現在已經到了革命前夕生死存亡的關頭，但我們仍然可以向意圖製造恐怖的權力展示：政治抗爭不只意味著你們所信奉的殘酷、暴力、血腥，快樂抗爭的方式本身就昭示了我們的選擇、我們與恐怖權力是兩個世界的人。我們這樣也是告訴那些不去抗爭的人，讓他們明白，喔，做一個反對派原來可以這麼快樂。反對派不一定就是被迫害、生活在黑暗與痛恨裡，他可以捍衛自由的同義詞：幸福。

「愛或許能移山倒海，卻不足以拯救一個你愛的人。」 「拯救我的是電影。」

現在真正控制香港政府及警隊的政權，不會真正讓步，對他們來說，正式撤回草案和送兩個建制人士入監警會和找幾個外國專家檢討一下便完事，之後便繼續往死裡打，繼續在街上濫搜濫捕濫打年輕人。他們打算像民國時代奇書《厚黑學》說的那樣，厚黑到盡，殘酷自私邪惡厚顏到盡，不理會美國很可能通過的《香港民主及人權法》、不理會國際評級機構降低香港評級會影響企業融資、不理會歐盟的抗議、不理會中美貿易戰需要顧及的國家形象，總之就是往死裡打。

2019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同時補頒因「me too」風波而停辦的2018年度獎項，於是今年有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2018年度得獎者奧麗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是波蘭小說家；2019年度得獎者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是出生於奧地利的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和電影導演——兩位得獎者都來自歐洲。在「me too」風波之後，把諾獎頒給女性主義作家朵卡萩，以及經常毒舌諾獎的漢德克，是表示虛心的姿態嗎？

香港急升，香港急跌 / 香港預測今年下調百分之十 / 香港的人民追隨外圍波動 / 香港吶喊，香港失聲 / 香港到底翻騰出一種生命

作為十二星座裡唯一的無機物，天秤座象徵公義之判斷，因此常被說成和平主義者，但其實天秤座不是喜愛和平，而是喜愛世界呈現平衡的狀態；天秤座也不是愛美，對美的執著也源於對平衡的執著。對平衡性的永恆執著，令不少天秤座成為了看世界不順眼的人。醜陋的世界需要糾正，革命就由天秤座做起。

台灣作家、學者楊佳嫻日前到訪香港，當她走出藝術中心，自然而然就匯入遊行隊伍中。在楊佳嫻看來，一個人在其所處的地域、族群之中總有身份、歷史密密勾連， 因而不可能擺脫得了政治。對於前路，楊佳嫻感到悲觀，可令她感動的是，人們可以戰勝悲觀和恐懼， 堅持一步一步地把前路走出來。「一個人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實踐，文學只是其中之一，真正進入政治衝突內部，文學又可以發揮什麼作用？」這套語言的煉金術並非完全失效，只是拒絕淪為時代的某一種目的或手段而已。

於是，我發現，黑色於我，已經代表自由。 近來不少人用政治的眼光，問我為甚麼穿黑衣服。 事實上，從小到大年來，我的衣櫃，幾乎只有黑色衣服。 也許因為白天的身份、角色、崗位、責任太壓抑。 到了黑夜，才像回家。

太宰治的小說，讓韓麗珠想到塔羅牌裡的「惡魔」，從正位去看，墮落、惡意、頽廢，被物質、權力和色慾駕馭了精神和理性，但把牌倒過來，則是透徹地看清並容納所有的黑暗面後，重新選擇一條自由的出路。那天，城市裡的提款機和街道、被催淚彈污染過的空氣，讓她再次想起「惡魔」牌。看破了價格，再略過價格，重新看到人和事物的價值。說不定，空蕩蕩的櫃員機暗藏祝福。

政權不仁的躁音，在這一百多天化進日常，生長在無數人的腦袋細胞。那些曾經有過無憂無慮的時光，彷似已是老遠以前的事。「到了2046年，你們幾多歲？」同一個問題，何潔泓如此向幾名青年問道。縱然青春有限，但好些人的上半生，已決定了在這無可救藥的城市，要做一個自由人。無人知道要走多遠的路，卻都不顧一切與之共赴。

《花》片的設定令角色行為符合道德規範，於是觀眾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他們。不少華語片也存在這個問題，我也可以拿近年港產片作例——《翠絲》（“Tracey”，李駿碩導演，2018）中的政治宣言、《淪落人》（“Still Human”，陳小娟導演，2018）毫無逾距的主僕情深。外國的月亮不是特別圓，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作品，但《海》片的人性缺陷、《人魚沉睡之家》（“The House Where the Mermaid Sleeps”，堤幸彥導演，2018）中的道德爭議（雖然結局太爛），在主流華語片始終太罕見了。

父親久穿的工服還沒有洗淨 / 熱氣濕透灰色 / 衣袖中瘦手伸出甘芳 / 工房空氣混濁窄窗外曙光欲明

近距離槍擊中學生，是他，也是我們胸口的痛，詩人呂永佳、淮遠、熒惑為此寫詩，刻劃這種義憤填膺。

談及在警棍陰影下的香港，淮遠問廖偉棠：你現在寫政治詩，寫完後可以解決心裡的沉重感嗎？淮遠坦言，有時重讀自己的政治詩，還會忍不住落淚，完全沒有言說過後的療癒效果。廖偉棠沉思一會，才回答：「其實沒有寫作可以承載到療癒效果，但我們可以讓心裡的難過通過寫作，讓它變得更清楚，就如魯迅的〈藥〉，最後仍要留一朵花，給世界留點希望。」詩人沒有警棍，只有詩歌作為武器。

國既不是我們的國，這個國又顯然沒有值得我們付出愛的條件，那麼我們宣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愛，那是出乎本心，天公地道，更可以理直氣壯，不必遮遮掩掩，欲說還休。

黑色是一種有代表性的顏色，意思是說，它常常遭到標籤。有光就有暗，黑色時常代表著對現狀況的反撥，哀悼，現實的影子，致命的補充。我有時覺得黑色根本的意思就是「相反」。黑色也醞釀恐懼，隱藏著不明的危險。

在「小說改編電影」課上，我死都要教徐克版的《倩女幽魂》。1987 年的電影，比同學都要老。而且很多人都已看過，興趣自然不是很大；今年又兼遇上舊生被控暴動，不少同學去了法庭聲援，課室學生又少了點。但我還是，覺得非要講《倩女幽魂》不可。

寓所在三樓，走出地下室需要攀登蟠龍似的樓梯蜿蜒而上，讓我想起杜氏命途多舛，他的前半生本來風平浪靜，因為結交朋黨，閱讀被禁文書，突被官兵拘捕，判處槍斃，子彈橫飛的一剎那，沙皇改變主意，判處充軍西伯利亞，五分鐘的轉折，生命彷彿從有限到無限，應該怎樣善用「永恆的時光」，成為杜氏後半生不斷思索的課題。

《放逐》是方祺端自編自導的作品，本來是為前進進「新文本工作室2.0」而寫，沒想過會真做，更沒想過要自己導，諗住寫完就算，所以寫得比較肆無忌憚，因為沒考慮過演出問題。結果，排練的時候，屢屢出現「呢啲對白唔係人講架喎」的聲音，但其實，方導都有一個偉大的夢想，「因為我讀文學出身，而現在講文學，好多時都係講詩、小說，劇本作為一個大範疇，好像被割開了，所以我想寫一個比較有文學性的劇本，但如何將有風格的文字，放落一個演員身上，而又要做到，係幾困難的。」

王良和早年寫詩，後來又在葉輝的慫恿下開始寫小說，出過兩本小說集，準備出第三本，寫過〈魚咒〉、〈降身〉、〈和你一起走過華富邨的日子〉，關於他的童年、父母、家族史，亦側寫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風景，王良和說自己的小說大多基於真實事件，不喜歡虛構，嫌虛構的事不夠質感，不過卻會在技法上運用他所謂的「仿夢筆法」，出入真實與虛幻，製造疑幻疑真的效果，他說：「我諗我無意識寫什麼題材，我只是挖掘我的記憶，記憶裡有這些元素，就寫了這些元素。」

暴雨擊碎路面的石磚 / 飛濺的水花帶血 / 歷史是一個東歪西倒的回收箱 / 被錯誤投放雜物 / 我們將以青春嘔吐 / 並且拒絕痊癒

對他來說，「董建華那個年代並不難畫，因為都是『懵懵哋』，可以拿來搞笑。曾蔭權時代較平穩，因此畫得比較少。到了梁振英，中港衝突便特別明顯。因為（政治問題）已經不是他自己一個的問題，而是反映了整個中港形勢的轉變。」他特別指出，梁甫上場，他已知道要小心。因為梁與前面兩任特首都不同，「很會包裝，很會轉移視線，（處事手法）比較現代一點，懂得心戰、操控宣傳，高級很多。要怎樣去破解他的說話，然後很快將它表達出來，對新人來講則較難。」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日前（九月六日）舉辦講座，邀來鄭詩靈教授、譚萬基博士、周豁然女士、鍾浩浲先生，以人類學角度解釋「暴力」的不同面貌。講者提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其實充斥著無形的暴力，法律、經濟、生活價值等看似和平的秩序，無不是通過看不見的暴力來維繫。最後，講者亦討論了邁向非暴力的可能。

乘著九月大、中學生陸續開學，罷課的新聞幾乎佔據半個月來的關注，尤其是中學生穿著整齊校服參與罷課、集會、組人鏈的影像，頻繁地在社交媒體上出現。說到中學罷課，筆者倒是曾有過一次特別的「罷課」經驗。準確一點的說，是一次「失敗」的罷課經驗。

愛國有充分的正當性，有榮譽感沒有罪惡感，有衝動沒有壓力；自我感覺良好，又可以理直氣壯批判別人；既對黨和國家盡了一份力，又可陶醉於自己未改「初心」——這是最安全而又最能體現個人價值的事情。至於批判現實，反省制度，保護香港，反抗壓迫，那要冒被標籤為反革命的危險——最慳水慳力的選擇，當然是愛國愛黨，更別提有現金津貼那種事了。

駱駝原計劃的台詞，是問她喜不喜歡，她若說喜歡，他便說：「我問的不是花，而是……」此刻，他艱難地以蹄和牙齒拉拉扯扯、舌頭吞吞吐吐，把幾朵小花別在白馬的鬃毛上，希望讓她知道他的意思。

現在想來，我可能對五線譜有種本能的厭惡。音符樣子像蝌蚪（望著五線譜打瞌睡時尤其覺得像，簡直是一大堆蝌蚪在眼前歡樂游弋），那種冰凍滑膩的異物感，跟音符一樣叫我害怕。

接過在綠色玉石小盆中的妙玉，脖子有斑點，四肢的皮有點爛爛，急急將有點俗的盆中水，換上瑞士泉水來用藥，還多多帶她到園中曬曬太陽。自己有皮膚病，還什麼醫病靈龜，真是的。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並非一成不變，它在冰點以下化作堅硬的冰，遇熱時氣化於空中；看不見但不代表它消失了，時刻存在於我們一呼一吸之間。

以亂世為由，燃放煙花 / 天空辛辣如港口瀰漫的濃霧⋯⋯

創作《臉》時的蔡明亮無疑在重施故技，卻為羅浮宮注入了新的意義。

生於邊緣而遠觀萬化的夏曼，或許一早就清醒地感受到身體中的道之所在：「你不能跟我說，儒家思想是全世界的中心思想；對我而言，我的身體早已在履行莊子思想了，這就是我海洋文學的本質。」

止戈為武，正是李小龍截拳道的精髓：攔截的拳術，靜待對方靠近進攻，以己之長攻彼之最近處，後發而先至，截擊來勢，對方每每出手即愈打愈傷，漸漸失勢而放棄打鬥，以此達到止戈之目的。這種消解自身的武，不單是以技術及運動為主的武術，亦超越打仗實戰，武鬥打擊的武功，截拳道是一種武藝，是哲學，是拳術，是道。作為香港人，我們都渴望和平，但面對失治之城的濫權暴力，我們只能以武制暴，而在新時代除了相信群眾外，我們亦能從截拳道中學會，我們亦能相信自己。

雄仔叔叔講故事。

「咦？佢又喺度。」每次在live或臉書見到何韻詩夢遊的身影都暗自一驚，她總是企得這麼前，而且，幾乎是每一次，點解可以連眼罩都冇？從雨傘運動走到今天以「反送中」拉開序幕的抗爭主場，五年來香港人經歷了多少，何韻詩也就經歷了多少。近日的文宣講得好，「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連大家都開始有「核彈都唔割」的覺悟，就知大家有幾想贏，不只要完勝林鄭、摑她一巴，更加要贏回香港人的良知。大家堅持不割席，問何韻詩點先會割，她答得堅定，除了強權，其他點都唔割。

以《壓迫與自由》（Oppression et Liberté）所輯錄文章寫成的年代（上世紀三十年代）而言，竟比大多數左翼思想家更早體察到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真實本質，如此充滿洞見不禁令人配服。

