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就是中年維特的煩惱——董啟章《命子》台北新書發佈會

報導 | by  沐羽 | 2019-11-28

新書《命子》發表會這天,十一月尾的台北忽然回暖。在這陽光燦爛的日子,台大附近的聯經書房,董啟章和廖偉棠兩位身為人父的作家,談及兒女、談及文學以及對未來的期許。儘管香港仍在嚴峻的抗爭時期,但當他們談到兒女的日常,在對談時臉上都經常不自覺地泛起溫柔若冬日暖陽的「慈父笑」。對談翌日,新聞傳出區選民主派大贏建制派,想必兩位作家臉上的笑容又會再加深許多。


對談以兩人的「湊仔經」開始,董啟章的孩子、也是今次新書的關鍵人物——董新果,即將進入大學,而廖偉棠的一子一女還未滿十歲,在身為人父的經歷上,很明顯是董啟章大勝廖偉棠。所以觀眾彷彿有種董啟章在傳授育兒秘笈的錯覺,而廖偉棠也笑言:「買《命子》對我來說有逼切性。」如何教養兒女,可能真是這兩位文學家近年最困難的功課了。


古怪父親的煩惱與寂寞


談及書寫兒女,自然繞不開倫理問題,如何確認孩子真的願意被寫呢?董啟章自言儘管寫得小心翼翼,但書寫者的權力問題實在難以處理,於是他採用最直接的方法:寫完後詢問兒子能不能發。幸而兒子說「ok啊,可以」,不然也許今天我們就沒有《命子》可讀了。而廖偉棠的兒子有藝術家的表演慾,還會毛遂自薦讓父親把自己的表演發佈到fb上公諸同好,算是提前解決了父親的煩惱。


父親們的煩惱自然不只書寫倫理,甚至可以說,他們的煩惱是無邊無際的。廖偉棠說,「我們兩人都是古怪的父親」,這是指他們都身為作家,有著不一樣的價值觀與人生軌跡。但他們對於子女的成長,還是像一般人那樣擔心東擔心西,這也許就可以稱為中年維特的煩惱,少年時期的激情與對於世界的浪漫想像,都收束為對於家庭與後代的擔憂。董啟章還說,身為人父會讓自己反思自己的平凡性——原來身為人父,無論甚麼背景出身,也會有大量共通之處。也許這種共通之處就是與旁人分享時洋溢而出的幸福笑容,看他們兩人笑意吟吟,不禁生出一種「這兩個傢伙真的是搞文學的嗎」的疑問,不過他們又馬上回到文學議題裡。


董啟章說,其實《命子》最初只有幾篇文章,但不自覺地越寫越多,亦加入虛構與哲學的內容,比如第二部分〈笛卡兒的女兒〉引用了笛卡兒因喪女傷痛而製作了一個機械女兒玩偶的故事,又在全書第三部分〈命子:花〉引入AI兒子概念。廖偉棠也提出了對《命子》的分析,指出本書沒了過往在董啟章小說裡的「零件組合」模式,也隱去獨裁者形象的角色,也許是新果帶來的反思。「當你命名兒子為新果時,也許沒想到這個果會反過去影響因,而你作為因可以影響果到何時?」這個問題可以反過來詢問自己,也是對天下父親的大哉問——可以到甚麼時候呢?


《命子》的第三部分是書信體,一個AI兒子寄出無數封一往無回的信。廖偉棠認為,這是為父者巨大寂寞的體現,寂寞在於孩子的疏遠,疏遠在於兒女長大成人並進入大學時最為明顯。他問董啟章:本書前兩部分都比較輕鬆,為何最後這部分會奔向悲傷的結局?董啟章說:「不知道為甚麼,有一股力量,可能真的是因為這個時代吧。我不可能朝我本來美好的想像寫下去,這個時代對於新一代的大學生有一股力量,就是會慢慢把他們扭到另外一個悲傷的方向去。」


無法命子,不願責子


關於本書的名字《命子》,董啟章無奈笑道:「命子不是命令,更像是個反諷,其實我根本無法命令兒子做任何的事。」在聽眾的哄堂大笑裡,獨裁者形象完全瓦解了,董啟章還說,「命子」一詞其實來自陶淵明的〈命子〉——「夙興夜寐,願爾斯才」,希望兒子成才。但廖偉棠馬上以身為人父的敏感接上一句:「陶淵明還有寫〈責子〉。」在時序上,〈責子〉比〈命子〉晚上十五年,那時陶淵明的五個兒子有兩個到十五六歲還很懶惰,兩個十三歲都不識字,簡直是古代廢青,又唔做野又唔讀書。廖偉棠認為在董啟章的《命子》裡,命也許是命運的命,命中註定他是你的兒子,是餘生無法避免的一種人際關係。


