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碎的記憶結集——論游靜《另起爐灶》
我們坎在一個龐大的地盤前面。在巨型吊臂的燈光折射下，不同的角落有黃金的光線。泥石和木條橫在我們跟前，叫我們得仰著頸，看這城中崩頹的彊域。
游靜，〈紀錄一個城市〉
香港的特色，在於她的難以述說。本用作溝通的語言，放在香港的語境下就變得複雜：方言、廣東話、港式英文、英式中文、普通話等，哪裡是中心？哪裡是邊陲？莫衷一是。語言化成文字，變幻莫測，成了香港散文兼容並蓄的特色。散文盛極於報業蓬勃的年代，副刊專欄如雨後春筍，由此培育出一批年青作家。專欄百家爭鳴，題材多變，在嚴格定義下的散文在香港可能稱作雜文更為合適。像游靜復刻版的《另起爐灶》，文集包含短篇小說、文化評論、散文、當代思潮等，大部份成稿於美國或旅途上，她笑言是正宗的「堅離地」（正宗港式食字），像家書。但，在今天，家的想像，好像比她文集本身更離地，更難以想像。
雜文之美，正是把過去四分五裂的龐雜記憶，拼湊成形。Yomi Braester在《見證對抗歷史》（《Witness Against History: Literature, Film,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認為，當把「個人記憶」作為對集體抗權威的武器。 游靜在「牆與橋—在神話中反神話」一文中，以約翰連儂從大海漂泊十八個月後到持家五年悟道，歸結他為一個「過了時的理想主義者」。在八十年代末，當他太太洋子把與連儂有關的一切都賣掉時，我們彷彿看到所謂愛與和平，都如神話般敵不過生存的現實。當記憶愈變得越來越迷糊和不真實的時候，人真的能把個人的記憶去抗衡歷史的大敘述？
游靜從八九後到九七前的雜文筆觸都充滿灰調，或準確點說，不確定，顯出她在回歸前對國族身份的迷惘：「時代對於時代已然毫無目的的永恆性說不出的厭倦」（紀錄一個城市）、「我無法相信世界是接近完整的」（Only Dog eat Dog）、「對於在香港長大的年輕一代來說，對話幾乎是一種叫人聽到也等如聽不到的詞彙」（東西隨想的遊戲）。她從〈紀錄一個城市〉 時觀察一個地盤而看到我城在崩頹，但那是九十年代。在重回地盤時的再次書寫卻又發現重寫的不可能，想用另一種媒介來記者會和書寫，卻又發覺地盤已然消失，成了高樓大廈。
記憶真的可以通過拼湊成形？可以的。游靜說：「時間的知識具體見於記憶。是以我們都可以扼殺記憶，以逃脫時間的牽絆，智性的痛楚。而我們同時又嘲笑無知。我們渴望忘記同時又嘲笑忘記。」（迴航） 似曾相識的話吧？把畫面快進到今天，時間的知識彷彿又再一次被定格。「在這弔詭之間，我們睡覺、投票、看電視、以及成長。」在這篇八八年文學創作獎的得獎散文中，她寄語香港人「不能追求無痛，追求一個洋溢自由、平等、愛的生存環境，而又同時厭惡麻醉，否則我們只是在跟自己過不去。」原來，「最有效的麻醉不是來自盲目的物質主義，而是垂手可得的，解決你各種需要的自由和充裕。」三十三年後再次重讀這段文字，自由不見得充裕，但弔詭常存。反思自由，才更見香港文學之美。
「在殖民地長大的我們，自小便明白被殖民的困境是一種語言的困境。」（粼粼的水聚散著遊動的符號－電影，時間與我） 游靜引用Abbas抗衡殖民的策略，把英文「雜種化」、本土化成抗爭的工具，但英文和中文由始至終都是官方語言，「雜種化」不知當算作是不學無術，還是在象牙塔內的後殖民論述。香港的語言老早不是已「多元化」了嗎？（為免誤導，在此更正游靜「雜種化」為多元） 廣東話不是另類拉康式的大陽物論述—「我從飛機上掉下來，掉在兩種語言、兩種性別取向、兩種階級、兩位大哥哥的兩條大腿之間」—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來說，語言從來都不是二元對立的，我們就是在多元的語境下「拼命地說話，拼命地渴望被聆聽，拼命地記憶，又同時創造記憶。」（另起爐灶） 九五年游靜在後記上寫下「可能會乘下一班機回去」，只是，能回得（過）去嗎？
在復刻版的「後後記」內，游靜總結過去的自我為「迷信性別、性、以及各種的革命」，那曾是「年輕的，不斷自殘以表達自救欲望」的自己。雜文是零碎的記憶，但記憶的結集正是現在整體歷史的一點憑藉。「透過記錄當時尚可存活的一些異見，蹣跚走過的路，路上各種艱難的掙扎與風景，能夠協助抗衡刻下鋪天蓋地，對家、國、歷史的，浪漫化想象。」很多文學研究論者慨嘆香港沒有一部像樣的香港文學史，如果抽離現代性的大敘述歷史，香港文學的肌理，不正正散見於不同的雜文結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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