周保松七月出版新書《我們的黃金時代》，收錄近年關於雨傘運動的文章、訪談，還有他的本行——政治哲學、公共哲學的討論。書中最後一篇文章定稿於6月19日，當時還只是這場「反送中運動」的前奏，或許當時誰也沒料到雨傘運動五年後，香港會再次出現如此大型的社會運動，史無前例200萬人上街遊行，更沒料到事情會如此發展，最終演變成硝煙四起的夏天，或者用周保松的說法——「自由之夏」。

銀林堂是位於白川通上的一家舊書店，它沒有文青書店惠文社那種精緻的裝潢和典雅的格調，它的氣質更接近道上的雜貨店與庶民食店。

從前我很疑惑，在毀滅的城市裏，新塌的房、新死的人旁邊，第二天是如何生活的。現在我漸漸明白，就只有繼續生活。

就像反送中運動前並沒有多少人知道催淚彈的處理方法，到達「土丘」之前，你很難想像在香港仍有一群人用最謙卑的態度跟這片土地相處。

早前「虛詞．無形」和香港文學館舉辦夜話活動，邀來黃飛鵬、楊慧儀和黃衍仁跟大家分享，除了思索走下去的力量以及談到新疆的經驗，還有實用的情緒急救教學。前路怎樣艱辛，我們也要一起走下去。

《井邊重會——唐滌生《白兔會》賞析》內容分為兩卷。上卷主要通過文本對讀，整理出唐先生改編南戲《白兔記》的種種取捨考慮與承傳心思，並兼論《白兔會》與《三娘汲水》（「寶華粵劇團」版本）的關係。下卷則主要為讀者展示《白兔會》劇本開山首演時的原貌，並對唱詞對白作基本、必要的校訂整理，再略加注釋。

我們知道，我們要重新開始——不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繼續溫習；而是當一切無法在「正常」下去，我們必須弛滯，讓記憶鑲嵌在歷史的一方，傷口慢慢癒合。我們知道，無法再讓齒輪撕扯橫放在地面的血肉，拋開一切歷史，重新運轉，建構抽空的敍述。

後來趁學校假期，我獨遊威尼斯，黃昏時分在街角咖啡店呷著一杯雲呢嗱咖啡。

對雞公平些，對雞蛋，要愛惜，要有同理心。撥水的時候，你不會把嬰孩也撥出門外。

懂得與人互動溝通、多元協作及處理複雜人際關係明顯是 21 世紀年輕人必須掌握的「應用技能」／軟技能（soft skills），而適當的口語溝通訓練，絕對是當中的關鍵要務。

若果警察肆意往這些街道發射催淚彈是一種「暴力」，在深水埗擺地攤的基層市民每天面對被檢控的壓力，早已是暴力滲透日常的體現了。基層市民賣物維生，卻屢屢需在食環職員來到前收拾離去；稍一不慎遭到票控，不只賠上高額罰款，載滿財物的手推車都有機會被充公。

中國詩人朵漁、年輕詩人鳥人、雲樹、之城等，為香港人的發夢式抗爭寫下詩篇。

資源人力稿件空間四面楚歌、漏夜開會埋馬不停蹄……版在紙本蕭條的年代，要創建一本全新的實體雜誌，聽起來是「膽大妄為」。何況今年六月飄搖動蕩，《方圓》書誌立足於香港而創刊，可謂逆勢而行。更可貴的是，這本書誌有一特點——專門收錄四千至二萬字的長篇創作、評論，還在論文部分設下匿名評審機制，力圖填補民間與學院的間隙、達成真正的自由書寫，要達成以上種種，著實不易。

九月二日，中學生各自在不同的校園裡響應罷課，有的在校內默站，有的在校外手牽手組成人鏈，今年的開學日肯定最難忘。就讀中六的 Teddy（化名）回校參與罷課後，來到中大的百萬大道繼續參與集會，手持菲林相機記錄現場。問到他會否擔心未來的公開試成績，他說：「既然我的未來有那麼多不公平的事，為何我還要為一個這樣的未來，爭取自己那麼小的東西。」

最後，仇恨從何而來，或許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愛可以從何而去。因為我們都見到，前線的朋友，他們沒有一個是為了私利，他們犧牲著自己，就是為了想讓我們大家，有機會得到，這份神聖的愛。為了他們，你又願意付出嗎？

生命是怎樣的一回事。光圈在透明晶體裡浸泡自身。細碎的。溫婉的。絲絮在幾近虛無的液輕柔掠過你的四肢。然後蜷伏，像個球體，混沌中載浮載沉。溫柔靜謐。貼近膜壁，你聽見黯紅的河流在竄動。那麼炙熱。忽然有一隻手在膜壁外畫圓，一圈又一圈，在肚皮上運轉。你開始意識到，膜壁就是水湄——兩顆生命交接之處，水面閃著一層淡光，你濾攝水面的空氣，游向那一片虛柔的光波。一個留長髮的女子輕撫你的肌膚，向你微笑，微暖的白光瀉在你身上——

像阮民安（Tommy）這樣出色的男人，無論在任何地方，都好像漆黑中的螢火蟲一樣鮮明、出眾。當然，是說他的髮型。網民戲稱，Tommy的招牌MK髮型，十幾年來深入民心，就算戴口罩出街，都可以一眼被認到，「灰都不用篤」。認不出他，不要說自己是香港人。

今個暑假，全港市民不論黃藍都置身於反送中運動的漩渦裡。街頭的戰線以年輕面孔為主，不乏中學生。當整個香港都回不去了；「開學」卻像真理一樣在前頭。學校體制規律高壓，與拼死渴求自由的學生的身心狀態，明顯斷裂。我們該如何迎接這個斷裂呢？

這種新的秩序，是漠視龐大民意、是警黑勾結、是中聯辦插手香港事務、是政府再容不下異見的新秩序、是一種唯權力是尚的新秩序。這種新秩序如同瘟疫，散佈生活的各個層面，從我們的搭的飛機、吃的食物、買的東西開始，一步一步蠶食我們的意志和熟悉的事物。

是咁的，我阿媽知道我在茶餐廳同人烚氣之後，苦口婆心地勸我要小心為上。在規勸我之前，阿媽自己就非常激動地提到示威者被如何對待：打至骨折、非禮、唔俾見律師……「佢哋有啲得十六七歲咋，我睇見真係好心痛。」阿媽如是說。

遊行與集會之間，憤怒與哀痛之間，騰出一晚暫時回復「正常」生活去看《天氣之子》，結果感受甚深，又忍不住把戲裡人物情節聯想至反修例運動，尤其當中對世界沮喪但仍然率真勇敢的年輕人——帆高和陽菜。他們為信念、為彼此而奮不顧身，期望世界可以因著他們而變得更美好，往往換來成人社會的冷漠對待、不理解，甚至打擊。所以他們只有流離失所，互相守護，即使頭破血流。

香港社會運動演進中，很多人從麻木中醒來，為自由作最後一戰。詩人英培安、劉偉成、璇筠也用詩歌為香港鼓氣：「全世界都知道 / 他們奪走我們 / 本來擁有的自由呼吸 / 他們違背承諾……」

「Be water, my friend」，其實不像是口號或標語，它往往更像是一個眼色，甚至連微笑都不到，只是嘴角輕輕的牽動，身體與身體之間在陌生和親密緊急轉換錯位的一下，跑吧，手足，齊上齊落，雖然，我們還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和樣子。

她站在電車軌上，踮起腳向前方遠眺，都是密匝匝的黑衣人群，天氣悶熱得很，人很多，幾乎大部分時間都在等，她用鞋底反覆擦著油亮的金屬路軌，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人群安靜地推擠，大家都在濃重的疲憊中，在等待些什麼，默言不語。

今年香港女人節（Women’s Festival HK）再次舉辦一系列由女性出發的活動與節目，《夾軟糖》藝術展覽就是其中之一。問到軟糖與女性之間的關係，策展人黃嘉瀛說：「大家都認為軟糖是沒有殺傷力的小食，當血糖低的時候，糖果卻可以救人。」「歷史對於女性的書寫都是陰柔和弱勢的。表面『軟』，底層卻蘊藏力量，其實是一種充權。」她認為，雖然「夾軟糖」不是一個常見的性別比喻，然而在人們對性別的認識上，存在一定的空間。

奧斯卡經典電影 Good Will Hunting 本有追求良善的意思，面對當前的困局，同行善良之路或許就是教育的真義。

看智海的漫畫，像看一面藍鯨在太平洋中心掠過。因為在他的書裡，鯨魚大概是一面面的，而大海不會爭論。

今年盛夏，小樺新作《恍惚書》在台灣時報出版，封面是鮮豔的鮭紅，加上海軍藍的腰封，很是搶眼，也令人忍不住翻開看一看。事情前我沒有刻意去看介紹，根據我對小樺的瞭解，已知道這是一本散文集，台灣作家胡晴舫在推薦語寫道：這是一本「寫給『書』的情書」。印象中，小樺出版上一本散本集《若無其事》，已是多年前的事了，那本散文集的內容還算比較個人化，有穿插於學術和生活之間的思考，有關於現實與想像之間的界限，有成長的回憶，也有一些比較實驗性的散文……

學校課程專責小組委員會6月公布諮詢文件，建議檢討聆聽和說話評核的作用。有網民認為此舉是為推動普教中鋪路，也有人認為改革是走回頭路。其實，在討論中文科公開試應否設聆聽、說話考核之先，還需理清其發展脈絡。本文旨在為課改爭論提供一些背景資料。

切勿因為片長只有76分鐘，或者因為導演只是一名21歲的日本青年，又或者因為片名《耶穌真係落咗黎》這個譯名抽水味濃，就看輕這套電影。它沒有因為片長而限制了故事豐富性；沒有因為導演年紀輕輕而欠缺深度；更不是一部像片名一樣的輕鬆小品。《耶》雖然以小朋友為主角，整部電影的視點也是由他出發，但透過這位主角所看到、所想到的層層問題及思考，意味深長，不論是小朋友或大人、有沒有信仰，相信都有所體會。

《尋常心》是筆者近年看過最好的舞台劇，沒有之一。對風車草劇團的認識自2013年的《屈獄情》，當年梁祖堯、湯駿業飾演同志的精湛演技歷歷在目，數年後二人再次同台演出同性戀者及有關愛滋病議題，同是風車草班底，更有影帝黃秋生實力加持，在數月前看到如此的一個組合立刻二話不說買了最貴的票。

凌晨兩點，在旺角快富街等候通宵小巴返沙田的人龍，從車站延伸至四五十米以外的街尾轉角，不見盡頭。排隊的人差不多盡是身穿黑色上衣的年輕人。他們或孤身一人，或聯羣結隊，有的在低頭快速地掃著手機，有的在吞雲吐霧抽著悶煙，有的捋著衣服納涼……

今年八月的香港，好像特別炎熱、躁動。和許多人一樣，我渴望安寧重臨，卻明知不可能向現實尋索，可倚傍的唯有記憶和想像——在那裡我們尋找一個場所，安全而寧靜，像冬夜棉被一樣溫柔包覆我們的，可以歸去，可以安躺，可以讓心暫時歇息。

自反送中運動以來，警暴凶悍，性暴力是其一面相︰810，一名沒有任何裝備的女途人被多個防暴警圍攻並騎壓地上；805，女示威者在天水圍被男警員扯下裙子致內褲外露；703，有「畫家」之稱的男示威者在旺角被捕後於警署內遭警員兩度撥弄下體；612，反送中女性示威者在金鐘被多名男性警員拖行致上衣被掀起；609，已被制服的男示威者被警察抓住下體……凡此種種，罄竹難書。

香港文學館舉辦的「孤獨 —— 空間／性格」文學季講座，成功邀得言叔夏來港，與作家鄧小樺討論孤獨，並在詩人池荒懸的主持下，嘗試在這個風雨飄搖，獨處與思考都愈形艱難的城市，重新去認識空間與自我、生命、社會與寫作的微妙關係。

兩米多寬的翅膀，飛在比高原更高的天空，牠們從天上聞到食物的香氣，來，履行上天給予的義務。兩顆凸出的眼睛帶著貪婪，看到地上的幾個金點，他們來了，而牠們也該降落了。看！那穿著衣服的東西是有味道的，就是牠了！從金點慢慢放大直到金色的三角與白色的圓柱下，高僧大德念起靈肉分割的咒語，天葬師拿起刀解開身上最後一層衣服，然後用大錘剁碎最後的骨頭……

陳浩基很忙，剛做完講座，簽完書，又要接受訪問，一個接一個，連飯局都推卻了，說想要早點回家休息。不過，那一場集合五位本地推理、科幻作家的圓桌會議，是他再忙也要做的講座，「希望介紹些後生的類型小說作家給大家認識。」一個書展四場講座，雖然忙，但臉上依然掛住笑容，今年書展以科幻及推理小說為主題，談到推理小說，畢竟他是主角。

