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傘與硝煙的日常裡該如何寫詩？——記「台北詩歌節」廖偉棠、黃衍仁、沐羽對談
大學還在寫詩的時候，曾經跟老友陳子雲翹課來台北看詩歌節，出來工作後，又寫了幾年的台北詩歌節紀錄和專訪。今年臨危受命，居然被邀請上臺對談，實在是始料不及。沒寫詩好多年了，也不知道該分享甚麼，而且主題還是《傘、硝煙和詩的日常》這種大題目，與談人是詩人廖偉棠、音樂人黃衍仁和研究香港的台灣作家顏訥，那也是只能厚著面皮刁那媽頂硬上。九月二十七號，我們四個就在紀州庵文學森林對談，我已是連續三年在這工作，在紀州庵討論香港詩歌好像已經成了一種傳統。
時勢艱難，對談時也不時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沉重與無奈感，黃衍仁在分享時問道，在場有沒有香港人，請舉個手，也有十多位觀眾回應。講座完結後回家發個Facebook動態，詩人熒惑就留言道：「認識的作家有一半都去了台灣。」確實是相當無奈的事，彷彿文壇大遷徙，而這狀況自然不只在寫字的人之間發生，在紀州庵台下的香港觀眾也有學者、生意人、影像工作者、學生等等。而我們就在這遠離香港幾百公里的城市裡，討論我們的故鄉，以及它的詩歌。
在新屋嶺後寫詩，是野蠻的嗎？
由於廖偉棠、黃衍仁跟我的創作背景相異，在行前用電郵通訊時也是相當擔心談起來沒有火花，各說各話牛頭不對馬嘴，但實際討論起來卻是意外的能引起共鳴，這也許就是由於我們所關注的面向也相當一致，萬幸之餘也必須肯定主辦單位的眼光獨到。在對談當中，廖偉棠延續了前一天台北詩歌節的開幕演出《說吧，香港》的表演，分享他這年所創作的抗爭詩歌，而我則收集了在《虛詞》、《別字》以及《聲韻詩刊》這三個媒體上所刊登的詩作分享，而黃衍仁則拿起結他，以粵語唱出他對於抗爭、甚麼是香港人、如何團結起來的思考。
不約而同的，我們的討論都圍繞著當下而談，意思是，抗爭已經過去一年，其中有武漢肺炎、國安法、中美交惡、港人送中等事件，一切都急劇地走下坡，連跑帶滾地向下滑移，我們如今該如何自處。去年，廖偉棠與淮遠在討論時，提到了「其實沒有寫作可以承載到療癒效果，但我們可以讓心裡的難過通過寫作，讓它變得更清楚，就如魯迅的〈藥〉，最後仍要留一朵花，給世界留點希望。」而在這裡所講及的清楚，其實是想要表達詩的力量可以讓我們知道自己是誰，身處何方，才能在絕望裡不致崩潰或過於冷漠。而這此情緒在去年還未如此明顯，絕望還未把我們蠶食得那麼誇張。
廖偉棠跟我都借用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案例，這個德國納粹在波蘭建築的恐怖屠宰場，曾讓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阿多諾（Theodor Adorno）提出了「在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是不可能的」的論斷，在龐大的機器或殺戮過後，寫詩彷彿是一種同流合污的事，一旦寫詩或讀詩就代表了對於奧斯威辛的傷痛視而不見，轉向冷漠的享樂。而香港有新屋嶺，有送中列車，也有無數的非自然死亡，如此一來，寫詩是否就成了一種不合符倫理的、敗德的事？在談到這裡時，廖偉棠分享了他的詩〈未來即劫獄〉：
如果有人動手把香港
從貝爾格萊德裡拉出來
從奧斯威辛裡拉出來
你會追著他問詩是甚麼嗎？
