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逝者對我們的啟示——訪梁款、朗天、羅貴祥

2018.回顧 | by  虛詞編輯部 | 2019-01-03

2018,令人印象深刻的死亡實在太多。悼念文與特輯都做到無停手,每一個死亡都好像向我們揭示了重大的意義,彷彿令我們存在的世界粉碎了一角。面對一地碎片,虛詞就此,向學者梁款、文化評論人朗天及作家羅貴祥查詢,請他們言說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死亡對我們的意義。


梁款:大師與闖將的逝去

梁款表示,名單中最大感受還是林嶺東,「收到時幾shock。我並不直接認識他,但他是我的同時代人,他所有作品我都看過,雖不是他的崇拜者,但他就好像我的身邊人。」梁款感嘆同時代者「唔掂了」,過世、消失,好像身邊不熟但以為會一直存在的事物都消失。

在2018年逝者名單中,梁款感到香港的事物「被清空」。名單中的人包括歌影視、文藝、政治經濟,但梁款的分類方法不是界別,而是年代。他簡單將重要死者大概分成兩組:第一組是「第一代香港人」,包括田家炳、鄒文懷、金庸【編按:話說金庸小輯】、劉以鬯【編按:劉以鬯紀念小輯】等,他們是戰後成年,南來香港時正值三四十歲的盛年,「他們是大師,學識貫通南北東西,令香港文化有了混雜、跨地域的基礎」,播下了70年代「香港故事」的種籽。


這群大師的特徵是天賦極強,「真正的精英,就是那種跟你讀同一本書但他就是讀得多過你的人。」梁款續稱,這群大師包括饒宗頤等是當時大中華最叻的一群人,他們能都聚在香港,並非偶然,而是當時的戰爭亂世使然。「天才如龍,都需要有水讓他們游,那時香港就是自由的活水,讓一代華人大老,在香港尋這自由無邊際的天空,自由發揮。

第二類重要死者板塊則是「第二代香港人」,即戰後嬰兒潮,他們50年代出生,為70年代真正本土故事的奠基者,包括阿虫、林燕妮【編按:緬懷林燕妮小輯】、林嶺東、黃愛玲【編按:懷念黃小姐,也談《戲緣》復刻重印】等。這群人受惠於第一代香港人,抓緊時代機遇,「打出自己的格局。」他們很早出來打拼,「當時的流行文化工業根本無成規,像林嶺東,他進入電視行業時根本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武術指導李家鼎,根本無規矩,所以咁爆。」


梁款感嘆,這些第一代大師與第二代幹將的逝去,「或者也是天意,告訴我們香港故事已經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說下去,要有別的說法。」


朗天:80年代文化的全面告終

朗天同樣在這張長長的死者名單中,從「流行文化」入手,勾勒出「80年代」的語境:「那是香港電視電影流行曲漫畫等等的高峰期,人人下班要趕回家看電視、日日追專欄的年代。這個年代終結已久,只是因為這些標誌性人物的逝去,讓我們因為他們的死而回望工業本身。」

80年代是朗天的青年時期,他以個人觀點勾出脈絡:80年代的文化實踐是由梁款口中的「第一代香港人」有份打造出來的,這群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人如鄒文懷、金庸等,80年代是四、五十歲的壯年,一群年輕人受他們賞識,成為幹將,共同開創出80年代動作、功夫、喜劇等影視以至流行文化。

70年代本是邵氏天下,鄒文懷的嘉禾電影公司,在80年代初創出新模式,即讓成功影星開立子公司,如成龍的威禾、洪金寶的寶禾、徐克施南生曾志偉等的新藝城等等,開出一代香港電影高峰。金庸的武俠小說,本在報紙連載而風靡70年代,但也是經80年代的大量影視改編完成經典化過程。「黑社會、武俠、江湖、反清復明,一系列代表香港的文化。」他甚至說,林燕妮的才女形像,也是具江湖味的,不走高卡士的閨秀風格,十分貼地。

朗天描述,80年代的活力,那是非常人治的一種文化,如倪匡都說金庸「一流朋友,九流老闆」,但人治會有personal touch,予下屬文化憧憬,而無制度。 因此,人去後風流雲散,有無以為繼之憂。「80年代的香港特色,『獅子山下』等等,已經一去不返。六七年前它曾以『新懷舊電影』的方式展現餘暉;但現在看來就知是迴光返照,碰到新時代的鉅變就不堪一擊。」朗天感到,現在「用以前的方式」去拍一部電影,「已經唔work」。「固然因為香港已經不再是許多電影的主要巿場,但重要的不止是巿場轉變,而是創作自由。以前是以港人的機靈、找空間找方法去拍自己想拍的東西,但在審查收緊、製作規模變大的限制下,港式non-professional的方式,還能否維持?」