但儘管書名引用自陶淵明,董啟章其實沒有參考文學作品中的父子關係,即使廖偉棠後來引用了卡夫卡曾寫過四萬字長信給父親,董啟章亦不作回應。因為這並非文學家父子的關係,董啟章說,如果說這段父子關係真的有甚麼遺憾的話,就是新果對於文學沒有愛,而他本人亦不喜書寫親情與愛的文學作品,才選擇了使用AI角度切入,寫下了這部與一般親情書寫的文學作品不一樣的《命子》。


《命子》出版之際,適逢香港六月爆發反送中運動,董啟章認為不知道這場抗爭會使本書的解讀變得如何,無論是命子,還是責子,在這時代也未必貼切了。「但這沒有辦法,書是去年寫的,作家也沒可能根據時代的變化去改動已經寫完的書,所以如果要回應當下時局,也只能等待下一本書。」但他亦沿著父子關係說到了香港政府的問題,六月時林鄭稱市民為她的子女,董啟章引用康德的說法,指出以家長模式去管治的政府,其實是獨裁政府才會用的手法。


「如果香港警察有你這樣的父親就好了」


在觀眾提問環節裡,董啟章被問及假如兒子因為成長中的一些誤會、一些忽略或更多不可抗力,犯下了彌天大錯,讓作家深感「怎麼會生了這樣一個人出來」時,他們會怎樣處理呢?而在這個時代,這場革命之中,兩位作者最不願意孩子成為怎樣的人呢?董啟章認為,這個問題並不一定要與政治立場掛勾,因為立場是可以辯論的,他也不會強逼兒子跟隨自己。但在立場以外,孩子犯下了違反人性的大錯怎麼辦呢?他引用過往在《肥瘦對寫》裡與駱以軍對寫的〈如果幹下那種事的是自己的孩子〉,對寫的背景是2014年臺北捷運無差別殺人事件,董啟章認為,如果不是親身經歷的話,其實這是沒有答案且不能想像之事。


但如果真的發生了呢?董啟章認為自己仍然不會放棄理解兒子。自從有了兒子之後,在社會上一旦出現這種違反人性的事件時,他都會反思若果自己是當事人的父親時,應該如何接受:「我覺得無論如何,這人作為自己的兒子,一定會嘗試理解他,無論多錯都不會放棄。有一件絕對不會發生的事,是我肯定不會說出『我情願從來沒有你這個兒子』。


「就算兒子如果真的變成了一個大惡魔……我不知道,世上這麼多大惡魔,他們小時候也曾經是個可愛的孩子。在公義層次之上:我一定要譴責他,並讓他受到應有懲罰。但是,如果他有著一直愛他的父母,他們必須承受的悲劇是:深愛的兒子是個犯下大錯的人,於是他們也要共同承擔這份罪孽。


「但是,這並不完全是父母的責任。現在的社會有個問題,那就是父母在兒子犯錯後也成了終極罪人,就因他們沒有教好兒子。我並不會因為兒子犯錯而自責,因為如果在兒子的成長期間,我一直都有盡自己的責任,幫助他、教導他是非對錯、並作好了榜樣,但他還是犯下了大錯,我就不會過於自責。我會認為孩子本身就要負責,不要說爸爸沒有教過我,沒有做好榜樣。當他承認責任時,我就不會與他切割,說『我情願沒有你這個兒子。』」


廖偉棠嘆了口氣:「如果香港警察都有你這樣的父親就好了。」他自己不能接受的,是如果兒子諂媚政權,他就情願像《陽光普照》裡那樣把他輾死。但現實裡並沒甚麼人能像電影藝術那樣下得了手。而觀眾亦問及:「作為父親,你們最後悔做過或沒做過甚麼事?」董啟章笑著說,其實真的沒甚麼差別,因為兒子不會因為你做了甚麼或沒做甚麼而改變,而且長大後還會遺忘父母曾做過的事。


在觀眾輕鬆的笑聲裡,董啟章與廖偉棠完結了這次對談。儘管他們嘴裡談及諸多不滿與難題,亦因為人父親的煩惱而惆悵,但嘴角不時露出的發自內心的慈父笑,絕對騙不了人。天下為人父母者無不傲嬌,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就在回暖的冬日台北下午,兩位作家的湊仔經就此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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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羽

《虛詞》編輯。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就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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