時值盛夏，香港人經歴了一場又一場大大小小的對話（或對話失敗）。對話一詞精妙於「對」字，成雙成對，理應是兩人一來一往，有機交流，多元發聲，才算對話，切忌錄音機式的單向灌輸。而同樣時值盛夏的八月，香港文學館舉辦「自宅字築：文學 x 視藝展覽」，邀請了九對香港文學人和藝術家，以「宀」為引，進行了九場有關「家」的「對話性創作」。是次有幸找「㝯」字組合的李智良及羅玉梅，與在「寐」字之下與吳煦斌作品對話的何幸兒，各談創作意念及合作。

一個口號，甚至一抹微笑，一次握手，一個問候都是在極權暴政下至關重要的個體行為，這是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在《暴政》（On Tyranny）一書提出的論點。另一個人的希望，可能就在你日常對他所釋出的善意之中；另一個人的絕望，可能就在善意的缺乏當中越積越厚無法收拾。

有人離家出走，有人以街為家，一場「反送中」逆權運動，令人進一步思考「家」的意義。「家」「宅」雙生，有「家」必須成「宅」，有「宅」未必是「家」，土地空間與居住環境如何扣連，方能促成我們對「家」的想像，乃至凝聚出精神層面的歸屬感？香港文學館便以「自宅字築」為題，利用文學與視藝創作而成的對話作品，為大家開啟出更為豐富繁複的思考維度，「土地問題」持續，惟想像無限，願大家繼續捍衛。

剛出版以情緒哲學為題的新書《情動於中：生死愛慾的哲學思考》，在香港恆生大學社會科學系任職助理教授的黃沐恩，早前舉辦新書會，討論到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黃絲」、「藍絲」和警察的不同情緒。黃認為，認識情緒，追問它的意義和價值，有助解釋、理解人們的行為，尤其在社會運動的浪尖上。他又說，情緒愈極端，當中能夠包含的理智就愈低，反思爆發開來的情緒，是當下所需。

機場和你飛、818大集會、每晚十點嘶吼⋯⋯香港的抗爭運動正在光速演化，而其中我們也遭遇了太多揪心的事：將軍澳連儂牆斬人、老人在醫院被警察虐待⋯⋯須文蔚、劉芷韻、蘇苑姍、勞緯洛寫詩為記，同時也撫慰我們：不要怕，前面還有路。

邀我寫專欄的人說，那怕我滿肚子不合時宜，也想聽聽，很好。但我打死也不承認自己不合時宜，因為我根本沒有時宜的浮念。甚麼是時宜呢？時間，不是一直流動、變化麼？更不要說相對於不同的空間了。至於適宜與否，真是見仁見智。對我來說，沒有時宜，於是也沒有不時宜。我平日翻閱的，往往不是時宜也未必不時宜的書……

由香港文學生活館主辦的「自宅字築」是個令人不無觸動的文字跟裝置藝術對話的展覽。觸動，乃因文字跟裝置之間本易流於自說自話，但今次先不論哪一方處於對話的上把還是下把位置，似乎都在真誠對話，無論是温文含蓄，還是吶喊控訴，都給展覽主題有效統攝成閃亮的溝通脈絡。

任何群眾運動都有激進﹑中間和保守之分，或許有一些年輕人未必遵從這個守則，但只要大多數人都警愓自己，不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暴力升級不會去到大規模失控的地步，中共也就找不到派兵入城的理由。有人過界，有人規勸，有人失手，有人道歉，那樣也能維持平衡，得以實現長期抗爭的目標。　　

取消兩份卷，係咪等於消滅廣東話，係另一個值得探討嘅問題。我當然係好撐廣東話，愛好中文的都知道，普通話即北方話係一種退化嘅語言，聲調少，剩係冇咗貼近古音嘅入聲已係最大問題。之但係話分兩頭，一份本來係考本族語（native speaker）嘅卷，我就唔係好明有幾大需要去考聆聽和說話。根本新高中嘅中文課程，係當中文係second language咁考，我一直覺得好戇居。

既然是虛空來臨 / 既然你無法再歌唱人類 / 既然在這無光無色裡 / 你甚至無法呼吸 / 既然你的同道都隱匿 / 而既然你無法再找到一個可以面對的「自己」……

林鄭月娥和香港警方在處理這次事件中，有一整套預定的方針。6.12當天，面對和平示威的市民，警方不由分說出動幾乎所有的暴力手段；7.1立法會衝擊，警方放空城設陷阱；元朗恐怖之夜，警方縱容黑社會暴打市民等等，你們作為一個有普通常識的警察，會不會覺得此中事有蹊蹺？警方高層的指揮，是不是與傳統的警察倫理相違背？到近日，你們隊伍中混入大陸武警，你們派人假冒示威者作臥底，你們近距離向示威者發射橡膠子彈，暴打沒有抵抗力的青年男女等等，這都遠遠超過香港警察應有的行為準則。這些事情的是非曲直，相信你們各自心中有數。

身為香港的科幻小說名家，倪匡到底是怎樣憑著超凡的想像力，寫出一部部以虛喻實，跨越年代限制，膾灸人口的作品？月前在書展舉辦的「無限時空中追尋無限未來──倪匡與衛斯理的科幻世界」講座，就請得倪匡本人現身，談笑風生，讓他幽默而睿智地，表達對創作、科幻小說、社會甚至人生的看法。

在困境中如何活著是人類永久的課題。在這個夏天，香港人就像西西弗斯般，在困境中不斷掙扎。而在香港貿發局主辦第三十屆書展中，正好以「在無盡的困境中活著與寫作」為題，邀請到閻連科及蔣方舟，大談「困境」、「活著」和「寫作」。

這個電話亭名為「聲音連儂牆」。相比在memo紙上寫字的連儂牆，「聲音連儂牆」承載的是留言信箱的聲線和情感，拿起聽筒，真的好像跟另一個人聊天。設計電話亭的臉書專頁「電Guide」的一位成員說，希望透過留言讓大家表達情緒，也讓別人聽見，藉此促成溝通。

現在每次看到年輕人如浪般一層層向前湧，以簡陋的裝備抵禦警察的棒打，胡椒噴霧和催淚氣，之後可能還有足以殺人的水炮車，我便深深感受到他們「肉體布施」的力量，雖然因着政府的麻木不仁，我確實對香港前景感到茫然惶惑，但看見年輕人懷着突破「身體化」價值枷鎖的「肉體布施」，心裏便重新閃出一線希望，故頌曰：「還看後浪推輩跑」，這篇文章亦因而名為〈香港推輩圖〉，並以此祝願香港核心價值不潰，並向世界層層推遠。

8月11日，香港經歷了一個硝煙彌漫的星期日：示威者右眼中彈致盲，警察冒充示威者在人群內肆意毆打、抓捕，葵芳地鐵站裡無法散去的催淚眼，與太古地鐵站裡那一連串近距離掃射，讓每個仍抱有良知的人內心既痛苦又憤怒。詩人廖偉棠、曹疏影、淮遠、關天林紛紛用詩歌記錄這一切：「時間到了/ 所有光明射進我眼球 / 然後熄滅……」

今天我們依舊站立著，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每每在將倒未倒的邊緣掙扎，搖擺中前行，不知道目的地。終於，來到了一片無名的的墓園，舉目是骨牌般整齊排列的無字石碑，它們也許屬於我們的先烈、也許屬於我們的夥伴，也許屬於我們曾經的敵人，也許是為我們預留的。

中國電影局通過《中國電影報》，在其微信公號發的新聞非常短小，只說「暫停」中國的片和人參加今年的金馬影展，並沒說理由，沒說「暫停」的有效期，沒對「大陸影片和人員」做任何界定。相當於出了一道填空題：2019年，中國國家電影局出於_____的原因，暫停大陸影片和人員參加金馬。

來了狗場，不知是害羞還是怕嘈，還是被其他狗欺負過，柯基本性應是活潑愛動兼頑皮，但小春偏偏木頭一般，常避開一切，自己在一旁呆呆悶悶的，溫柔沉默得看上去像有一點憂鬱。幸好她不怕我，當日就帶回家去。

《踩板故我在》與介紹滑板的運動紀錄片不同，滑板的確貫穿了整套紀錄片，但只是作為切入點，讓人震撼的是電影本身的主題。除了記錄三位滑板少年的成長歷程，電影實際上也探討了不少關於貧窮、種族、階級的議題，特別是家庭暴力對下一代成長的影響。

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辦的「在地因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場的主講議程「香港・文革・冷戰」，請得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樊善標作主持，並由幾位來自港台的學者：王梅香、徐啟軒、黃淑嫻、梁淑雯（依發言次序排列），就戰後的文化冷戰課題，分享研究成果。從張愛玲的日譯源由、五十年代左翼政治、六六與六七的文學作品談到青年雜誌的「文革」話語，冷戰與文革時期的香港文化狀態，可以帶給當下的我們甚麼啟示？

今年書展推出的《我的生活好膠》，是黎特的第四本書。黎特的漫畫大部分以搞笑為主，畫搞笑漫畫，也是想逗人笑，希望幽默的力量可以幫助人面對荒謬的事，但今時今日原來要笑也不容易。「睇《銀魂》、《我的英雄學院》都有講，愈艱難的時候愈應該笑。面對這種壓逼、愈來愈差的環境，更加應該笑住面對……這是我直至昨天為止的想法。」他說：「但經過昨晚的事，真的笑不出也很正常。我都笑唔出。」

今晚我在想，如果是藝術家帶頭搞這種娛樂活動，恐怕小則反應冷淡，大則引來大眾反感。這不一定是因為大家懷著「藝術＝左膠」的偏見。我的看法是，藝術家往往跟群眾／世界保有一點距離（有距離才有觀察和思考；而作品就是這種距離的產物），但在運動之中，這點距離意味著他們難以真正貼近群眾和集體情緒的流動，因此藝術家／知識份子主導的活動特別有脫離群眾的風險。

7月21日，大批來自元朗圍村的白衫人聚集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打人的行徑震驚香港。次日，黑社會幫派於大西北吹雞群鬥的消息傳遍社交媒體，人心惶惶。沒人會想到，在2019年的香港，竟然要集體發出這樣的叩問︰「而家係咪黑社會治港？」其實各式幫會在香港早已發展成重要的次文化，江湖與政治的勾結也是歷來小說與電影的主題，以下的書單或者可以幫你認識幫會文化與歷史，理解現象背後的成因，至少找回一點浪漫，療癒當下的憤怒與痛苦。

沒有人知道看似無盡頭的抗爭，最後會出現甚麼結果，也有人說，希望是渺茫的。正如歷史上的抗爭，多半以失敗告終，而歷史，又總是比每個人的生命都漫長。可是其中深具意義的其實並非結果，而是在過程中，每個參與其中的人，為了爭取比個人更大的價值，而把自己儲蓄在後備區域的潛能突然爆發的瞬間。

自古以來，關於人類社會的變化，有以不同質素的時代劃分的。比如古希臘神話，將其劃分為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當中以黃金時代諸神素質為最高，黑鐵時代凡人素質為最低。然而在現代社會，我們不再相信這種劃分時代的觀念，而通常以人的價值素質或以公共領域的素質來審視時代本質。城市理論家珍‧雅各認為，高級文明之所以墮入黑暗時代，是源於自身的潰爛，其中最關鍵的是人們對文化和技術的集體遺忘。

科幻是人們對未來的想像。既然是想像，就必然是虛構，需要和現實對立。但歷史的走勢卻不似預期，踏入今年七月，虛構和現實的界線變得模糊，時局變得「科幻」。而時值香港貿發局主辦第三十屆書展，正好以「科幻及推理文學」為年度主題，並定「從香港閱讀世界—疑真疑幻．幻夢成真」為題，舉辦不同文化活動。透過重量級講座「虛實之間與想像未來——華語科幻的不同面相」，邀請三地科幻小說作家，韓松、伊格言及譚劍，為讀者一講各自的創作靈感、方法，以及人類科技發展的可能性。

魯先生唯一記得清楚，是自懂事以來，村裡的喜氣早已經消散掉了——母親臉上經常罩滿愁容，囑咐他和其他兄弟游泳，沒日沒夜的操練游泳。在魯先生的童年裡，泳技是一項遠比學習要重要的技能，魯先生曾經問母親，可是國家裡缺游泳好手呢？母親臉色一沈，只把他摁到水裡去，道：「管那麼多！學好再說！」

人類自毀能力在當下迎來高峰，毋庸質疑。當日常生活籠罩在滅絕的陰影下，那麼在災難過後我們應該如何自處？或者，這是在甄拔濤新作《核爆後的快樂生活》環繞不散的問題。核爆是一場災難，揭示人類的脆弱。在最近HBO短劇Chernobyl中，無形的恐懼猶如核塵埃一樣覆蓋城市每個角落。所有關於核災的描述，主旋律是悲劇。

近月來政治打壓令人發寒，政府傲慢依舊，警察肆意襲擊市民且無任何代價，香港文學的未來並不樂觀。然而今天香港文學的面貌，亦有過去先行者所積累的貢獻，當時他們面對政治氣候的變化，例如文革，又如何面對？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與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的香港研究課程合辦的「在地因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陳智德和林姵吟兩位學者研究的主題正好回答了上述的問題，在政治動盪時記錄下來，希望有助我們參照自身處境。

