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失去了，還要被懲罰呢？：《少年來了》中那些留下來的，留不下來的

「見證」一詞弘深無際，它是深入歷史的幽黯的一縷薄光，也是冠冕人心的哀悼與憂鬱。費修珊（Shoshana Felman）稱「見證」敘事是窺視歷史中無法被記載的特殊事件的一道濾鏡，是為無言的犧牲者發聲的一種敘事。若「歷史」只是勝者講述過去的一種形式，那這代表了過去其實是由許多不同形式的敘事組成，有些塑造了現在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有些在時代的洪流中化成灰燼。

但誰來評斷哪些敘述是「正確」的？哪些又是「不正確」的？掩埋在過去的真相是甚麼？《少年來了》是韓江對沉積了三十餘年多的光州事件的悼念，儘管當時的她正好身處首爾而僥倖躲開了鎮壓，自己出身於光州卻「置身事外」的遺憾讓「光州」長久以來都成為埋藏在她心底的一顆果種。故事採取非線性的見證式敘述，分為六章，透過六個不同年齡、身分和地位的凡人的敘事角度重組了當年全斗煥政權在光州的屠殺式鎮壓。文學見證（testimony）並非新鮮物，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歷史學家為重組大戰中對人類毀滅性的打擊，便開始收集不同倖存者在戰爭時的手記。由於納粹黨消除證據的手法極為幹練，大屠殺成了整個二戰中最缺乏資料去重組的浩劫，但正因為缺乏證據亦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永遠無法被完整闡述的創傷之一。創傷敘事研究的棋手Dominick LaCapra曾質疑過倖存者手記對於歷史研究的意義，若撰寫歷史是要避免後人重蹈前人的覆轍，那麼歷史必須儘可能地公正公平，而倖存者手記是屬於極度私人性質的資料，若只以此為鑑必會影響歷史的公平性。

然而LaCapra的論證也衛冕了見證文學對我們認識歷史的重要性。正因為我們清楚歷史是人寫的，不可能絕對地公平公正，透過文學去發掘被噤聲的過去的任務才顯得如此神聖。在《少年來了》中，敘事者只是極度平凡的光州市民，高中生、出版社編輯、大學生、工廠女工、家庭主婦，就像置身於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中的我們，經歷者往往無法察覺到自己正處洪流中央。他們的視角是侷限且片面的，但透過每個人殘缺的講述，有些凌亂破碎，有些跨越了數十年的時光，讀者得以在那些平白真實，卻恐怖得令人髮指的敘述中慢慢拼湊出整個光州事件的真相。

但逝者已逝，真相有甚麼意義？1956年，卡繆發表的《墮落》以隱喻的手法探討了死亡見證者沉默的代價。文中主角克拉蒙斯目擊一名女子深夜墮河卻沒有施予援手，而他對死亡的沉默也造就了他終身深陷於良心的自我譴責中。沙特稱此舉為「從地獄觀望歷史」，是堅拒美好的可能性的憂鬱行徑；亞歷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則歸其類為「悲劇敘事」（tragical narrative），透過拒絕原諒與和解來保持質疑世界黑暗面的憤怒。同樣地，在《少年來了》中，不同的敘事者也深陷「地獄」中被「歷史」折磨得只剩下憤怒。<七記耳光>中恩淑目睹東浩的屍體被垃圾車載走後因戒嚴令無法為他舉行葬禮，而導致她的「人生成了一場葬禮」；<子彈與鮮血>中的「我」在光州事件的十多年後得知獄友振秀不堪痛傷記憶的侵擾而自殺身亡，無時無刻不在叩問自己：「到底為甚麼他死了，我卻還活著？」；<往花開的地方>中東浩的母親因為不想二哥也被戒嚴軍抓獲而阻止他去尚武館拯救小兒子東浩，就「那樣從此失去了你（東浩）」。

