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疫情 + 國安法,與陸生談香港之難

教育侏羅紀 | by  雲龍 | 2021-03-09

以下是某學期某一課的片段:


課堂談到「民族國家」的概念,為講述某位理論家以下說法:「警察」和「法院」皆為「國家」本身,特意問了一道問題:「你認為做警察還是消防員,執行職務時需要冒更大的生命危險?」有時候,通過Zoom問問題,不一定很快有反應;但這一次,立馬有好幾個人在訊息欄說:「警察」。


不/在港的「赴港留學陸生」


最近買了結集免主席評論去年香港社會運動的文章,稍稍讀過——有些文章實在很難讀下去——算是初步理解某種自認「深入香港人內心想法」的建制思維。概而言之,「國家安全」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先講「國家安全」,其他之後再談。讀過一點點他的文字後,算是隱約地捕捉到那一課提問那一道問題時,很多同學回答時的情感狀態。


差點忘記交代那一門課的學生結構:絕大部份學生是來香港唸書的陸生,餘下小部份為港生。部份陸生由於疫情關係,至今仍然留在內地上網課,從未踏足香港半步。如無意外的話,香港疫情一日未見好轉,下學期各課程也照樣以網課進行。於是,未有赴港的陸生,將以網上學習的形式,完成他們的一年修課過程。甚至不無誇張地說,誰能保證下年畢業典禮前,疫情緩和使畢業禮得以舉行?總之,疫情將造就一批從未親身赴港,卻在香港取得高等學歷的「赴港留學陸生」。就算能來香港,但在嚴峻疫情下,他們見識的、經歷的香港,也不是「正常」的香港。過去,學系總會舉辦些集體活動,予赴港留學陸生認識香港的機會;限聚令下,甚麼都辦不了。那麼,像這種經歷非常狀態的陸生,是透過甚麼渠道去認識香港?從他們的回答,我仿佛看到兔主席的鏡像。


疫情助長的「離地」體驗


也不是每個同學的回答也是「警察」,後來有好幾位學生替我救了場,回答「消防員」才是於執行職務時,比較要冒生命危險的公務員。我亦藉機回到理論,說從阿爾圖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來看,公務員皆隸屬於管治體制的一部份,再拿出公務員的薪酬表,指出由於警察負責維持管治秩序,所以薪金遠高於香港市民平均收入,是比較well off的一群人云云。


問題設定時,也沒有特別多想,只是印象中近年鮮少警察殉職的新聞,而幾年前淘大工業邨大火有兩名消防員犧牲,「感覺」上消防員於處理火災現場,面對生命危險機率較高。而警察殉職「感覺」上是遇上意外居多,尤其是交通意外。事後翻查維基的資料,有紀錄以來,警察的殉職率是較高(但要留意的是,這未必等同於警察內部如何定義「殉職」的,事關維基某些算作殉職的案例,是頗為奇葩的,例如,與同袍爭執被槍殺、所持手槍走火、休班時被車撞倒等)。但我猜同學回答時,應該不是讀過或找過甚麼資料,而是要麼建基於像兔主席這類KOL所帶動的風向,要麼勾起了他們觀看過的影像與畫面。事後,有同學私下電郵,說想多了解香港的狀況,提問為甚麼課堂明明在談身份認同政治,卻鮮少香港的例子。我大概回答說,如果告訴陸生他們觀看的是經過中介及詮釋的媒體,那麼他們也可以依循如此邏輯,反駁指從香港角度言說的版本,也是經過中介及詮釋。最後,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隔空對話的不可能性


或者說,通過理性對話,提出恰當與堅實的證據,哪會有甚麼「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情況?這可舉另一個例子:有同學電郵提出疑問,問為甚麼課堂上「大都」是關於中國的負面例子。於設定課程大綱時,我是刻意不拿太多香港或中國的文本為例,而就算是提及中國情況的文本,也特意挑選非香港人撰寫或製作的例子為的,就是避面在隔空相見的情況下,挑動了某類情感——譬如用台灣人創作的、講中國的作品,起碼保持一段距離。甚至,我會提問同學,那些講中國的文本或例子,有沒有說得不對或誤解中國的地方。總而言之,課堂運用例子方面,中國、台灣、韓國、日本、香港可謂雨露均霑。


但,還是有人會認為課堂呈現的「大都」是關於中國的負面例子。我跟他解釋用例的情況,邀請他回想他撰寫電郵時,是基於怎樣的情感狀態。他的回答很正面,稱釐清了他一些盲點。不過,我又不由得想到,究竟有多少人會像他一般,心裏面是有類似的疑惑,但沒有說出來。這是說,如果在講述例子時,是面對面的狀態,播放作品時看着同學的表情與反應,起碼能夠意識到那一刻的課堂,是否誤踏情感的禁區,再決定是否即時處理。亦能夠憑藉經驗,知道於處理過程中,是否真的應對着問題。隔着屏幕,很多反應是沒有語氣的句子。考慮過如此情況,使我決定盡力不在沒有當面對話基礎的可能下,挑起可能需要長時間討論的議題。始終,隔空對話是存在着難以彌合的裂縫。


國安法加深的對話裂縫


疫情下被逼要網上授課,而大學指定要採用Zoom這套網絡教學程式,甚至要求必須錄影課堂供同學下載重溫,更是加深隔空對話的裂縫。稍舉一例:於課程的最後一課,為講述學術論文的寫作格式,出賣自己當年的功課。但那時候未有國安法,某些人的名字也未曾成為中國網絡的禁忌語。那份功課,我引用了某君的名言,作為整篇論文的結語。而我在與同學分享時,特意不讓他們看到論文的最後幾句,以免被課堂錄影紀錄。於課後把論文傳給同學為論文示例時,也先把那幾句刪去。


向同學表明我刪掉某些語句,說得動聽一點,是一種表明不滿言論自由被紅線框限的形式,也能夠藉此向赴港留學陸生,展示作為香港人的我,對於國安法的感覺。但同時,此舉也是基於很實際的擔心:天知道有着禁忌語的論文示例複本,最終會流傳至甚麼地方,然後於甚麼時間點突然被翻出來,成為某項顛覆國家的罪證? 更仔細地說,這種不信任不是建基於不信任特定某個人,而是不信任被信息化的網絡社會——曾經在網絡上傳送過的信息,誰能確保它們只保存在發送者所知悉的傳送對象的裝置之中?而那個人名、那個人說的話,幾年前或許沒甚麼大不了;但,在追蹤某些國會議員的推特,也會成為反國家罪行的提堂證據時,能說某些憂慮僅僅是杞人憂天嗎?


於後國安法時代,因着疫情需要隔着屏幕授課,或更準確地說,教學過程經過電子信息化後有可能留下底本的情景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體系,很難敵得過不遠將來要實施、或可能已實然施行的社會信用體系。面對面的親身接觸,終究是難以取代的情感經驗。願疫情早日結束,使人們能回到如此的「日常」,也打開能夠連結更多可能同路人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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