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鍾玲玲《我的燦爛／我不燦爛》代序——筆談：「這是一個關於語言的事實，並非世界的事實」

問：編者鄧小樺

答：鍾玲玲

問：本書是由《我的燦爛》和《我不燦爛》兩本書合成的。《我的燦爛》出版於一九七九年，《我不燦爛》出版於一九八八年。兩本書中的文章型態相當不同，《我的燦爛》文章體裁和長短變化相當大，有些很短，有些比較長。《我不燦爛》則字數相當接近，應為明報專欄結集。可否說說兩本書中文章產生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對你的寫作有何影響？

答 : 你現在提到的是好幾個十年前的事。該怎樣回答呢。它們之間又相隔了將近十年。該怎樣回答呢。只能說我已經完全迷糊了。那就簡單地說吧。《我的燦爛》收錄了我的詩作坊年代、《大拇指》年代、《70年代雙周刊》年代的習作比較多，《我不燦爛》收錄了我的素葉年代和專欄比較多，而且到了後來，連素葉也少了。這些轉變當然有影響。比如說，「專欄」，甚麼意思？就是在一個既定的框框內說。就這麼多。再沒有更多了。有人曾經批評我欠缺視野。當然。不過我一直重複著說。可以講，一直說到現在。《解咒的人》出版於一九八九年。我的混沌是自九十年代開始的。

在這裡或許可以補充一點。《我的燦爛》按年序排列，語調的變化是時序的變化。《我不燦爛》按內容排列，篇與篇之間可以差別很大。總的來說整體不夠理想，只適宜於一篇一篇的讀。但一篇一篇的讀也不理想，因為你先前喜歡的魔幻，怎麼翻過一頁，竟又變成傳奇了。

問：為甚麼會以「燦爛」這個詞來命名你的兩本書？文學中重複的一切應該都特別有意義吧。後來好像很少見你用這個詞了。

答 : 《我的燦爛》來自一首詩的名字，這首詩是為紀念五四運動五十周年而寫的。一九八七年《我的燦爛》又成了一部電視劇的名字，因此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問我，那個螢幕上的少女是不是我？所以《我不燦爛》是為了回應讀者的提問而取的。我提到「燦爛」這個詞總共就只有兩次。不可能更多了。順便一提，這本書的名字是我取的。因為我喜歡中間那條小小的斜線。

問：你年輕的時候是怎樣的？

答 : 可以說我不知道嗎。你或者又會問，是從來不知道呢？還是現在不知道呢？

是從來不知道。現在更不知道了。這句話其實應該問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應該也不知道。這樣也好。反正都變了。

問：基於歷史研究的緣故，想問問書中提到的人是誰？我們後輩只能捕風捉影地猜測。像小辛是辛其氏？小芸是蔣芸？李是李金鳳？很多代號，可否給我們答案。香港文化歷史總是很容易散佚，拜託請給我們一些答案。

答 : 你說的都對。是李金鳳、辛其氏、蔣芸。

那時候忙不過來，提起筆便寫。寫些甚麼呢，寫的就是當時想到的。有時候是家人，有時候是朋友，有時候是同事，有時候是路上碰見的人。有時候是自己。有次父親對我說，有些事不好提。甚麼事不好提。有次朋友不喜歡，所以沒有名字。但還是不喜歡。最好就是寫自己了。也當然能夠不寫自己便更好了。有見識的人沒有這種困擾。但我沒有。

問：「思念」是一個怎樣的行為？《我的燦爛》裡面縈繞著思念的氣息（《我不燦爛》中亦一樣），寫到許多不在身邊、遙遠的人；但即使是在身邊的朋友、坐在你面前，你好像仍然是思念他們的。

答 : 你問像「思念」這樣的一個「行為」是怎樣發生的？你是這個意思嗎？為了回應你我必須問自己，我是怎樣知道這些的？那個擁有這些體驗的人是誰？然後發現我不是知道了才思念的，是思念了才知道的。應該說，是寫了才知道的。

「思念」是一種發生學的描述，起先是體驗它，然後是虛構它。像非常靠近才能看到的芳草。這是一個關於語言的事實，並非世界的事實。被期待的情感具備空間的特性，就好像近在眼前一樣。

問：回憶是文學的重要主題，你的寫作裡也充滿回憶，本書中的散文更有比小說中的回憶更原始的狀態。你的回憶書寫有極強的即場性，總是如在當下。柏格森說回憶分兩種，一種是「回憶／影像」是想像性、屬於精神層面：另一種「回憶／習慣」是重複的慣性，屬於身體性。他認為記憶實際上伴隨知覺進入現在，把過去插入當下，也把多個時間瞬間「壓縮」在一個直覺中，創造性的回憶／回望才賦予我們自由、反思、從過去解放而向未來開展。但你如何對待回憶？如何面對那種「今不如昔」這種感覺？

答 : 「回憶」是文學的重要主題，就跟「我」是文學的重要主題那樣。既然除了此時此刻一切都是記憶，那麼這個我除了回憶還可以幹些甚麼？既然一個作者能幹甚麼完全出於內心的需要，那麼我說著的就不僅是從前的事，也是現在的事。