我們往往聚焦於災難發生的當刻和犧牲者的慘烈，卻忽略了那些僥倖留下來的人終身所需遭受的內心譴責。創傷並不止是事件發生當下所造成的傷口，更多的其實是倖存者在餘生都必須活在「同樣的災難可能隨時會再臨」的恐懼中所遭受的心靈折磨。逝者已逝，永遠留在死亡時的年齡，成為後人見證災難的印記；倖存下來的人卻因在無法制止暴行而畢生都被囚禁在自責情緒中。我可以做得更好嗎？如果當時不是這樣，他或許就能活下來…同樣地，無能為力的悔恨讓倖存者就此失去對人類和世界的信心，僥倖「被留下來」，他們剩餘的人生都必須背負著無法為死者伸張正義的憤怒，在害怕記起和不斷拒絕遺忘的憂鬱（melancholia）中反覆叩問人的本性。正如目睹軍人殘殺無辜，經受獄警毒打虐待後振秀那句撼動靈魂本質的問題：「人類的本質其實是殘忍的，是嗎…我們只是活在有尊嚴的錯覺裡，隨時都有可能變成一文不值的東西，變成蟲子、野獸、膿瘡、屍水、肉塊，是嗎？羞辱、迫害、謀殺，那些都是歷史早已證明的人類本質，對吧？」韓江所描寫的，正正是這些在浩劫中存活下來，被剝奪了一部分生命（心理癒合機能），無法為死者伸張，亦無法為己發聲的的靈魂所經歷的痛苦和悲哀。

幸運的是，韓江的文字擁有一種獨特的溫柔。若《少年來了》所建構的世界是條通往過去，黑暗得恐懼的隧道，那麼她的文字則是帶領讀者穿越黑暗免墜深淵的那絮光，讓被悲痛淹沒了的過去讀起來不至於完全絕望。對於書中的死亡，她以極現實的方式「紀錄」了死者和傷者的慘狀：死者像垃圾般被拋棄到亂葬崗積累成塔，五官腐爛得模糊不清，軀體上爬滿了白蛆；政治囚犯像牲畜般被困在狹小的空間內，手指間塞著的棉花後是被圓珠筆插得已經流膿見骨的傷口，誰忍不住抱怨就會被香煙戳瞎眼睛。韓江透過不同的「我」一一質問人類的本質究竟是惡是善，是善良或殘忍，尊嚴和良心在鐵錚錚的槍口前又到底有甚麼價值。然而，在最齷齪，血淋淋的現實裡，關於「希望」的描寫卻格外地讓人欣慰。在冷冰冰整排的槍口前，數十萬人的熱血匯集成一條巨大血管般的感覺，「我」的血液透過緊牽的手流向「全世界最大最崇高的心臟」；遭受了士兵難以啟齒的凌辱和性侵後而患上恐男症，畢生厭惡自己的身體，卻在生與死的瞬間毅然選擇了活下去，用餘生與刻在身體上的傷痛共存的堅強，這些求生瞬間所反映出的正是弗洛伊德口中的厄洛斯（Eros/life drives），也是隱藏在我們基因中，在殘酷的現實前最原始卻也最強大的，那種向死而生的意志。

那麼，後世的我們閱讀這些故事又有何用？韓江的小說雖有虛構成分，其中記載的情感和創傷卻是現實中那些從光州事件中倖存下來後必須經歷的過程。光州事件是南韓民主化進程中的國殤，故此書記載的不止是個人意志在大時代下的取捨，更是整個世代的南韓人，乃至於人類歷史上經歷過相似災難的倖存者所需面對的人生。正如《少年來了》一名所呈現的向陽性，我們在被暴戾和殘酷摧毀的廢墟中，看到不止是積累成塔的死者和終身殘障的傷者拼湊出的慘況，更是人類在大屠殺災難中面對死亡時展現出身而為人的尊嚴和勇氣。透過韓江銳利而柔軟的文字，我想不止那些壓抑了近乎一輩子的光州倖存者得以喘了口氣，那些同樣在民主運動中遭遇挫折，飽受政權打壓，卻又無法不留在一個用「謊言」建構的社會中的沉默者或許也能透過這本膽戰心驚的小說得以連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