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譚希澄從「明星文本」出發,比較香港與日本對《熱・情演唱會》的不同迴響:「同一個明星文本,被截然不同地閱讀,是因為兩地文化視野各異,對明星文化的要求和關注點不同。」作者認為,香港傳媒的批評更多來自道德與性別規範,日本的評論則著重演唱會的藝術與美學,由此形成兩種不同的張國榮明星文本。 (閱讀更多)
四個女孩,相隔超過一個世紀,卻在同一座德國農舍裡經歷相似的恐懼。德國導演瑪莎・施林斯基(Mascha Schilinski)的《墜落之聲》(Sound of Falling)橫跨 1910、1940、1980 至 2020 年代,以非線性敘事交疊四代女性的生命。 作者賴而南指出,四個年代看似截然不同,女性遭遇的苦難卻有著相近的根源:「女性從未真正地擁有過自己的身體。」從戰亂下的性暴力,到當代女孩面對男性目光時本能地蜷縮身體,壓迫並未消失,而是改變形態:「女性看似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對其身體自主權的剝奪依舊存在,只是隱匿在更細微的日常生活之中。」 (閱讀更多)
作家吳曉樂在檳城往吉隆坡的火車上,四個鐘頭讀完賈奎琳・哈普曼的《對男人一無所知的我》。 小說寫的是40名互不相識的女性被囚禁在地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了甚麼。當控制突然消失,她們重獲自由,等待她們的卻是一個幾乎空無一人的世界。 最打動吳曉樂的,是敘事者看自己身體的方式。那種未經任何人告知的「第一手體驗」,她說自己早已不可復得,因為在那之前她已經「被告知得太多了」。敘事者卻不是這樣,她有自己的文化、歸屬與度量衡。 (閱讀更多)
鄧小樺她初次見郭重興,是在香港留家廚房。當時已有移台港人與郭重興談加入共和國出版集團,他非常親切地對她說:「要來台灣開出版社,儘管來!」兩人的交集也從一次見面,變成每月最後一個周三下午的固定匯報。 郭重興會訓她在台灣開出版社要「吃苦耐勞」,也會在新書做好時直接給予肯定。2025年5月,兩人在永康街最後一次見面。鄧小樺向他報告自己首次經營台灣作者,以及如何把香港文本操作成台灣口味,她記得郭重興「露出的欣慰笑容是我少見的強烈」。回望從2023年至2025年的兩年,她才發現,那些每月一次看似是工作壓力的匯報,其實也是「交換夢想的時間」。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