前幾天下雨，窗子邊緣的磚牆上有淡淡的雨漬，像一塊豎立的雲，但水並沒有進來。我幼年住的屋子，水會在豪雨時候從牆上滲進屋裡。它通常聚在牆腳，一潭一潭像突然的苔，天晴它就退去了，那時我們的傢具都不貼牆，床和牆壁之間有拳頭大的縫隙，彷彿留下空間讓事物生長。但有一次它不聚在牆角。

我們是在哪裡？／下面是藍色的海洋／還是天空？／遠處是雪山的尖頂／還是某人腦袋裡的神經末梢？

《華語文學與文化政治》於2016年由天地圖書出版，作者陳麗芬退休前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是一個比較文學的學者。這本書分開了兩部分，集結了十篇寫於2001-2011年間有關中港台及海外不同創作者的文字和影像作品，以及有關華文世界裏文學現象的學術論文。第一部分名為「作家與書寫」，由七篇文章組成，主要探討七位創作者的書寫/創作行為與社會文化環境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些作家分別為台灣的黃國竣、廖鴻基及白先勇主、海外的張愛玲、香港的黃碧雲及導演許鞍華，還有中國的姜戎。第二部分名為「理論與文化政治」，有三篇文章，焦點則從分析文學創作轉移到探討文學批評的學者如何利用文學理論，改寫政治、社會，及文化生態和觀念。

電視新聞報導他獲派最偏遠的公屋／報導另一個他年輕三十年再為生活打拼／還報導還有一個他一覺醒來康復了／他們都不認識的他拒絕任何報導

雖然在言叔夏的散文裡，常常會讀到一個深居簡出的她，但她說其實自己很喜歡旅行，而且都不會想家（只會想貓）。「我上次來才知道，香港的緯度 比台北還要低，今天來特別看一下飛機的衛星圖，好像跟高雄差不多。」香港跟言夏叔出生的高雄遙遙相對，一樣炎熱，潮濕，多雨。八九十年代成長 的言叔夏，經歷過所謂的港片時代，張國榮的戲，王菲的歌，林夕的詞，然而直到2016年，言叔夏才首次來港，「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今年出席香港文學季講座，是她第二次來香港，「那次來很多人都告訴我，香港已經不是以前的樣子。我常常聽好多老師背後的香港朋友說一些老香港的風華，當我真正來到這裡時，那種斷裂感還滿明顯。」

中老年大廈你何必傾斜／油漆剝落，記憶的聲音空寂／曾有一種新建的美麗／曾有嬰兒似的笑／為這都市給吹一口氣／吹一口氣給下一代／中老年大廈，你何必傾斜

幾乎所有作家都寫過關於居住的作品，在香港這更是太核心的問題，可稱痛中之痛。二零一九年香港文學季展覽「自宅字築」的概念是以俗稱寶蓋頭的「宀」字部的九個字，串連作家及藝術家的組合。本期刊載的是展覽中五份全新創作的小說與詩，他們也是書寫香港居住空間的重要作者。

我們被告知，因為我們是宇人，所以我們的名字都以宀為部首。以宀為部首的文字只有四十九個，扣除保留作公職名號和制度稱謂的用字，作為個人名字的選擇十分有限。聽說很久以前，情況不是這樣的，不過自從某個詞被刪除後，我們對於從前的事便愈來愈模糊了。我知道的最久以前的事，是我的祖父母叫寬和容。這是我父母告訴我的。關於祖父母和他們的時代的其他，我一概都不知道了。至於我對父母的記憶，也開始漸漸淡忘，但我記得母親叫做安，父親叫做定。

如果你存了十年首期、背上厚重的房貸，終於買下了「曼哈頓國際公寓」，樓盤卻一夜之間更名為「曼哈屯公寓」，你會不會感到崩潰？去年年底，中國民政部公告表示將要整治各地「大、洋、怪、重」的不規範地名，不少樓盤街道接連中招。今年七月，整頓之風更是吹到了大都市——即便是由三家大開發商在南京聯手打造的新樓盤「應天府」，也成為當地公開報導的第一起樓盤名整頓案例，面臨相同困局。

「嫁他那天我就有不好的預感。」帶喜嫁他那天突然提早來潮，男家慌亂了，結婚來潮是大忌，他們唯有從船頭至船尾鋪上紅布，帶喜上他家的船時，和一眾女眷唱嘆歌，咒詛自己家︰「你紅我重紅，你騎馬我 騎龍，我富貴你外家窮！」帶喜自此兩條小辮挽成髮髻，心事重重。有次出海，颱風要來，帆給霍霍亂吹，鶴佬人的大哥給飛揚的帆繩割掉後腦，就在帶喜面前，頭就飛掉落海，自此帶喜甚麼也不怕。後來她沒處可逃，在起霧的夜跳海，髮絲紛亂像她小時聽過的水鬼，起霧船就不敢航行，鶴佬人當她死了最好，一家都說帶喜入門後帶來厄運，早死早著。

已經超過一星期沒法正常地睡了。不是睡得淺、翻來覆去醒醒睡睡，就是完全沒法入睡，清晨第一道熹微日光從窗簾縫隙遛進來的時刻，我幾乎沒有一天錯過。

不妨想一想，怎樣的居住環境，能讓我們住得舒適，活得快樂。是居所的大小？是一起居住的人，例如家人、伴侶、朋友，或是貓？抑或，是一扇可以看到風景的窗？現在嘗試把這個理想的居所放在香港裡，你和這個居所的距離有多遠？ 在香港這個搵樓難、租價貴的城市，理想居所似乎並不容易。香港文學館早前舉辦的「卑躬屈室」文學季講座，邀來文字耕作者李維怡、嶺大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獨立電影導演黃飛鵬，由何潔泓主持，談到不少有關香港居住問題的看法，且看怎樣抵抗卑躬屈室。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1923-1985）的短篇小說〈糕點店的盜竊案〉寫了一個故事，故事發生於戰爭中的意大利，德里托、傑蘇班比諾和沃拉沃拉三位賊人結夥盜竊。

都說「人生如戲」，畢竟口講容易，箇中道理，不易參悟。總有貌似道行高深的人，既不隱世，也不面壁，卻偏愛攘臂而前，搶先發表對大事件大風波的高見，而尤其喜歡以「戲」作為「高見」的萬能視點。無他，以「戲」論人生論時事，所需的智力成本極低，但給人的感覺卻是高深莫測。

《聖經》中的拉撒路（Lazarus）因為耶穌神蹟而復活。拉扎羅，是拉撒路之名的意大利化。《睡王子的快樂傳說》（Happy As Lazzaro）同樣是一個死而復生的故事，主角拉扎羅與村莊中其他村民備受地主公爵夫人剝削，直至拉扎羅助公爵夫人之子但桂迪反抗，偽裝被綁架，引起連串事件，顛覆了舊的剝削世界。

香港在英國人到來之前本是一個人口稀疏的小漁村，令這地方後來迅猛發展的是隨英治開始而來的外來人口。他們移居來港的原因眾多，有的謀求更好的經濟發展機會，有的因為這裡能夠提供一個讓他們可以安全棲息的地方。按當年一位港英官員的描述，「英國艦隊抵埠之後，大批船民聞風而至，他們向艦隊供應軍需及生活用品……艦隊提供的庇護很快就把我們的海岸變成了盜匪和鴉片走私販的天堂，實際上，這個天堂適合於所有為中國法律所不容、並且有辦法逃離中國的人。」

千萬別覺得掌握真理就天下無敵，怎麼掌握，怎麼表達是一個技術活。也不要以為這都是小人的雕蟲小技，是伎倆還是技術，要看怎麼用。避免被技術擊倒，只能是技術相當，迫得雙方赤裸相見，真理與歪理，正義與邪惡，方能對照現形。

為甚麼公務員必須恪守「政治中立」？這有甚麼價值和必要？這問題甚少人深究。在英國，公務員同樣需要恪守政治中立原則；事實上，現今香港的政治中立原則正是源自於英殖時代的規範（雖然主權移交後有所修訂），我們可以從中借鑒。

炎夏撲面而來，面對五十三度的體感溫度和同樣火速深溫的政治事件，很多人都表示食不下嚥，看到熱乎乎的食品有時還會反胃。但泰戈爾又說過：「當你沒胃口時，不要抱怨食物。」如何在這火燒心的日子裡，重拾對食物的信心呢？就讓我們來請教兩位飲食出名清減的作家，看看他們如何在最簡單的飲食中獲得美味，在最無聊的食物中自得其樂的？

語言，主要是用來表達思想的。一個人「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極有可能是思想有問題甚或沒有思想，如此一來，與「人」的定義就有很大差距。因此朱先生說「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乾脆就是畜生」——先請愛護動物人士體諒——這句話表面上看似極端，我們不穿鑿不附會，直接以中國儒家傳統講的「人禽之辨」為思考起點，朱先生這句話還是可以站得住腳的。

詩人劉芷韻、洪慧、逆彌為七月發生連串衝突所寫的詩作。

「夜深最寂靜的時刻問問自己︰我必須寫嗎？假如不寫，是否會活不下去？」讀《人魚紀》之前腦中自動響起里爾克這句話，我想知道，一個寫作者在生命最後階段傾盡心力想要完成的，會是一個怎樣的故事。李維菁選擇了再造人魚公主的寓言。這本最後遺作在她身後才出版，帶著這樣的背景去讀，會實感到一種艱難。

我相信因果。只是並非完全明白，因果的運作方式。所謂因果業報，並非今天給了行乞者十元，明天便中了六合彩之類的快速簡單模式。每天都發生那麼多的事情，業在身語意之間迅速運轉，寄生在每個人身上的因果，就有更複雜的醞釀、成熟和誕生的路徑。

「你明唔明啊？」譚蕙芸在訪問期間，屢次向筆者問到這個問題。她會在一句說話後面，把眼睛盯在你身上，問你是否明白她的意思。有時，說著說著就把上半身靠前，我們之間的桌子很小，她快靠到一半。經筆者數算，在兩小時的訪談中，她說了約十四次意思相若的問句。

如果茉莉幽清高雅所以象徵巴基斯坦；大紅花有勇氣和生命所以等同馬拉；櫻花凋零美麗所以代象日本；那麼你或者不會明白，洋紫荊有甚麼氣息可言。

《無聊戲》是部想要觀眾感受多於理解的電影。導演歐陽永鋒透過攝影與燈光，營造頹廢氛圍技術上乘。從喝酒後飛車、爬樹、被送急診室、躺在馬路上到隔天宿醉等行為，電影（尤其前段）利用頗多手持鏡頭帶來搖晃感，強化主角們「今朝有酒今晚醉」的寫實感。

「第二屆香港出版雙年獎」頒獎禮，已於前天（7月17日）首日的香港書展舉行。典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致辭期間，有出席人士默站抗議，身穿黑衣，舉起「撤回惡法」、「抗議警暴」、「反對監控」、「出版自由」及「推雙普選」等白底黑字的紙牌，向政府表達不滿；邱騰華沒有因示威中斷發言，典禮之後，僅以一句回應傳媒：「香港是擁有出版自由，表達意見的社會，社會大眾可用和平方式表達訴求。」「第二屆香港出版雙年獎」頒獎禮，已於前天（7月17日）首日的香港書展舉行，不少獨立出版社亦有幸獲獎。典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致辭期間，有出席人士默站抗議，身穿黑衣，舉起「撤回惡法」、「抗議警暴」、「反對監控」、「出版自由」及「推雙普選」等白底黑字的紙牌，向政府表達不滿。邱騰華沒有因示威中斷發言，典禮之後，僅以一句回應傳媒：「香港是擁有出版自由，表達意見的社會，社會大眾可用和平方式表達訴求。」

王晶親自編導監製，旗下星王朝出品的《賊王》，全名《追龍II︰賊王》，特邀香港四大影星梁家輝、古天樂、任達華及林家棟聯合主演。故事情節雖屬簡單大路的警匪動作片，但警世意味完全超越（毫無關係的）前作《追龍》，甚至勝過在2016年同樣以香港賊王張子強為角色藍本的《樹大招風》。

在7.7、7.13和7.14的示威遊行中，警察做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濫權舉動。警方的舉動彷彿告訴香港市民，他們有權管制香港市民的人身自由、出入自由，對於不合作的市民，他們有權進行即時制裁。這現象在警務倫理討論中稱為「街頭司法」（street justice），它泛指警方自以為有權實現「街頭正義」，故使用各種高壓、強硬、侵犯人身自由的手段去懲罰部份示威者，以保持街頭「乾淨」安全。

與上一代人撕裂，是每個同情政治行動的人都會有的類似經歷。其中一項因素是：媒體決定人的政治屬性，媒體渠道決定一個人對社會和政治的見解立場。當我認定電視機是古董，大台節目是垃圾，喜歡看YouTube歷史頻道和NatGeo節目並甚少扭開電視的時候，CCTVB每日正在綿密地控制著包括我父母在內大多數上一代人的思維。