是現在的事。在我家的廚房有一扇面向廣場的窗戶，可以看見廣埸上的石階和空地，通道的廊柱和遠處的樓房。每當夜深人靜，我總會挨在廚房的洗碗盆前張望，我在看些甚麼呢。我在看那個曾經坐在石階上哭泣的我，那個曾經靠著廊柱與朋友聊天的我，我在看遠處樓房的窗戶，在那扇窗內，曾經有我深愛的人。這是回憶，每天重複的回憶。我的朋友已經死了，我的愛人已經離開，我已經不再坐在石階上哭泣了，我只是靠在廚房洗碗盆前垂淚，我的身體從未如此順暢過。

我現在說著眼淚都流出來了，但要分辨它來自身體還是精神，是一件困難的事。當我想把事情說得好一些的時候，我便把我的眼淚忘記了。我有回答你的提問嗎？至於如何面對今不如昔，應該就像大多數人那樣，總是在茫然中應對著過的。

問：在過往的寫作中你常說自己是無知的。但在〈我曾經被捕過〉中有一個詞，「年少無知」。在文中示威的語境下，你對這個詞有微妙的態度。

答 : 我常說自己是無知的，這樣不好，好像都成了玩笑了。我在〈我曾經被捕過〉中說了「年少無知」這樣的話，它的微妙處在哪裡？當年為甚麼這樣說？我是一點都想不起來了。不過我猜，在相同的語境下，那種感覺就是吞嚥的感覺。事情說了個開頭，便沒有了。是這樣嗎？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任何年代。年輕人當然是無知的。但知道有用嗎？

問：小說家的詩與散文寫作，常常被視為小說的準備和雛型，像《我不燦爛》的「他人之愛」部分就看到《玫瑰念珠》的一些痕跡。你是需要預寫和重寫相同元素、以至達到自己心目中的滿意的狀態？

答 : 我沒有任何準備。我從未有過要成為一個作家的願望。從專欄到連載，我只是個賣文的人。儘管《​玫瑰念珠》的出現純屬意外，但痕跡不是。就像塔樓上的鐘聲響過一次又一次，就像園中的玫瑰開了一遍又一遍，就像手中的念珠兜了一圈又一圈，這從未完成的過去要麼是寫得過多，要麼是寫得仍不夠多。寫作是一個不斷發現的過程，到底怎樣才能抵達圓滿的理想狀態呢？我想再沒有較已經沒有時間更嚴酷的了。我已經回答你了嗎？

問：本書的一個強烈特徵是強烈同理心造成的自我與他者之間邊界跨越。像你多次寫到乞丐，並覺得自己就是他們。正如你的小學老師說過：「這小孩子太敏感了，只怕將來要吃苦。」同理心是讓自己不斷發明苦楚給自己嗎？

答 : 對我來說同理心簡直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事。這個提問真不好回答呵怎麼辦呢？你必須明白這些書寫都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它跟眼前的事實還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這一會兒的同理心就只有這一會兒的痛苦，我書寫的時候就只是寫著。現在我回答你不知為何竟然又有了些微的痛楚，因為我問自己為甚麼不能成為更好的人。但這一會兒也是會過去的。這就是你說的同理心嗎？在我這裡沒有發明都是我本來就有的。你可以理解為我與這個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問：從文章中看來，你很需要獨處、並以孤獨自語的方式寫作；但同時，本書中充滿了人與關係，你說過要「忠於自己」，但如果太愛他人，又如何能忠於自己呢。

答 : 正由於與這個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尤其需要獨處。就是那種難以承受的感覺。太沉重了。一個人究竟怎樣才能忠於自己呢？真的很難，更何況自己並不總是對。避免重複犯錯的辦法最好就是保持距離，但我又是一個自然的人。有人說真誠就好，我不相信。我認為忠於自己需要勇氣，因為要承擔後果。看我說到哪兒去了。

問：在《我不燦爛》的專欄散文中，有許多主婦／母親／妻子的苦澀日常，戲謔地說是現在所謂「絕望的主婦」（Desperate house-wife）；嚴肅地說，它提示了文學史上悠久的爭議：女作家與母親／家庭之間的不相容的矛盾。

答 : 這個提問讓我思忖了很久。十分抱歉，我完全無法回答。否則就是說到完全不同的點子上。這不會是你想要的。當然年輕的時候常聽人說「女作家」，當時就想，甚麼意思？作家是個怎樣的行業？為甚麼這個議題只屬於作家呢？

我沒有性别意識。從來沒有。雖然我有著主婦／母親／妻子的苦澀。我只能寫這些苦澀，因為我只有寫這些苦澀的才能。有一種說法是有怎麼樣的生活，就會有怎麼樣的文學。是真的嗎。那麼嚴肅地說，女作家與絕望主婦的關係來自她的雙重生活，包括她的時間生活和價值生活。當中的矛盾既是完全封閉的又是絕對開放的。

問：你時常在文章中批判自己，幾乎一無是處、無地自容。是甚麼讓你如此直接地寫出來？現在這個時代常提倡我們要喜歡自己，你會對這樣的時代說甚麼？

答 : 我沒有批判自己。我只是揭露而已。我想知道我是甚麼以及可能是甚麼。儘管我的寫作和我作為個體的存在不可分割。但沒有任何有限的生物能夠闡明生命的完整故事。你沒有注意到。一些人喜歡我包容我，所以也不是絕對一無是處的。

現在這個時代提倡喜歡自己。感覺很好。就這一點來講，喜歡還不夠。應該自愛。自愛還不夠。你愛著的，應該是值得被愛的自己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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