朗天的80年代更是一個普及教育的年代,學位增多,出現grant and loan(現已演變為巨大學債),社會階級可以流動,人可以靠知識改善自己的境遇。高錕是其中一個催生這種普及、開放、通俗、巿井的文化的教育家。早期的香港教育是精英化的,到80年代,中上教育的機會大增,天子門生「飛入尋常百姓家」,出現港式爛撻撻自由風,有大學生踢拖穿波褲上堂而一時注目。「普及化拉低整體水平,但也讓一些新的可能產生。」他感覺近年香港出現新的特權教育,因為資源不足而割據嚴重,已非當年的港式自由普及。

而鍾士元也代表著一種「新殖民地政治精英」,他們將香港原有的殖民地制度開明化,80年代就出現「代議政制白皮書」這類事物,提倡香港人參與民主政治。

武俠、自由、機遇、開放,朗天說,死者再度讓我們確認,最好的香港早已不在。


羅貴祥:意識才是活著?

我們也就此題目向作家、浸大人文及創作系教授羅貴祥查詢他對2018逝者名單的意見,得到書面回覆如下:

有些人你以為他們早已不在了。可能因為他們已經全退了,沒有作品許久了,也自然沒有消息許多年。到聽見他們的死訊時,你會對自己說:原來他們還在。當然,這樣想的時候,其實他們真的已經離去了。

說得難聽點,「死」最少有兩種吧。身死與意識之死。2018年去世的Hayden White 與Paul Virilio,不單是生命,他們的理論,我想應該都是建基于意識的覺醒吧。

如果不是White的Metahistory,大家仍會以為歷史就是既有的真實,過去的存在毋容置疑?歷史的演繹與文學故事的書寫截然不同?沒有了Virilio的解說,我們會天真的相信,科技的現代文明發展純然是為了繁榮進步?從未想過是軍備戰爭計算的產物?沒有了Virilio,我們就必然誤以為速度等同社會的效率?完全不能察覺,速度其實全是以軍事通訊與控制為標的?假如沒有了Virilio,我們只想像著,每一個科技的新發明為我們帶來的美好、帶來的新可能?不會想到隨著新科技而來臨的新意外、新災難?

彷彿他們的理論是個大鬧鐘?每刻都是為了要喚醒欲沉睡欲入夢的平凡人?我們不能接受現象,因為現象背後充斥了意識形態的操控?我們不能怠惰的靜止下來,因為每一刻都受到批判意識的衝擊,逼使我們追尋也不一定想知的真相?

停不下來的,還有Claude Lanzmann的電影
【編按:悼念朗茲曼:面對死亡,我們無從說起】。你以為可以躲藏在黑暗中,靜心觀看熒幕上的影像嗎?他九個半鐘頭的Shoah,讓你以為看電影必然有的娛樂趣味,都一併徹底掃走。即使以為被荷李活收編了的Bernardo Bertolucci【編按:犯禁與溝通:貝托魯奇追尋的真正革命】、Milos Forman,你也好像在他們名正言順的商業片中看到,那點點不甘心的意識,色欲中暗含的顛覆,小人物對抗大制度的妄念。這些終日醒著的意識,或許就是上世紀六、70年代愛談的政治現代主義吧。讓人活著醒著的批判意識,很容易被看作是精英者的文化資本,畢竟平常人都不過是行屍走肉地活下來?


他們真正的離去了。沒有了載體,這些意識還可以殘留多久?下一代的載體,又有多想繼承延續這些意識呢?也許,這些意識不是個體擁有的,也不可能單單被某個個體擁有。或許,它其實是對一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生產模式的應對覺知,在個別人身上的意識,只不過是徵狀,不是它的本身。換言之,逝者固然身去矣,然而意識,依然正在孳孳不倦尋覓著它的能動者、施為者。


梁款自謙,讀書人太規矩,學者如陳明銶等逝世,都不是公眾事件,知道的人不多。其實今年也有許多學者逝去,臉書專頁「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就有整理出一串逝世台灣學者名單。死亡既如巨大的煙火爆滅,也可以如日常任何一個泡沫的消逝。死者揭示的對生者的責任,奧登:「一個死者的文字/要在活人的腑肺間被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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