繼寵物展被強行取消之後，一度擔心香港書展也會遭逢相同命運。慶幸沒有，也因為沒有，更突顯知識與文學在流離亂世裡的價值，我們何妨把握機會多讀書、多準備，利用知識改變命運，亦利用知識堵塞歪理，同時以文學撫摸受傷、憂慮、悲憤、失望的心靈？綜觀今年書展，大書、一線書闕如，正好讓路給其他好書上位，「虛詞」便為大家搜羅了多本好書，本本高汁、本本精彩，不信？睇過你就知！

原本已著手安排逃走路線的人，得殖民宗主國恩賜，面前多了一道敞開的閘門。 我們一家四口受惠於居英權計劃，獲得英國國籍，最終卻沒有選擇落戶英國。1993年底，我們展開了超過二萬五千公里的長征︰從啟德機場出發，經洛杉磯、三藩市、夏威夷，再去溫哥華。我父系一支多半在美國，所以我們一家也申請了綠卡；母親有親朋在加拿大；但我們又從溫哥華飛越半個地球來到南半球，取道新西蘭，最終在澳洲悉尼落腳。其後爸爸回港繼續工作和學業，像那年代很多已婚男人一樣，展開「太空人」生涯；我們姐弟二人則換上新的校服，在一月的炎夏開展新的校園生活。

專門分享漫畫資訊的網上平台「紙本分格」，兩位創辦人Karman和ET都是井上雄彥的fans。其實早在2004年，《Slam Dunk》就已經登過報紙，不過是在日本，但當年資訊不流動，Karman到後來才集齊六張報紙，他指了指身後那張裝裱起來的「三井壽」，說：「唔好問我幾錢。」因為喜歡井上雄彥，Karman在facebook開了井上雄彥的fans page，舉辦「井上雄彥——非官方浪客行展」，期間認識了ET。後來二人拍檔開設專頁「紙本分格」。那是2015年。

前文提到，警察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的委託，其權力自然受到公共意志的約束。然而，這不表示民意決定了的一切，它是其中一種標準去劃定警察的權力範圍，另一些標準包括結果論和義務論（或權利理論）。在本文裡，我會先探討和批判「國際標準」的評估準則，然後從倫理角度劃定警方武力的恰當範圍，並用此評估反送中運動裡警察的若干濫權。

是的。一如以往，「狀元」（還有「超級狀元」，到底是誰發明的用語）會成為新聞報道的焦點。譬如幾個名校考生坐在一眾新聞機構的名牌旁邊，像一個小型的記者會，從容地回答各種問題。或許他們也沒有想過，不過是考了一場公開試，忽然就變成代表，回答各種與考試無關的問題。如果說「反對修例」，會獲得掌聲，如果說「不認同暴力抗爭」，就立即挑動了人們的神經。傳媒顯然是有意為之的，促令讀者以輿論的標準來量度學生的說話，沒有人記得他們不過是剛剛從一整套陳舊的應試教育裡走出來的年輕人，沒有人問過為什麼考獲優異成績就代表他們的發言有代表性，沒有人提出這種媒體操作的不堪與傷害。沒有，每年如是。

「第二屆中國與葡語國家電影展」於7月4至17日擧行，有見影展委展視角之宏大，澳門「戀愛・電影館」的五位特約影評人以影評形式介紹十部選映作品。中國導演周劼新作《淡藍琥珀》及澳門導演歐陽永鋒的《無聊戲》，就邀請到特約影評人鄧志堅，為這兩齣特色作品評論。「虛詞」蒙幸轉載，現先刊出有關《淡藍琥珀》的評論文章。

這些年來，能將時間放慢的日子屈指可數，其中一次是2014年的秋天。還記得那時候，金鐘一帶空氣清新，艷陽高照，散發著一種澎湃的生命力。那時候在附近上班，午飯時總喜歡到周邊散步，看著各有各忙的人，心情特別舒暢，連帶工作效率也好像提高了。沒有記錯的話，佬訊本身好像也是那個時候萌生出來的想法。

大學年代在沙田區住過四年，我對新城市廣場懷有感情。昨晚從白天遊行、傍晚十字路口攻防，到晚上趕到新城市廣場。從狹窄的通道進入中庭，我目定口呆，第一個感覺是：「這是新城市『戰場』」。

半個月前，愛美的國王因為宮內設計師所造的袍子設計不合時宜，命人找來坊間最受歡迎的裁縫為他做新衣服。他顧來的兩個裁縫受歡迎，只因他們是出色的騙子，能言擅道騙到大家的信任。他們胡謅國王穿上的是獨一無二的衣服，愚笨或不稱職的人看不到，不但美觀，還可以幫助國王辨別賢能之士云云。國王自己看不見，但他對他們的謊言深信不疑，把所有看不見新衣服的大臣都重重處罰。他頒佈了新法例，看不見新衣服的人沒罪，但誣陷國王不穿衣服的人則重罪，可判死刑，最輕的刑罰也要發配邊疆。

深不見底的扶手電梯，宮殿式的建築和裝飾佈滿整個莫斯科的鐵路網絡，那地鐵一進來時如颱風來襲，多次嘗試在車廂內和友人交談，卻是被那地鐵轆過車軌的聲音掩蓋。在地鐵中每個乘客都極奇安靜，不少人拿上書本品讀，而且裡頭基本上無法接收訊號，乘客甚少沉迷電話，車廂寧靜得聽到當下的心跳。那時旅客少，只有我不斷在研究俄語發音的車站名和轉換路線的程序，分辦顏色、字形、讀音成了我解讀鐵路站的法門，避免過了站和坐了調頭車的失誤。

過於清醒是無法目擊這一切，如果在金鐘道選擇了左轉，那麼一切都結束了；要是轉右的話，就會在立法會外看到搏浪般的黑衣，鼓動著的憤怒，一片又一片的口罩被傳遞上，以防識別，一個又一個的頭盔在傳送，載人抵達夢土。在一片肅殺的呼聲中，人群通往那現實當中法規與宰制的起源，透過門外的玻璃門看，它像一個黑洞，把一個空瓶拋進去，它默然；把磚頭扔進去，它無恙；那怕你把一條屍體投進去，它都沒半點回應。

對於一些人來說，社會必須有警察維持治安，這是無容置疑；但其實如今我們認識的現代警務制度和工作只是不過二百年前的產物，最早可追溯到1829年倫敦警察廳的成立 [1] 。現代警察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包括街上攔截搜身、搜查、拘捕、竊聽、進入民居住所、使用致命武器等，這些權力都會直接影響到人民的人身及生活自由。因此，警察機構的權力構成了以下的政治道德難題︰警察的權力究竟怎樣才算是正當的（道德上可被允許的）？警察作為香港（幾乎）唯一能合法使用武力的執法機關，其道德基礎是甚麼，又該受到甚麼限制和監管？

反送中運動仍在演進中，這幾日，各地區都紛紛自發連儂牆行動，讓街坊把心聲寫在memo紙上，貼在區內的連儂牆上，這也成為香港一道新風景。然而就在7月10日晚上，大埔的連儂隧道附近卻出現十幾輛警車，百餘名全副武裝的警員持盾牌推進，目標為何？重裝戒備，把墻壁團團圍住，最後竟然只是為了撕走幾張memo紙，真是好荒謬。

六月午後，不時有烏雲蓄勢湧起，蟲豸在低氣壓中提早出沒；今年六月，很可能是碧波押——這塊在油麻地佇足三年多的社區藝術空間——最後運作的時光。去年年底，香港藝術發展局因「場地未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為由，不再予碧波押續約。現今就如黃碧雲所寫的︰「甚麼條例，愈收愈緊，地方都關了。碧波押要關了，賴死到六月底。」「賴死」二字，使盡全力。

社會如此紛亂不安，要編寫一齣關於教育的香港電視劇，的確是一件毫不容易的事。剛剛播畢的ViuTV電視劇《教束》，卻在一片動盪疲憊的時勢中，廣獲網民支持。無論是劇情前半部，邊緣學生勇戰尖子精英，逆轉勝選學生會的過程；還是後半部故事中，師生挑戰校長，反對將平民學校「馬修書院」轉為直資學店的壓軸主線，《教束》這齣電視劇，都能保持張力，一邊嬉笑怒罵，一邊揭露社會現實，引起觀眾共鳴，激勵人心。

「六九大遊行」至今剛好一個月，這一個月來，我們見證了不少匪夷所思、聞所未聞的場面或說話，當中，特首林鄭月娥的「母親論」更是「神助攻」，令人為之反感，一眾媽媽更走出來高呼︰「人民不是特首的孩子！」獨立記者兼作家蘇美智，先後著有《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壹家傻蛋》及《我們的同志孩子》等書，幾年前她曾撰文分享，在國民時代出版的舊課本《開明國語課本》上，有篇題為〈國慶日演說〉的課文，所謂「演說」其實就是一篇畢業同學的發言，發言中把為國家慶生比喻為替孩子做壽，人民以家長自比，期許孩子學得更好、做得更好；跟今天特首的「母親論」相比，高下立見之餘，今昔課本與青少年教育之轉變，亦值得大家多多思考與關注。

《上流寄生族》不是甚麼5D電影，卻從頭到尾散發著濃烈氣味。主角一家四口無業，擠在一個半地下室裡，屋外天天有醉漢撒尿，晚上全屋的蟑螂都跑出來開派對。氣窗邊一直晾著幾隻襪子，久久沒有收起，可以想見那潮濕滯悶的房子每分鐘都在釀著霉臭味。

此後每近他的忌日，我便為當時發行的紀念專號寫篇回憶的稿子。其間學會引他的詩，那些詩，竟使我若干段落變得稍微好起來。待老頭子先後有了紀念館、美術館，又得年年為了與他相關的展事，寫點文字，倏忽八年過去，便有了這本集子。

整個六月像坐過山車，情緒如窗外的天氣一樣時晴時雨，有時自夢中醒來，臉上更已濕了一片。鬱悶，整個城市的人，大概都患上不同程度的情緒病。在中環上班的人尤甚，每天衝鋒陷陣似的，難得午飯時間小休，有人選擇走上金禾大廈三樓「蛇一蛇」，有時候見到鄭天儀坐鎮就聊上幾句，見不到就逕自埋首書中，從三星堆考古、敦煌壁畫、景德鎮瓷器一路睇到法國畫家米勒、德加、莫奈，古往今來的藝術世界如宇宙大爆炸一樣在眼前展開，震撼人心，也撫慰失落的靈魂。這個中環「蛇竇」，它的名字叫「大業」。

《設計日常2》每集從不同從生活範疇著手，上月中探討睡眠設計，有人設計出可收納的床，有人研究改善籠屋，亦有人開發近年愈見普及的睡眠膠囊。六月三十日，《設計日常2》舉辦睡眠設計放談會，邀請了睡眠艙旅舍SLEEEP的創辦人Jun Rivers與參加者交流，彼此分享睡覺經驗，如何能睡個好覺。

六月是多事之秋，七月看來也不會太平靜。月來港事，瞬息萬變，特首位高事忙，日理萬機，恐怕百忙中忘記了重要事情，茲具列要事十項如下，藉供備忘，事關香港前途，懇請特首抽空細讀。

過去的六月，有人不回家的日子比回家的日子多，十幾二十小時不眠不休，換來通紅的眼睛，疲乏的身軀，汗、血和淚，有人離家為了爭取，有人離家為了守護，但如果我們把這個地方、這個城市視為家，其實我們一步都沒離開過。本年度香港文學季「字立門戶」以「衣食住行」中的「住」為主題，六月二十九日舉辦的開幕講座——「居心何在．隨寓而安」，邀請小說家韓麗珠，劇場編導彭秀慧出席分享，由作家袁兆昌主持，談的就是家。

《窮巷》的劇本手稿可說是近年香港文學史的一項重要發現。過去很多人只知道侶倫戰前曾涉足電影界，卻未嘗得知他把《窮巷》編成劇本，而他生前的憶述也沒有提及。

繼一百萬人走上街頭，又有二百萬人懷著更悲憤的心情遊行，似乎整個城市都無路可逃了。這是一個必須要立即處理的政治問題，否則這將會變成整個城市秩序、政府管治的不穩炸彈。但對所有人而言，又何嘗不是一件難以逃避的事——中立不是一種選項，任何靠市民「搵食」的人，都會有發聲的期望。

家庭是成長中無可避免的部份，從成長到自立，都得經歷過家庭的境況，及至與家人的互動，當中可能是悲喜交集的。有說「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一個家境自是一些故事，也在少年身上留下痕跡。第五屆香港文學季「字立門戶」以「家境」為主題舉辦中學組徵文比賽，以散文為文體，藉創作安放處身家境的感情和狀況，從中窺探與書寫自身。

今期稿擠是常識吧；而我們早前做了一次讀者問卷調查，說每期《無形》焦點集中會更傾向購買，於是今期也就全力開展。反對《逃犯條例》修訂之聲鋪天蓋地，都說損害香港特殊地位，卻少有文章指出香港的「逃犯歷史」，我們很感激安徒寫來鴻文。羅冠聰、余家強、曹疏影都是對於反修例抗爭的直接反應，羅文分析性較重，余家強的詩也還是策略分析，疏影則以意象切入。崑南、余婉蘭的情色書寫，當然是從主流的規限與框架中逃逸，牽動私密，坦率而狂放，讓我們知道「逃」欲望何在。

