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和花生醬替代麻醬煮茄瓜：《另起爐灶》再版讀重感
書評 | by 謝天燊 | 2021-03-18
引言
認識游靜是在大學的課上，已經忘記了當時介紹的那一篇文章，只記得強悍又精細的行文風格，以及她涉獵的範疇非常廣。她寫專欄、詩、散文、小說、文化藝術評論，還拍攝過視像作品。最近香港文學館重新出版了她第一本文集《另起爐灶》，卻發現了並不熟悉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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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爐灶》收錄約四十篇文章，有散文、小說、和友人的書信或對談、也有針對女性主義的課題的學術論文。主題的選擇多樣，但有種鮮明的語感散佈在每一篇文章裏，例如看看〈背包的顏色〉一段：
Desire，不能翻譯的字。我無法告訴你因為我來自的地方，是以我的感情無法翻譯。甚至連感情的無法翻譯也無法翻譯。噢你瞳孔放大想象遙遠神秘的東方無法翻譯。因為我在這裡，雪出奇地白，終年停在山上，我總是逃不掉代表東方的文明。我剪一個得意妹頭我不講英文我唯唯諾諾我道謝道歉你微笑點頭慶幸碰到東方純真的心。
這一段看似呢喃的獨白，邏輯卻層層推進：首句由中文和英文之間難以翻譯的距離、發展到後面情感無法傳遞，被國族的浪漫化想象換置。末句的開首和結尾風馬牛不相及，但作為停頓的逗點被省去，於是強行連成一個句子，起始到結尾就是語言、情感、國族、身份的距離。
若我們讀下去，會發現游靜經常對書寫的事物保持一足以讓她冷靜後設思考的距離，讓事物和盡量展開有時指向名人傳奇、有時指向人，有時指虛構。越是看似立場相近的觀點，游靜越是冷靜和執拗：
回說同性戀被時尚化的問題，能鼓勵更多人從強制式異性戀走出來當然是好事，但如果只是為了同性戀是一種時裝、一種名牌，甚至一種特權，我們一直以來爭取的平權，爭取要社會意識到同性戀所經受的壓迫歷史，豈不都付諸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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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再版游靜多寫了一篇後後記，讀後才發覺自己不太了解游靜：
但願此書，透過紀錄當時尚可存活的一些異見，蹣跚走過的路，路上各種艱難的掙扎與風景，能夠協助抗衡刻下鋪天蓋地，對家、國、歷史的，浪漫化想象。
游靜為人津津樂道的形象﹙其中之一﹚是其尖銳鮮明的語言風格，她卻認為再版多年前的舊作意義在於「尚可存活的一些異見」，「蹣跚的路」、「艱難的掙扎與風景」。過去我只看到游靜尖銳鮮明的語言風格，沒有多加考慮為甚麼會出現這些很難說有多少美感的詞句。有了後記的補充，我發現游靜的語言風格，其實和「艱難的掙扎」脫不了關係。
《另起爐灶》能感到一種散佈整輯的元素，那是人在異地看待事物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有時來自性別、有時來自語言﹙〈Only Dog Eat Dog〉﹚、有時來自國族、有時不同層面同時襲來：
這裡的香港移民嫌大陸移民窮、嫌臺灣移民及大陸移民英語差、思想及衣著落伍；大陸移民嫌香港移民文化素質低、根基淺；臺灣及大陸移民嫌香港移民對政治無知，對民族缺乏認知及感情，自私又功利；香港舊移民嫌香港新移民見識少、暴發、英語差……這些你們都有聽到嗎？
生活充斥偏見和標籤，站在外來人的角度就格外明顯。游靜旗幟鮮明地捍衛女性主義，也因而清楚「女性主義」這個字尚未說出口時，就已經遭受致命的誤解﹙距離最初出版已快三十年，可「女性主義只是女性用來撈著數」的觀點仍不時出現﹚。令事更麻煩的是，這些偏見甚至不是對方雙方的意願能逆轉，而是整個集體連可供反省的歷史也沒有。
美國的民權運動、女性主義、同性戀解放運動，現在的多文化主義，香港完全沒經歷過，一切我們由零開始，由男同性戀是否需要合法化的負數開始。
作者知道國家的革命歷史，才能明白香港是一個多麼落後的地方，但還能怎樣談「女性主義」？不是疲於辯解、越講越離自己想講的越遠。可越是不容易講清楚的，游靜越是講，且仔細地講。
我其實不介意放棄一個已經變壞、變酸了的名詞，更關心的是一個名詞為甚麼及如何變壞。而且在一個完全未明白一種認知的社會被迫「無端端」地拋棄認知的名字﹙多少為了功利的理由﹚，顯得很愚蠢和墮落。
其中後設的語調不僅是語調的選擇，也因為現實不存在個理想的讀者，當一個字在口裏擠出來之前，在經過聲帶震動之前，甚至在腦裏形音義發生連結前，誤解就已經開始。因此若要溝通，就要由語言的認知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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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另外兩句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亦實驗弄各式意大利粉，發現花生醬可以替代麻醬的位置來配合茄瓜的味道。
你知道矮瓜可以用花生醬代替麻醬煮，味道亦很不錯嗎？
這兩句分別出現在〈背包的顏色〉和〈散文的錯體〉兩文，其中都並非以煮食為主要主題。游靜為甚麼交待花生醬的煮食秘方，在文章之中很難獲得圓足的解釋。再讀下去，其實《另起爐灶》中書寫食物的句子也不少，像「我在吃一碟極其美味的濕炒牛河，紐約的濕炒牛河，格外美味」和「洋葱蒜頭安祖慧鹹魚撈意大利粉據說是正宗，卻不及﹙我發明的﹚焗﹙融一片美國﹚芝士洋葱椰菜仔與南斯拉夫蘇津腸雜種意大利粉富創造力」。
考慮作者當時身處的時空和社會狀況，似乎可為這些「食經」提供一種讀法。後記提及「大部份稿是在美國或在旅途中寫的」，身處異地作者也需要用餐進食，但進食有時並不止於果腹，也要兼顧從小建立起的喜好和習慣。然而不同的地方的煮食條件和食材的選擇都不同，地域本來就區分煮食風格的一種分類，像日本菜、泰國菜。身處美國的游靜想煮茄瓜，但麻醬不是當地常見的食材，於是自然會實驗能在當地採得，又能取代麻醬的材料。《另起爐灶》的文章大多發表在九十年代的雜誌報刊，需要書寫當時當地的事件，既然「煮食」是每天都思考的問題，寫下來也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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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甚麼一本嚴肅探討女性主義和國族身份的文集，可以突然若無其事地交待花生醬的煮食秘方？我的看法是，寫作和閱讀當然要遵循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但也有為了更高層次的表達而打破規則的時候。不少人認為物事抽象化並符合理論框框才能寫成論文，個人生活感受需要經過淘洗並加以修飾才能寫成散文，於是鮮活和真實的感覺都消失了——或被貶稱為「學術腔」或「文藝腔」。
游靜這本《另起爐灶》既有感性的回憶、理論嚴謹的學術論文、也有花生醬取代麻醬的食經、不太嚴謹的散文。這些文章互相對讀，便會發現游靜在身份和性別的追尋中，觀照事物的方法：嚴謹議題和日常瑣碎不一定水火不容，那些看似牢不可破的物事和概念，都有當待發掘和探問的方法。話說回來，「另起爐灶」中「爐灶」是一種固定的烹飪的設施，在這裏卻變成「重新出發」的借代，算不算是對這本書的注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