在過去的數篇文章裡，廖偉棠說他曾多次反思過這句「寫詩等於野蠻」的含義，卻領悟了如果文明就等於以機械化來殺戮人類，如行政程序般把一個個香港人從世上抹殺掉的話，那麼，寫詩反而必須野蠻，以詩歌的野蠻來抗衡或衝撞那些制度化的野蠻，否則反而無而為繼。而人們去追問寫詩是甚麼，反倒是更顯野蠻與冷漠。我則舉出了陳滅的〈香港未睡〉為例，詩中寫及「香港無聲，香港自我懷疑／香港在幻滅裡成形」，這裡顯示的是，詩人為何要被倫理的枷鎖套在頭上，就連直面自己內心、直抒胸臆都要被道德綁架，如此一來該如何從幻滅中成形？黃衍仁也在他的歌〈絕望是一種福音〉裡唱出，「旗幟燃燒過的灰燼／可滋養這片土壤」，也是同樣指出了，在野蠻的日子裡，破而後立的思想才是真正需要堅守的。
甚麼是自己人？唱不唱〈願榮光歸香港〉好？
同樣延續著去年講到的「寫作把心裡的難過變得更清楚」的論述，我們討論了抗爭當中身份認同的問題。如果說，我們寫作時必須反思群體是甚麼的話，那麼，這場不可逆反的抗爭過程裡，顯示出了怎樣的思考？廖偉棠在詩歌〈地圖〉裡大量列舉香港地名：佐敦、元朗、藍田、赤柱、金鐘、石澳等等，他說，其中一些是發生過衝突的地方，但有更多沒有經歷過衝突，然而，那裡也有人是我們的一份子，抗爭並不完全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而我則引用文於天的〈論孝〉，其中討論到關於後代的思考，「後代們也將這樣／看著我們充滿憂愁和淡漠的遺像／就像我不敢繞過他們／在平庸的忌日，默默無言」，這裡所指出的，是抗爭除了在空間以外，還有是時間上的，要建構身份認同，還得向未來的後代講述我們所遭遇的事。
黃衍仁在演唱〈自己人！團結唔會被打沉！〉後，提出了關於「自己人」的反思，在歌裡他唱到新界人、九龍人、離島人與港島人，但甚麼才算是自己人？甚麼是朋友、戰友與手足？對談進行到問答環節時，台下觀眾也問到一些關於甚麼算是香港人、香港的代表物是甚麼等等的問題，我回答道，其實香港人就是有黃又有藍，分為比較有道德和人權觀念的，但也有親極權與收錢辦事的，因此，其實要分的並不是甚麼是香港人，而是甚麼才算是自己人。如果自己人真的被對家瓦解殆盡了，那香港人這個概念就真的會煙消雲散了。廖偉棠〈地圖〉中的「這一張地圖，只供愛它的人迷路」與黃衍仁〈絕望是一種福音〉中的「要建構嘅係我哋／而唔係奴役我哋嘅嘢」，也是關於我們在面對身份認同問題時的思考。至於詩歌在如今的功用，就是凝固這些思考，提煉出創傷與灰心，並將其延續到未來去。
不過在講到團結與群眾的問題時，黃衍仁反而想到的是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去年廣為流傳的〈願榮光歸香港〉，這首被稱之為香港國歌的歌，其實一開始就激起了他本能上的抗拒。畢竟，作為一個長年不信任政權的人，一首以國歌或進行曲形式出現的音樂，都或多或少地令他反感。不過，去年當他回到中學母校協助罷課活動時，當他的師弟們一起高唱榮光時，他雖然唱不出口，但依然在旁邊使用樂器伴奏，在那刻，他感受到了一種團結的氣氛，這種同時生出反感與正能量的經驗使他相當無所適從。而廖偉棠延續著這個話題，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對於國歌的概念也是抱持著觀望態度，但當他看見在百貨公司裡，衝突現場裡，一個接一個手足唱著歌來武裝自己，壯大勇氣與信心時，他也被這首歌所感化。如今他也會唱，不過並不只是在抗爭時期唱，而是跟兒子和女兒一起唱，把它當成家庭教育的一部分。
