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法國金棕櫚獎的《墮下的對證》近日上映,講述一位德籍女作家因法籍丈夫離奇墮樓身亡,蒙上殺夫的嫌疑,繼而在法庭上展開自辯。雙雙認為在這場對證中,聲音的存在是如畫面般重要,他回到電影的起點——一場訪談,發現它就如一場審判的預演;而兒子再次上庭作證之前所彈奏的蕭邦《Prelude, Op. 28, No. 4》亦是暗有所指,呼應「迴廊」意象的同時,又展示出兒子對案件的詮釋,帶出電影中「詮釋」與「現實經驗與虛構寫作的關係」的探討。 (閱讀更多)
濱口龍介在《無邪之境》之中建構出一個靜態的場域──原初自然,對於我們這些「現代人」,一切都是神祕而陌生。海鹽分析電影裡的原初世界和資本世界,是如何構成辯證關係,並點出當中暴力的隱蔽之處,而最後資本世界的人類作為獻祭,意味著辯證運動的終結,善惡的劃分消失了,自然世界復歸平靜、神聖與潔淨。 (閱讀更多)
但是這樣想就掉入了一種思維陷阱,覺得越缺少自由反而越能逼人創作。這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缺少自由確實能逼著一部分人繼續創作好作品,因為一部分人類的本性就是創作,就算被關入監獄,總會有人想著拿衣服寫詩,拿牆壁畫畫,拿牙刷頭刺青。可是,藝術不僅逼問人類的底線,更是探索人類的極限。我們在這麽想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馬來西亞,韓國,甚至新加坡,這三個國家的電影和藝術在近年來的快速發展,都和不斷「解凍」的政策有關。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中國大陸藝術(包括文學、電影)的幾次爆發點,都正好是這三項自由稍有寬鬆的時候:二三十年代(1926-1937)(民國時期);一九八零年代的「文藝潮」和「八五新潮」;以及千禧年初的「媒體之春」。但這三種自由的不完全發展,意味著這些爆發都是不可持續的。甚至會造成文化上的斷層,產生新的矛盾。 (閱讀更多)
我們生活在日理萬機,瞬息萬變的大都會,總嚮往chill的生活模式。閒時偷啜一杯咖啡,歇時尋找小確幸。由「公路詩人」雲溫達斯執導的《新活日常》正好講述了這樣的一個故事。鄧皓天卻認為說是故事,其實有點牽強,因為當中沒有融入強烈的故事性或戲劇張力,反而似小人物的紀錄片,而當中對「日常」精準的捕捉和呈現方式,貫徹了日本美學的侘寂。 (閱讀更多)
即使你從未讀過 D 的小說,《心》也會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雖然字數不少,但分成 56 個數千字的章節,既連貫又不妨礙單篇閱讀,除了小量佛偈比較禪,全部以平易近人的筆觸寫成,包含敘事、對話、獨白、寫景等多種文體,卻揉合得流暢自然,毫不突兀。此外,小說的核心隱喻也非常明顯,就連從未受過文學訓練的我都能意會,細聽 D 如何跟心對話,又如何從虛構中虛構出另一位女角安賽(anxiety),從糾纏不清的三角關係,最終理清到身心不二,讀來驚心動魄,卻又趣味盎然。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