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全劇給予我們的訊息——其實不然。劇並沒有「給予」訊息,「訊息」早就在網民的集體意識裡。網上討論早在第一集播映時已趨熱烈,當代電視媒體不再在是單向的broadcasting,上代學者說「電視能『建構』觀眾集體身份」的理論早已過時,如今電視既是呈現集體身份的徵兆,也作為一個連結網民、形塑共同體意識的「平台」。被動地「安坐家中收看電視」的「觀眾」已不存在了,網民——一個由諸眾構成的集體,既觀看劇集,也在高度參與網絡討論中,形成各種對電視作品的詮譯角度、集體共識和種種分歧。 (閱讀更多)
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潘惠森推出新作《親愛的・柳如是》,展示這位明末清初歌妓心繫家國,卻又忠於本我,愛情至上的故事。資深影評人石琪認為,潘惠森選擇這個「高難度」題材,做到豐富多變而大體上清楚明白,是必須佩服的,而全劇涉及歷史、人物甚多,比《奧本海默》更考驗觀眾的知識,看得他慚言自己「孤陋寡聞,越看越覺得自己無知。」 (閱讀更多)
由韓裔加拿大籍導演宋席琳(Celine Song)首次編導的《從前的我們》(Past Lives),黃柏熹認為它不是聚焦移民和美國夢的糾纏,也不是透過多重宇宙訴說移民對自身的肯定,而是透過一個兒時玩伴的目光,透過一段沒有發生的感情,透過身體和凝視,來訴說身份和回憶的曖昧,訴說離開離不開。導演透過電影說有些跨越要以一生作為代價,所謂「一生」終究是在時間的荒野裡,遇見一個人。 (閱讀更多)
戊戌政變失敗,維新派依然認為光緒總是好的,因此要保皇;平民是聽勸的,因此用盡方法令他們覺醒——維新派搖擺的性格帶來的一大弊端,就是容易軟弱和對事業陷入浪漫而不切實際的想象。譚嗣同行刑前的想法是「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但所謂「去留肝膽兩昆崙」的默契分工,極可能是浪漫的一廂情願,在道德勇氣和行動勇氣的驅使下,決定表演就義,最終換來了甚麼?許知遠寫道:「公開處決是朝廷彰顯權威的一種儀式,它也是一場暴力狂歡,總吸引著圍觀者的雀躍,作為他們單調日常生活的調劑。在一張記錄犯人被砍頭的舊照片上,圍觀者幾乎擁到了受刑者的身前,眼裡並沒有同情或恐懼。」用就義的精彩表演激起清國人的義憤、引起他們不滿專政的共鳴,也是一廂情願,事實上,權力崇拜的傳統極深的清國人,有著令外國人都驚異的極強忍耐能力,清國人但求有一個秉公執法的好政府,「完全沒有流露出打算報復的意思,而是默默地生活,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福澤諭吉在明治初年引發的強烈迴響,很可惜沒有在另一片土地發生。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