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宇於週四（7日）收到唐書琨離世的消息。雖明知他年事已高，對此不感意外，但他仍不免有一絲神傷。唐書琨於70年代咤叱香港時裝設計界，是當年的時尚教父。大學主修繪畫，畢業於美國三藩市藝術學院，隨後前往法國巴黎從事布料圖案設計。其後到美國紐約Concord Fabrics工作3年。72年回流香港開辦自家品牌 David & David時裝出口公司，成功將自己設計的時裝系列（David &Sheekwan）外銷到日本、台灣、法國等地。唐書琨曾經替多部音樂舞台劇設計經典戲服和舞台服飾，作品包括72年由潘廸華製作之《白孃孃》音樂舞台劇、曹誠淵之《蘭陵王》及黎海寧之《證言》。90年代，唐書琨分別在著名的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和 Santa Fe College進修攝影。其後隱居於中山，在翠享藝術文化創作基地創作畫作。鄧小宇從1980年開業的麗晶酒店始，回顧八十年代的香港時尚界的百花齊放，以緬懷一個時代的風光紀念當年的時尚教父唐書琨。 (閱讀更多)

全球史與地方史的關係在近年愈來愈受到矚目，沈艾娣教授（Henrietta Harrison）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她是現今牛津大學中國史教授，主要研究是清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華北鄉村與宗教。梁右典傳來沈艾娣《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的書評，書中特別指出在於其從「鄉村」的角度，指出一種以往被忽略的關聯性，以中國山西的鄉村洞兒溝，竟與遙遠的羅馬教廷有密切互動，成為史料記載與歷史記憶的事件，這就將歷史的面貌推進至鄉村內與全球化的可能關聯，由此爬梳它們千絲萬縷的線索，並透過微觀史學與宏觀視野的交相運用。作者是從村莊的角度出發，吸收學界過去從殖民史的研究角度與所得成果，所以作者看到的歷史面貌非常不同，呈現出「融化在參與的人群裏」的想法。 (閱讀更多)

鄭明仁（老總）離世消息溘然，陳廣隆驚詫傷痛。他並非報界中人，原是不認識老總的，卻因為「老總書房」開張，愛書人多了一片聖地。最初只因好奇探訪，但爾後時常鑽到「老總書房」尋書、購書，才慢慢開始藏書的興趣，很多書界的人事都是跟老總學習，慢慢相熟起來。老總雖然嗜書成性，但從不吝嗇；看準時機無寶不落，同時也善價而沽以書養書，但若然遇上同好，也願意半賣半送的割愛，扶掖後進、助研學問，不遺餘力，是以老總書友處處，大家都愛聽他講故事。忽聞噩耗，陳廣隆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要寫哪些往事。他回想起今年最後一次見到老總，應是一兩個月前在北角「精神書局」，老總剛買完好一大袋書，呵呵呵笑著對他說︰「唏﹗賀禮士﹗你也來尋寶啊？剛剛食完咩好嘢啊？」只是可惜再也聽不到老總的笑聲了。 (閱讀更多)

陳志堅傳來由潘耀明導演《焚城》的影評。他認為《焚城》是鍾愛這個城市的人所拍攝出來所謂後真相時代的影像真實。他指出整套電影所見的垃圾場來自五個空間，因導演的堅持，整個空間拍攝必須在香港之內，配合特效，呈現出高度真實感，亦是完全的香港意識。劇情張力龐大，自電影開始至結束，時間線被凝縮在一天以內，時間壓迫造成巨大的視聽性隱喻。，《焚城》的表層意義場在製造城市的空間絕望，然而最真實的隱喻其實在說城市快樂的失去。觀塘、深水埗、太平山頂的滅絕，在電影視覺化地展現香港成為下一個切爾諾貝爾，一百年裡不再可能有人居住，我城曾經作為引以為傲的現代化之城，然而，荒原一瞬，無所謂價值，在沒有快樂的年代，價值再也沒有其本身的意義。但是，他認為電影告訴我們，在大災難面前，人性與情義之角力到底一直存在，且完全沒有止盡。人性最終不能戰勝人情，甚或是，親情原來是人性欲望最有力的對抗。 (閱讀更多)

張煒森傳來楊秀卓個展「病有我」的評論。楊秀卓最近的個展以情緒病為主題，觀察到近年越來越多人有情緒病，因此想透過展覽創作回應。展覽以「病有我」為題，跟我們慣常說「我有病」不一樣，我有病」以我作為主體及疾病的載體，而我的世界只有病，相反，「病有我」則將病換成主體，我只有從屬於疾病之中，我（人類）之於病（不正常的狀態）中，實際是相當脆弱渺小，也去除了病以人作為唯一載體的想像。他提及，展覽以情緒病為題，議題在文化層面中被解讀，也是創作無法迴避的問題。疾病在社會層面中，往往會變成隱喻（metaphor），隱喻是以一種事物喻指另一種事物。這種隱喻與符號，正是楊秀卓創作時直接以感性的表達，讓觀眾不由自主地進入藝術家訂立的異質的、擾亂正常秩序的藝術視角，將情緒病的主題成為大眾的「共同語」，成為一種隱喻，藉此聯繫社會的關係。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