我的說辭，不是為警隊辯護，思考警隊的問題需要更廣泛的理解和討論。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在意黑警的感受（不包括其親屬）。我在意的，始終在意的，是「毅進仔」這一說辭，不能只是一個用以貶損警隊的喻體。「毅進仔」可能是任何一個正參與抗爭的民眾，其邏輯所隱含的「學歷=社會地位」的想像，根本是不必要的偏見。而這偏見所傷害的，可能是你你我我。傷害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相信更好的所指。

請記著魯迅所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希望是情緒，絕望也是情緒。絕望不是堅固不摧的東西，它並不真實存在。《源氏物語》裡有一句詩很有意味：「哀情亦是無常物」。對於悲哀，也不要執著。唯有破除絕望、破除悲哀，我們才能重獲希望和快樂。

要問今次反送中抗爭裡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話是甚麼？想必十個有九個會脫口而出：「不分化，不割蓆，不篤灰」。社會運動找到了「無大台」的新路向，也全賴參與者們即時而清晰地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無論是衝擊、後援還是唱聖經、整文宣，目標明確，各司其職。唯當局忽視民意，抗爭仍在繼續，「虛詞」為此整理了一張抗爭者書單，涵蓋抗爭中攻守一體兩面——每一主題都有兩本推薦書，一本是蒙面者衝擊指南，一本是給和理非公民的抗爭讀物，但願能給前線、後線、網線上的你，提供些許「精神彈藥」。

日本收納女王山下英子提出「斷捨離」，多少人將其奉為人生真諦；從衣服到傢俱，清減裝備成為一種生活態度，相關的潮文也是日日湧現。一篇名為〈斷捨離你首先要扔掉的一百件物品〉的文章，就強有力地告誡大家——速速扔掉舊課本、不再翻看的書，因為「你要承認自己已經長大了」，也因為「那些東西留著真的沒任何用處」。

消除背景和時間，只剩下關係。這關係變得十分詭異。剩下的是一種沒有原因的關係，這關係就只有動與被動，在沒有地平的狀態下旋轉。

今次反送中運動的特點之一是沒有大台。「沒有大台」的其中一個含義是沒有人或組織能夠號召及領導參與者撤或留，參與者要自行判斷撤或留，並為自己的選擇承擔風險和責任。反之，如果有大台，大台就需要承擔相關責任。

詩人浪子近作組成的〈徒然集〉數篇，由事件而生，從布拉格之春五十年到人權捍衛者甄江華案、再到自己被解除取保候審的經驗，每一行詩都滲出著國家機器的荒誕。

比起其他陸上動物，鳥因著會飛行而較能躲避人類的騷擾，附著每個地方如同它獨特的陰影。從香港到日本，便是從斑鳩與麻雀的世界，進入烏鴉的天地。每次看到漫天飛舞的黑鳥，就像找到掀開偽裝的線索，發現富想像力的影視作品中虛擬世界的原型。

利維夫是一個音樂之都。在我逗留的那段時間，剛好又遇上了莫札特音樂節（LvivMozArt），因而有幸聽了幾場音樂演奏會。利維夫之所以會定期舉辦音樂節（或特別是跟莫札特有關的音樂節），主要是因為莫札特的兒子弗朗茲．克薩韋爾．莫札特（Franz Xaver Mozart）。在莫札特的六個孩子中，只有兩個男孩沒有夭折，而當中就只有弗朗茲跟父親一樣，是音樂家。

抗爭之路很漫長，期間我們可能還要面對更多的低落、憤怒、恐懼或懷疑；而這次行動更有不少社運新血加入，很多學生第一次走上街頭就要直面暴力，因此如何調試心理、如何安慰自己的同時也撫慰他人，也成了眼下很重要的課題。現在的你或許還很慌忙、手足無措，不如看看心理學家葉劍青與鄧亮瀅提供的元氣妙方，嘗試平心靜氣、重拾力量。

馬克思一思索／馬克白夫人就發笑

1989年，距離香港主權移交尚餘8年。這一年，後來的人稱為「春夏之交」的時間點，八九民運在歷史裡刻上未敢忘記的創痛，間雜著偶爾發光的記憶片段，黑夜漫長，至今30年仍未平反。這一年，香港的百萬人大遊行、馬場集會，殖民地的人們湧上街頭支援遠處的一場愛國民主運動，一切無可想像的都一一發生了。包括六四清場的一刻。

小時候我們都希望盡快成為大人，每天「變身」穿上自己喜歡的衣服；後來長大了，換過一季又一季、一櫃又一櫃衣服，校服的樣子卻是愈來愈清晰——「校服怎麼可以這樣便宜？」「袖子的設計原來這麼實用」「穿在身上好舒服啊」。「有些家長隔了一段日子後回來問我們，為甚麼校服縮水了呢？量了一下尺寸我就說，衣服沒有縮水，是小朋友長高了。」維多利校服公司在荃灣屹立超過20年，店長丁小姐的人情味，也是不少學生校園記憶的一部份。

2019年6月17日，有中國網友表示，因在網店「微商」購買了兩本著名自由派學者資中筠先生所寫的書《老生常談》和《美國十講》，而被當局約談三小時。當局稱這兩本書是「政治敏感書」，不僅收繳了讀物、更取出了讀者與賣家的全部聊天記錄，並跨省追查拘捕了書商。

羅孚編訂的「葉靈鳳香港史系列」－－《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錄》和《香島滄桑錄》，迄今仍是研究香港掌故、社會文化變遷的重要讀物；那麼保留了羅孚編輯特色，輯錄的繁體版《讀書隨筆》，又有甚麼值得我們細讀的地方？

六月下了一場辛辣的雨／灼傷了人們的睡眠

在場運動承載了很多聲音、很多思考，跨越世代、階層，是趨近民主的一種實踐。同時，最重要的是，當我們要將和理非與勇武連結，甚至乎與更多，包括牧者、教徒、母親前所未有地連結，我們每個人也開始仔細地學習如何穿過他人的位置，聆聽不同的聲音。而最重要的是，不為自己，或他人帶來傷害。每次都是艱難的選擇。

經過尷尬的買材料過程，把材料拿回家算輕鬆，材料的洗、醃、切、泡也很簡單，最可怕的是處理糉葉。我看著媽媽細心修剪、挑選卻幫不上忙，因為我實在不會，剪太短包不到，太長的話又很難綁，接著還要清洗，刷走泥塵，把它們煮軟才能包。

跟楊婕約在咖啡店見面，剛完成映後談的她，看起來有點疲倦，但對於我的提問，她依然認真地逐一回答，鉅細靡遺，而且，語速很快——這是她給我的第一印象。或者說，這是她的作品給我的第一印象，鏡頭切換與場景調度幾近無水花，乾淨利落、節奏明快，故事濃縮得來不忘起承轉合，短片所需的元素與條件，楊婕都一一掌握了，能夠躋身今年鮮浪潮「新銳導演搜映」系列，毫不令人意外，而觀賞她的作品，更是驚喜處處、嗒落有味。

香港電台及香港出版總會主辦的「第十二屆香港書獎」頒獎禮今天（6月20日）於香港電台廣播大廈舉辦，十一本獲獎書籍包括《西西研究資料》（一至四冊）、黃碧雲《盧麒之死》、吳靄儀《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等。 綜觀獲獎書籍，大部分都與不同範疇的香港歷史有關，包括文學、政治、足球、霓虹燈等。著書立說，除了說明香港有著豐富的歷史，也是為當下建造更厚實的基礎。因為歷史仍在發生，我們都活在歷史裡。

當我們談論香港文學，我們在談甚麼？2019年5月29日至6月1日，為期三日的「在地因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大學展開。研討會從香港的文學歷史、文化、創作特質、時空想像、視覺元素等角度出發，舉行了兩場主題演講（分別由周蕾與李歐梵教授主講）、一場圓桌討論及十場分組研討。與會者除了有香港各大高校的學者，還有來自台灣、美國、中國、瑞士、星加坡等多國院校的文學研究者，可謂是香港文學研究界難得的盛事。

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對於「非本土」的否定之上，也不是簡單地由無到有的過程，實際上存在更多的矛盾、游離，正如本書在〈導論一：本土及其背面〉提出：「本土不等於與他者割離，亦不等於對自身的完全肯定」；〈導論二：流動與根著〉一再提出對「無根」的認清以及「根著」的無力，然而，「在種種負面因素以外，流動，某程度也作為根著不可能之時的出路，或流動本身也是根著所創造出的新可能：我們何妨自停留的一點上出發，承接香港文化既有的前衛、多元，自由往復，也許終可接近『根著』的真正可能」，本土與非本土共同構成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複雜性，結合流動與根著的辯證，作為本書回顧、論述戰後至二千年代香港文學的核心。

每年，這個時候，主啊／這個，地方，好小好小／呀，是不是好，只是小／又不。好。我呢你知啦，／只是它七百萬份之一才……

訪問張婉雯那天，我們選在理大校園見面，在露天茶座坐下之後，直昇機偶爾飛過頭頂，卻無損我們談話的興致。想不到訪問過後不久，她就傳來稿子，由直昇機連結世界，一篇談及戰爭與和平的散文。原來她早在默默觀察，難怪張婉雯筆下的故事，平凡得來卻又驚喜處處，因為現實生活就是這個樣子。「從來都諗唔到會起人工島咁誇張，痴線㗎。」現實呀嘛，係咁癡線㗎啦。

天色漸暗，警方在沒有預示的情況下，攻擊了我們，每個人都痛之入骨，只是我們並沒有選擇逃離現場，大家都做了約定，要把我們的家園，要帶著整個香港，逃離腐敗的未來，我沒有名字，我只是示威遊行的一份子。

自從戴卓爾夫人摔了一跤，然後一夜間獅子和獨角獸變成了一朵本土的白花，紅色成了香港的大背景。這面區旗是紅色的，這次又是用哪裡的鮮血提醒香港人怎樣的歷史？是雨傘運動，還是6.12暴動，不，我弄錯了歷史。

早於2013年，現為建築設計師的黃思琪（Louise）便開始研究無家社群，當時仍是園境建築設計學生的她，對於露宿者如何利用公共空間，以及與周遭社區之關係很感興趣。直到2015年，她將這套研究帶進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社會設計工作室，在李欣琪（Yanki）和Sara的指導下，親身走進深水埗通州街天橋底，不從政策角度分析無家者，而是針對他們的設計技能進行研究，並統稱他們為「自建社群」（Self-build） 。研究在2018年結集成《家在街：香港自建社區》，歸根結底也是在叩問一個家的定義，「住在街上是否可能？（is it possible to live on the street？）」

劉智聰與南豐紗廠合作舉辦「舊課本——那些美好的風景」展覽，再次展出自己的舊課本珍藏，希望讓大眾懷緬往昔學習回憶的同時，反思舊課本內容價值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寫教科書的人，要照顧所有學生的程度、需要，難免會在解釋事情時顯得狹窄，有所局限。以前老師說課文正確，論調就正確；今日我們重翻舊課本，又能否突破這種思維？」

總有些人在幹些我不明白也不認同的事；我無從也無須改變他們；我唯一能做的，是不要成為他們。

詩人淮遠、蘇苑珊、葉梓誦、陳諾諺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而寫下的詩作。

台灣詩人鴻鴻、蔡琳森，香港詩人池荒懸，紛紛為「反送中」的一系列行動寫詩。

為響應罷課，又有見班上同學經常都對媒體及社科研究中常用的入門分析方法「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感到困惑，以下特以2019年6月12日晚上林鄭月娥透過政府新聞網發佈的短片作例子簡單說明（該片連結見文末）。本文寫得比較淺白，高中學生應該也可明白，歡迎自由傳閱討論。

2019年6月9日，一百多萬香港人為反對惡法「逃犯條例」修訂，齊齊走上街頭，唯政府漠視不理，依舊試圖強推惡法。6月12日，全港大罷工、大罷課，人們繼續上街，試圖用佔領的方式進行抗爭，對面而來的，卻是警察機器的暴力清場：催淚彈、胡椒噴霧、警棍，甚至子彈。不少文學人參與此過程，也對惡法、惡權表示強烈抗議，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他們觀點與經歷。

6月12日，為了不讓會令香港失去自由的《逃犯條例》修訂通過，數以萬計的香港人走上街頭，表達意願，收到的回應竟是警方用催淚彈和槍支暴力清場。詩人廖偉棠、熒惑、逆彌撰詩，是對惡法和惡權的控訴，也是對

林鄭：我不用粗言辱罵你，但我必須告訴你，你的政府所做的好事，讓你喪失了當媽媽的資格，請你緊記，你的警隊打傷了一位年輕人的眼睛，這才是一位媽媽該譴責的行為。

我只是一介書生，而已。在香港——我的家——讀書教書，都幾十年了。我慚愧沒有給下一代做出些甚麼貢獻，就連上街表達意見的學生、年輕人被誣指為暴徒而給警方追打、槍擊、拘捕……，我都無能為力。看着屏幕上的槍彈、煙霧、血跡，鏡頭一轉，卻看到優雅背景前那一副「慈母」嘴臉——前者真實後者虛偽——試問香港人又怎會不絕望？又怎會不憤怒？

