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文理分科】:生化醫理皆可詩

教育侏羅紀 | by  阮文略 | 2019-02-19

我在中學教的是生物科,課外也兼顧一些文學推廣工作,而認識我的朋友大概知道我會寫作,寫了甚麼就沒多少人理會了。間中有人問起「你不是讀理科的嗎?為甚麼會參與文學活動的呢」,我著實不懂怎樣回應。


大家好像已認定了文科和理科是涇渭分明,放在一起很奇怪似的,但其實在新學制(也推行十年了)下,高中學生可以自由選科,同時選修傳統上定義為「文科」和「理科」的大有人在。當然成績如何還是要看他們自己的造化;至於混合選讀與文理分科誰比誰好,這是更複雜的問題了,對城市與文化發展、學生思辯、謀生能力、人文關懷的個人成長、社會的經濟效益而言,可能都是好壞參半,不能一概而論。


文理分科的概念是近代才出現的,有說是來自社會分工論,例如Adam Smith提出讓勞動者專業化去增加生產效率。文理應否分科的爭議不是香港獨有,中共建國初期就參照了蘇聯的教育模式以輸出能夠配合計劃經濟所需的專業人材。國內的高中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為了分類選拔,也漸漸趨向把文理徹底切割。2009年,教育部就「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向社會徵詢意見,掀起相當熱烈的討論。發展至今日,各省市還是按照自己的規劃去設計教育和考試方針,進一步的改革尚待教育部發號施令。


在我的心目中,生物科學和文學閱讀與寫作的比重從來不分高低,也不是兩個極端,而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對生命和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好奇,所以我讀生物化學;對生命的本質好奇(但是又不太受得了讀哲學的沉重),所以在文學裡尋找一些線索。誠然,這是一趟沒有答案的追尋,但是借用洛夫的說法,對於永恆的主題,我們才願意永遠地寫下去、讀下去、研究下去。換個輕鬆點的說法,每個人本來就很少會只有一種志趣,踢足球、畫畫、作曲⋯⋯科學和詩於我而言就像如此。這兩年受中大的中文系邀請在校內辦工作坊,即以「理科生文學閱讀與寫作之必要」為題,希望讓同學明白,它們兩者其實是有著互補的關係。


推介幾位兼擅文理的詩人給大家認識,詩的篇幅通常較短,網上也容易找到作品來一口氣讀完,坐言起行現在找來讀也是可以的。Primo Levi是化學家、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小說《週期表》,但我特別愛讀他那些充滿人道精神的詩。另一位是Miloslav Holub,這位德高望重的免疫學家曾經來港,他的詩也是相當精彩,尤其適合所謂的「理科人」當作閱讀詩歌的入門,一首〈在顯微鏡下〉或許真的讓生物科學的研究生們讀出眼淚。近一點的,陳克華是台灣著名詩人,也是一位眼科醫學教授,他的詩在新詩課程裡很少缺席。香港呢?推介大家讀律銘的《所望之事》,用醫師的觸覺去書寫信仰、愛情、親情。


教育家梁思成很多年前就說過:文理分科的時代是「半個人的時代」,培育出來的,不是一個完整的學人。說來,學問本來就難以分割得一清二楚,所以香港新高中的通識科就是為了讓學生以更整全的角度去學習知識,撇開選科組合比會考年代更有彈性不說,新高中的生物科也會有課文涵蓋科學歷史與哲學、醫學道德等問題。現在的大學也會要求學生修讀一些哲學和倫理課程,例如中大就有「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等科目,學生需要研讀柏拉圖、聖經、可蘭經、莊子、達爾文、牛頓、沈括等等的篇章,再不如從前的文理科分道揚鑣。到底香港會否走出「半個人的時代」,這就得用更多的時間去證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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