而我就用個人經驗的角度思考「榮光」的事，當然，我會唱這首歌，並且沒有那麼強烈的反感。原因是，我從小就在基督教學校讀書，而基督教學校沒事幹就喜歡辦集會，八百到一千個人困在禮堂裡，被迫進行身體訓規與剝奪自由的練習。正襟危坐，不得交談，髮式儀容也得嚴肅處理，在其時，我們能進行的抗爭全是有限的個人式叛逆，比如說睡覺，小聲聊天，滑手機，放空或嘲笑講者等等，完全無法見效。但是，這種集會唯一有發聲機會的時刻，就是唱聖詩，這聖詩是團契的學生所選擇的，大多時候與老師無關。於是，那時我們就會起立唱歌，大聲唱著，儘管我們當中大多數都是無神論者，然而，我們在唱歌的時刻能感受到彼此的存在，那是我們所選擇的，使用極度投入規矩來進行對規矩的溢出與反抗。在那一刻，我們所經歷的就是一種宗教體驗，就如同「榮光」，我們未必相信歌詞，對於它的風格也未盡滿意，但投入這件事本身就是團結，就是劃分自己人的辦法。我們不算是完美的抗爭者，但抗爭從來都是多元的，不是整齊劃一的極權軍隊，必須具有人性，比如我們在這裡寫詩讀詩，所為的是與未來的人團結一致，繼續反抗。
在仇恨與悲傷當中，也得帶有創造的能量
在對談最後的問答環節時，今年來台升讀研究所的青年詩人韓祺疇問及，如今在香港的寫作環境其實不是愁雲慘霧，我們都是抱持著仇恨寫作的，那麼，抗爭文學的面貌到底是怎樣的？我則拿出了原本就準備用以回應相關問題的《巴黎評論》專訪合集，引用了聶魯達的一段話：「政治詩歌相比其他種類要更深厚，更情緒化——至少與情詩差不多，這些無法強迫，一旦強迫就會變得粗野、無法接受。必須要寫過其他所有種類的詩歌才能寫政治詩。真正的政治詩人要準備好接受扔向他的所有污衊——背叛詩歌，或者背叛文學。然後政治詩歌必須用極豐富的內容、本質、智慧與情緒武裝自己，這樣它才能瞧不起其他東西。這很難做到。」
在前一晚「說吧，香港」，這場結合了音樂、戲劇、影像與行為藝術的詩歌演出裡，廖偉棠已在台上展示了抗爭詩歌的豐富性。當他選擇了以史詩與神話式的角度去描寫香港的歷史與掙扎時，那就已顯出了政治詩人必須同時具備多種面向，才能在如今的困局裡屹立不倒。而在對談的詩裡，他也寫道，「黑鳥你曾鳴叫請你再叫一次〔…〕霎東街的門請你再開一次／太子道的愛請你再做一次／灣仔的血再流一次」。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悲傷，也看到了仇恨，但並不代表我們在創作時必須充盈那些情緒。黃衍仁也唱道，「重塑獨一無二的面具／焚燒奴役我哋嘅樂章」，意思也是一樣的，在仇恨與悲傷當中，也得帶有創造的能量。
由於時間所限，最後沒有辦法完全回應到韓的提問，但在這裡我可以再引用一段，同時也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也是來自聶魯達，也是《巴黎評論》，他這樣回應記者：「政敵們認為我只想寫快樂的、樂觀的詩歌。他們不知道這件事，我從未放棄過對孤獨、對憤怒、對憂鬱的表達。但我想要改變我的語氣，去找到各種聲音，去追隨各種色彩，去各處尋找生命的力量——在創造中或者在毀滅中。」
寫字是朝向未來的，但並不是帶著仇恨地漫無止境地等待。而是將未來拉近一點，使它的生命力得以展現，如此一來，榮光才歸我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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