「寫詩與教書的身分，必須分得好開。」跂之聲線低沉，話卻說得篤定，散發溫柔的光芒。在現實急躁的香港，做一個詩人已經不容易；要做一個寫詩的老師，就更加是一件艱難的事。到底跂之是怎樣在生活的吊索上，平衡好這兩個身分，肩負起寫作、教育的責任？

甜，一個叫人又渴望、又害怕的字。澳大利亞斯威本大學人類精神藥理學中心的研究員帕塞（Matthew Pase）曾以實驗證明：喝汽水和果汁頻率更高的人，平均腦容量更小，記憶力更差，因此甜也總是與蠢笨、呆萌、肥胖自然掛鉤了。然而在文學史上，甜又是那麼不可或缺，甚至不少作家都嗜甜如命，寫甜味也寫得入木三分。

恰恰是這種革命的純粹性及其由「自由」而迸發出的詩意，使我在讀罷洪慧〈借火〉一詩時當即想起了哲古華拉。飛蛾撲火真的是自取滅亡嗎？我想在洪慧看來飛蛾不是撲火，而是借火，燃燒生命是它天然的職責。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法國大革命高舉的「自由、平等、友愛」，我們的社會沒有平等，也快將失去自由，所以請大家一定一定要更加珍視友愛，那真的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武器。

自由的食宵人民，要呼吸自由的空氣。自由的空氣不在家裡，在街上，在巷中，在我們切切實實踏著的土地上。而我們知道自由的空氣是要自己爭取的，freedom is never free，如果你感覺到你做的事好像很免費，那就代表以後你就要付上代價。

或者，大家以為，真的有一百萬人上街了，引起國際關注了，政府就會撤回修訂了。其實，在2003年七一遊行後，董建華說了幾天早晨後，高調出來宣布，會如期立法23條，當時大部分市民已經準備在7月9日包圍立法會。但因為田北俊的自由黨臨陣倒戈，拒絕支持，董建華才急急出來宣布：尊重民意，暫緩立法。但誰都知道，他尊重民意個屁，只是不夠票而已。

經歷破紀錄103萬人的反送中遊行，今日在親共報章流傳最勁的相片，不是遊行隊伍，而是晚上示威者衝突時，警察爆缸，他們配以大大隻字「譴責暴力抗爭」、斥示威者「暴民」。這樣的解讀，是不是有甚麼誤會？因為據有線新聞的片段，那位頭破血流的警察是被同儕所打中的，還有一句「你做咩自己人打自己人呀！」，鐵證如山。

我不是那種「每個人生來都是獨一無二」主義者，不會整天在發be yourself的語錄。事實上，我很渴望同大家一樣，我很想做一個正常的年輕人——睇YouTube、Netflix、煲韓劇。

有一群先知不斷把手按在聖典宣誓／信誓旦旦，像領導人

如果說攝影有一種宿命，那應該是與時間相互籠罩、無法割離的特質。艱難地爬上坡，前往與攝影師黃勤帶的訪問地點——外國記者協會——時，腦中一直盤旋著「宿命」一詞。去年多次爆發言論自由受威脅事件的外國記者協會，其在雪廠街的選址是由港督麥理浩提出的；而黃勤帶的最新攝影集《Secret香港樞密1842-1997》中，也剛好錄入了一張飯局座位表，顯示著麥理浩曾與習近平父親習仲勛同台並坐。透過相片再看眼下、甚至未來的中港拉扯，不免有歷史輪迴之感。

〈回憶有罪〉還進一步將1989年北京的「六四事件」，聯繫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時空幾度轉接，但彼此面對同一個極權，當年的真相一日被隱藏和噤聲，極權的魔爪將繼續無限擴展，如果回憶有罪、如果事不關己，有一天消失的不是檔案，而是香港！

有「魔女」之稱的日本女星蒼井優，六月五日與殿堂級諧星山里亮太宣佈婚訊，引起（宅男）群眾大面積崩潰，「還我女神」的口號不絕於耳。加上兩人顏值相差甚遠（女星長得靚麗諧星長得幽默），拍拖兩個月即閃婚，又實行無婚戒婚姻免去冗習，因此也有不少觀眾表達出艷羨之情：「這是真愛啊」。

1930年，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33歲。

外交部發言人澄清說，我國尊重創作自由，只不過無法坐視勞動人民被剝削；據了解，該廠成年工人每磨一個口子，只有工資六毛，童工四毛。可是，靈通消息透露，發言人用字違禁，已遭罷免。

清醒做夢，就是指我們在睡眠狀態中保持意識清醒，甚至利用這清醒意識去控制夢境、創造夢境。驟聽之下，很多人都覺得清醒夢不可思議，但上世紀七十年代由英國超心理學家奇斯．賀恩（Keith Hearne）進行的實驗，卻證明了清醒夢在現實中的可行性。

鍾國強、阮文略、三木撰寫六四詩歌，「很多人都這樣問／答案還是莫須有／而我們的廣場早已老去／你的遺囑還年輕……」

5月31日，由莊梅岩編寫的《5月35日》正式上演，我看的是晚上的一場，全院座無虛席，同場的觀眾還有朱耀明牧師伉儷、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和梁家傑。離場時人很多，擠得很，我沒有急著離開，有機會看到憑欄俯視的莊梅岩。買了劇本後，硬著頭皮上前問她可否留影，她二話不說就跟拍了這張合照，笑起來真像個孩子，眼裡有份難得的真。

三十年是甚麼概念呢？無三不成幾，三十年就是幾十年。六四是幾十年前的事，南京大屠殺也是幾十年前的事。你會為南京大屠殺揪心嗎？你可能還剛剛為平成最後、令和改元而歡呼。

淮遠、廖偉棠、李顥謙為六四事件撰詩，不僅是紀念，更是藉以觀之今日香港，提出反思：「晚安，香港！／飛站的列車，我們都是乘客／不再抓穩扶手，因為雙手都拎滿炸藥。／昨天沒有骨灰，留給明天的飢餓。」

我這一代香港人，沒經歷過真正的戰爭；我最感受到武力張狂的時候，應是二零一四年兩傘運動期間。當時我每星期有一門夜課，課室窗外是尖沙嘴警署附近的大馬路，授課中途，常有警車出動，「嗚嗚」笛鳴與刺眼紅光闖進課堂中，我和同學都沉默下來，望出窗，想像警車要往何處去，將要發生甚麼。那些日子的課堂，與現實生活是平行時空。

占星學其實就像文學，不單是一套龐大知識系統，涉獵本命（Natal）、時事（Mundane）、擇日（Electional）、流年（Forecast）等分支技術，更關乎人倫關係與生命本質。

為哲學家尼采和海德格作傳的德國哲學家薩弗蘭斯基，最近寫成了《時間之書》，似乎不單要用婦嫗可解的文字解說海德格《存在與時間》中的概念，也要爬梳德國哲學、文學、史學和社會學中的時間 概念。

如果說一個導演一生只拍攝「一部影片」，那麼毫無疑問史派克．李算得上其中最硬核最執著的一位。種族議題永遠是其創作的核心，他也從不避諱通過激進的方式在電影中表達政治訴求。

三十而立。三十紀念。到了某個年紀，慶祝生日開始變得尷尬——每個人的生辰歲數，到最後是否只有自己紀念？家中高齡長輩逝去，常是連家人都說不上長輩究竟幾歲，就像《百年孤寂》裡的易家蘭。今年是太多紀念日的一年，紀念反而映照出我們的茫然。

我們從墨西哥坎昆做落地簽再飛往夏灣拿，但託運的行李箱卻不幸被滯留在了出發的三藩市，需要等待數日才能運到夏灣拿。心中忐忑，必須做好最壞打算，找不回一整箱的行李，要做減法，從零開始「生活」。

2018年2月16日，中國導演、作家胡波的電影遺作《大象席地而坐》在德國柏林電影節首映。我們羅列出刊登於「虛詞」的三篇評論，包括羅昊培與陳子雲的影評、以及忤尚寫關於電影原著《大裂》的書評，三位皆是年輕評論人，或也因此呈現出一道獨特的青春殘酷物語。他們細膩的觀察和閱讀中，又找出了甚麼我們未能發現的事物？

「安心事件」雖已告一段落，但「唔熟唔食」或者「扮friend食老死」的事，其實三不五時都在身邊上演。跟托爾斯泰和杜斯托也夫斯基齊名俄國文學「三巨頭」的伊凡．屠格涅夫，自從25歲戀上有夫之婦以來，為了她一直單身至死；期間甚至多年都跟夫婦二人住在一起，或是在他們的房子旁為自己另蓋一幢。

是次「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請來唐睿博士、張詠梅博士和關詩珮教授等三位學者，分別從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葉靈鳳和李察梅遜（Richard Mason）的作品和翻譯入手，帶領我們探討三種不同的書寫和想像城市的方法。

電影也早已鄙棄把動物定型為失智、瘋狂。可以把動物的報復歸因最基本的天性，例如母性、家性。即使是怪獸片中的一切怪獸，都可應用此橋段。

流水一般無聲而不止，文學館的媒體虛詞無形就做了一週年。草創改名字的時候，有勸諫說名字裡有「無」字的媒體不大吉利，我當時笑笑便算，始終傾向保留「虛無」的頭聯。

柏拉圖式網絡小說，說的不僅是不能有性愛場面，是連「嘴唇」兩字都成為敏感詞，那還讀甚麼、寫甚麼？還有網友一針見血充滿內涵地回覆道：「在BL同志漫畫小說都被命令禁止的中國，你跟我談柏拉圖？」哦對，最近連諾貝爾獎得主、中國共產黨員莫言最近都遭習近平點名批評，紅高粱影視基地遭到強拆，這樣看來網絡小說可真如螻蟻，一捏就爆。

人喜歡說閒話，而我讀大學時，聽過的閒話也最多。同學「吹水」時當然也會說起老師的閒話，但我從沒聽過有人會說小思老師的閒話。

由鮮浪潮電影節有限公司主辦的「鮮浪潮國際短片節」籌辦至今，本年已是第十三屆。歷年以來，其本地競賽單元一直為本地電影學院的畢業生提供初試啼聲的機會，同時資助並培育了不少優秀的香港導演人才，例如《一念無明》的黃進、《翠絲》的李駿碩及《淪落人》的陳小娟等，對新一代香港電影有重大貢獻。「第十三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將於本年6月6日至22日，假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MOViE MOViE Cityplaza及MY CINEMA YOHO MALL舉行，共放映五十五部短片作品，其中十九部為本地競賽作品，並設映後談，由本地導演現身說法，分享創作點滴。

《無主之作》以德國當代最重要在世藝術家李希特（Gerard Richter）的生平為藍本，探討一個命題，三位主角阿姨、畫家、外父同屬人世中的「好」（一美麗），同得上天恩賜（一藝術），同能人所不能（一醫術），卻在同一時間點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個做了犧牲品/繆斯，一個當了藝術家/倖存者，一個成了專業權威/殺人者。

猶記得從前亞視購入臺灣電視布袋戲《大儒俠史豔文》，當時年幼，又受了《娃鬼回魂》一類恐怖電影影響，瞥過幾眼，只覺人偶世界鬼氣森森，未及深究。然而這個被錯過的世界，十多年後卻因日本知名編劇虛淵玄與臺灣霹靂國際多媒體共同製作的奇幻武俠布袋戲《Thunderbolt Fantasy東離劍遊紀》，以破格的形貌回歸，使我欲罷不能。

今年三月，韓志勳的畫展《光的故事》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行。這次的畫展展出韓氏不同時期的重要作品，具有相當可觀性；而韓志勳本人，於二月底逝世，僅差半個月未能目睹展覽面世，實是令人非常惋惜。在3月14日，我受託在崑南、蔡仞姿、何建宗三位主講的「60年代的前衛藝術：韓志勳與他的當代藝術家」活動中，忝居末席擔任主持。在準備講座的短促期間，儘量研讀有關韓志勳的文章，深感韓志勳作品仍然等待著更深刻的穿越。而當日的講者尤其蔡仞姿準備了重要的內容，於是在此為文紀錄講座，為香港藝術史略盡綿力，也是向韓志勳先生本人作微小的致意。

巴黎就是這樣浪漫的城市，在這裡發生過的事情太有趣，歷史遺留下來的痕跡令你不禁想像，法國以至一整個歐洲是怎樣走來，直到今天。

你說我甚麼都好，我還是需要對你有這丁點的基本要求︰請別讓自己忽略、失去或無視最基本的禮貌，尤其是當你希望從別人身上得到甚麼時。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

我是連十二星座的次序都數不出來的那種人，但出生必有時辰，那麼就十二個之一總會中一個，而我抽中的是金牛一隻。自己沒有甚麼研究，卻常會和朋友談及我到底哪裡金牛了，而被說中了的部份老是令我很驚奇。

對真實定義得愈實在，這種東西就愈是虛浮和不存在。反過來，真實不是要去定義，而是要去「接近」，這也是我現在辦「香港真實影像協會」的初衷。

結局雖然爛，但作為觀眾，我個人還是覺得有結局比無結局好，你看另一部「神劇」《SENSE 8》，拍到第二季就腰斬了。而且《權力遊戲》都還可以再等GRRM的小說寫完，在文字世界裡彌補劇集的不足，比永遠有一個吻未嘗的《SENSE 8》好多了。

無人認同大灣區，但大家都認同，我也認同，《過春天》拍得好看。看似寫實的糖衣包著某種政權的童話，那才是恐怖。

高速，高壓，自律，二十年來能夠每天十多小時專注在同一件事上，巴爾札克除了需要足夠的精力，他還需要興奮劑來提神，幫助他對抗重複冗長的寫作。咖啡，不只是他的精神食糧，也是他身體亟需的補給品。

藝術家麥海珊舉辦個展《如此，攝影筆》，展出呈現觀塘重建前後變遷的《一地．兩制．十年》展覽和散文電影《一河不二渡》，建構肉眼看得見的思考過程，說更迭、說消失與被消失，也說我們與現實的距離。

關於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最新傳記《桑塔格﹕她的生活》即將面世，其作者班傑明．莫澤（Benjamin Moser）更是在書中爆出驚人內幕：原來桑塔格才是她第一任丈夫菲利普．里夫的開創性著作《佛洛伊德﹕道德家的思想》的真正作者！究竟其中有多少不為讀者所知的來龍去脈、文學秘辛呢？

在一個創作夏令營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所有最古怪的、難搞的同學都會被分配到 May Fung 導師的小組裡，接受「 特別訓練 」；而他們最後提交的共同創作，卻又總是出人意料得好。 所謂「特訓」，包括六點起床，晨跑，早操⋯⋯這些動作跟創作又有何關係？然而在May 的眼中，創作的自由與成長也源於紀律，這也是一名金牛座藝術家的執念。

捱夜傷身，人人都把這句話掛在嘴邊，「我今晚要早點睡」就跟「食完呢啖聽日唔食」一樣，是個天大的笑話。那為甚麼還要熬夜呢？

《無名指》是一次對上述現代主義文學狀況的逆向實驗，李陀三番四次表示過，要繞過以普魯斯特、喬伊斯和吳爾芙等現代主義文學名家為代表的心理描寫套路，回歸以「對白」呈現人物為小說手段的偉大傳統。李陀列出來的標竿是曹雪芹和托爾斯泰，我們也輕易感受到他在小說創作上的復古態度。

第二天清晨，天未光我嘗試抵著冷風騎機車去爬佛塔。因為2016年大地震後佛塔群嚴重受損，政府勒令把通往塔頂梯子前的塔門鎖上，現在可以爬的塔便愈來愈少，進出的門前都有鏽跡斑駁的鐵閘。那個清晨找到的，是一些遊人已經爬上卻無名的塔，他們大多都有嚮導伴著前來爬塔。

這一槍把所有事情都改變了，正如《蘭波傳》的作者斯坦美茲（Jean-Luc Steinmetz）所說：「從他們決裂之日起，蘭波就徹底擺脫了魏爾倫，對他來說，魏爾倫就代表著詩歌，但這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知道事物的名稱與理解它的運作方式，完全是兩件事情。金牛，我想到偽鈔。

關於貧窮與侷促，汪曾祺體會得太多了，以至於直到人生末年，他才真正住進了一個像樣的居所。1996年二月，汪老舉家搬入虎坊橋福州館前街一幢嶄新的大樓，內裡寬敞舒適，而一直伏在雜物堆、飯桌上寫作的大作家，終於在人生的最後一年裡，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書房。

城市當代舞蹈團今年五月的大型製作《冬之旅‧春之祭》，重演兩個黎海寧作品，分別是上半場的《冬之旅》和下半場的《春之祭》。演出開始，鋼琴伴奏李嘉齡和男低中音黃日珩進場，舒伯特《Winterreise》組曲響起，沉厚的德文歌聲在凋零的枯樹佈景前迴盪。資產階級（bourgeoise）品味的氛圍，在重視本土、平權的今天，欣賞它可能不很追得上時代，但是對在殖民時代長大的我來說，它是多麼的熟悉。從此兩作品起到千禧後十年，黎海寧的舞蹈代表了一種特定的時代品位；《冬之旅》和《春之祭》的重演，尤其突顯香港文化之轉變，當中流行文化對藝術深度的衝擊，是香港、以致全球藝術工作者必須面對的狀況。

王爾德的名聲在當時好壞參半，他雖靠著出版《詩集》打響了名堂，但花枝招展的他亦是不少人的攻擊目標。雜誌Punch刊登過一系列漫畫和文章諷刺這位唯美主義信徒，他們的編輯柏南德（F.C. Burnand）更以王爾德為原型創作諷刺劇作《上校》（The Colonel）。 結了婚，生了孩子，花花公子王爾德，也不得不為生活躊躇。靠著在《蓓爾美街報》（Pall Mall Gazette）與《戲劇評論》寫書評和劇評的微薄稿費，似乎不足以支撐他一家開銷，幸好這時有人邀請他當雜誌編輯。

香港進入抗爭年代，日本六十年代末的三里塚抗爭與香港的守護菜園村運動相似，於是小川紳介由1968年至1977年期間紀錄三里塚抗爭的七部電影開始走進香港人的視角；大津幸四郎、代島治彥在2014年導演《抵抗的代價：活在三里塚》在抗爭五十年後重訪參與者，就是要探索歷史的現代進行式；到2017年，代島治彥再導演《三里塚：伊卡洛斯的殞落》，在這探索之上再走前一步。

「黑書眾」的氛圍親密，前來的人彷彿在交流以前已就各類社會議題早有共識。繼2017年首次舉辦後，「黑書眾」於今年勞動節前夕進入第二屆，仍以「紛雜眾色」、無所不納的黑色為主題，志在成為為所有階級、種族、性別人士──所有人而設的書展，以擺賣小誌、小書（chapbook）等形式的獨立出版物為主，參展者來自香港、廣州、武漢、峇里島、首爾、倫敦等地，足見小誌相關的活動節早已不是英美各大城市的專利，近年於東南亞地區更是愈趨盛行。

紅爆一時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上月播出大結局，其中應思聰因拒絕吃藥而發病，哭著問宋喬平︰「為甚麼是我？」宋喬平眼泛淚光答︰「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這段情節逼哭了許多觀眾。飾演宋喬平的林予晞更在臉書透露，這段對話原來不在劇本之內，是兩人臨場反應，令原本感人的畫面更增添幾分真實的人情味。然而，喬平這句暖回，細想後會發現有些情理不通，畢竟為何思聰比較勇敢就需要承受疾病折磨？這是他活該的嗎？又，為何我們會為這句話而感動？在本文裡，我將從美學和哲學角度拆解這些問題背後關於命運、悲劇和善（Goodness）的脆弱性。

初入行的時候，我還以為，任教大專比教授中小學可以更專注於知識的傳授，因為學生們已經成年，照道理已懂自律，會專心上課，追求更高層次的知識；但真正接觸過學生後，你會發現他們仍是一群苦惱的少年。

平心而論，電話寫文的確方便，然而鉛筆的美好卻一直在潛意識徘徊。用鉛筆洋洋灑灑在紙上傾瀉思潮，快感不是在電腦一字一句敲出來能夠比擬。在消耗中留低的字跡、握在手中的粗糙感、筆尖與紙張的磨擦，加起來是一場滿足視覺、觸覺、聽覺的感官盛宴。難怪有人說，鉛筆寫出來的字雖然筆跡淺，但印象卻特別深刻。不要說打字，就連墨水筆、原子筆也難有這般豐富的體驗。

對於戴先生，我還是十分尊敬的，原因就在於他曾翻譯了我最喜愛的法國象徵主義詩人波德萊爾的作品，且譯得不錯。因此我在翻讀全集的時候也特別留意他對於詩歌的見解，其中〈望舒詩論〉就清晰地記下了他對詩的見解。這篇詩論以點列的方式書寫，應是創作雜感，篇幅不長僅有17句話，但這短短的17句話中矛盾重重⋯⋯

4月23日，有「阿拉伯布克獎」之稱的「國際阿拉伯小說獎」（IPAF）公佈得獎名單，現年六十七歲的黎巴嫩作家Hoda Barakat憑作品The Night Mail獲獎，成為歷史上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女性作家。從2007年開始，IPAF至今已舉辦了十三屆，得獎作家的性別比例卻嚴重失衡。距上一位來自沙地阿拉伯的女性作家Raja Alem得獎，已經過了八年。究竟何以形成這樣的現象？

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多年伙拍香港大學的學者、生態專家，帶市民走進龍虎山，認識動植物，適逢去年中心成立十周年，這次腦筋一轉，他們請來作家藝術家，以西半山為界進行創作，以各自獨特的視野探索龍虎山與山下一帶，策劃「感知自然．就是龍虎山」展覽。

林東鵬以「長篇小說」來形容他這次個展《山洞記》。記得上年在油街看過他的《好奇匣》，那時他說那是一本日記。無論日記還是小說，本應都是以文字作為媒介，但他卻將它化成視覺的鋪陳和編排，讓「小說」以非線性的方式在展場空間裡發生，「寫小說需要編排，線性的、點與點之間的關係，我覺得這個狀態跟我創作時思考空間與影像的關係很相似。」讀者跟據文字排列去理解小說的內容，這跟理解視覺藝術的方式不同，但也有參照，「視覺藝術好似一本打散了的書，我覺得中文字本身是形象，視覺藝術作品就是很多個形象的點連起來，兩者有種類近的關係。」

我很同意紀錄片存在一種與史實改編的電影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性。以光州事件為題材的《逆權司機》、《逆權大狀》、《華麗的假期》等固然深入民心，但這些電影呈現的不止是歷史背景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還有富娛樂性的故事，政治性固然存在，但相比起紀錄片，政治的多元性則更豐富，抹去娛樂的追求，就呈現了更真實、更全面的影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探索社會。《金君是誰》聚焦於一個身份不明的金姓市民軍，以不同人對其身份的一個論述，去窺視他們對一場轟動全國的歷史事件的看法。

「我只能隨時撞死任何一個遇見的人／然後嘗試不同的坐姿、聽琴」

這座未抵步先敬畏的教堂，本身建築不是金壁輝煌，但其所在的環境已經夠震懾人心。我在找埃塞俄比亞的資料，看到YouTube上一段BBC的影片，提到朝拜者如何爬上教堂，上教堂所在的聖山前要脫鞋，在幾近垂直的切面上，用腳趾插在石縫之間攀爬而行。最心驚的路徑，是通往教堂正殿的最後一段，只能容納單人而行的峽路。峽路旁邊是甚麼呢？是垂直四百米的深淵！風聲颯颯，單看影片已覺手心冒汗，完全不能相信在公元五世紀，有人居然會想到崖頂建教堂。

她原先的家中已經無人，就只剩下病歴。醫生説她發育不良，骨頭又脆，走路自然就這個樣子，吃藥也沒用，多看顧就是。所以自然就留她在房間，不讓出去活動，因為特別喜歡鳥類，就把一隻鸚哥養在房裡陪，鸚哥還漸漸學會喵叫。

大象並沒有代表什麼，牠或它很可能只是一種虛假希望。他們一行人來到中途站，老伯說，撐不下去了，他想帶孫女回去。不得不如此，要出走，不得不如此，要歸去。那一場韋布和老伯的討論，我總想起黃碧雲《失城》的陳路遠。

十二點始終驅使著金牛座。工作早八晚六。逢五休二。 日子像照抄火車時刻表。白線後排隊上車，禮貌的距離，不快不慢的應對。白襯衫用熨斗犛出線條，鼻子讓日子牽著，那樣勤勤懇懇，孜孜矻矻，還不是為了十二點一到，刷張機票。為了某一個十二點，醒在異國床上。狂歡個幾日夜以為自己避開十二點。其實是滿足了十二點。

莎士比亞年代的占星術，分自然占星術（astrologia naturalis）和法司占星術（astrologia judicialis）兩種──前者是對大自然、天體等物理事物的觀察和預測；而後者著眼於星象對一個人的影響，靠近我們現代人對「占星術」的理解。

《我在／我不在》是杜家祁迄今為止唯一一本散文集，於1999年出版。其詩〈女巫之歌〉，風格凌厲，孤高決絕，絕對是香港詩歌裡極為優秀的作品。杜家祁的散文亦非常出色，作品收於《香港後青年散文集合》。其散文同樣風格凌厲，對各種不公不平之事，時而橫眉鄙夷，時而怒目瞪視，極具個性，其文章亦時時透露出她對語言文字極為敏感巧妙的理解。《我在／我不在》，恰如《女巫之歌》，亦未見有評論詳加分析。當然，杜家祁可能是不太在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