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的「落後書寫」: 讀宋玉雯的《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

書評 | by  張歷君 | 2020-07-21

「路翎在一九四○年代的中國文壇嶄露頭角的時候,人們一面驚歎一個天才作家的誕生,一面立即對其作品中的『不合時宜』做出嚴厲的批判。所謂『不合時宜』,並非說他逆時代潮流而動,或袖手於時代潮流之外,恰恰相反,路翎積極地身處時代潮流之中,同時處處顯出深刻的『格格不入』。這種尼采意義上的『不合時宜』,使路翎及其創作成為時代矛盾的突出標誌,使時代的『暗黑的光』得以閃現。」——黃子平 (1)


一、未完成的天才


路翎(1923-1994),本名徐嗣興。路翎是他1940年5月在《七月》雜誌上發表短篇小說〈「要塞」退出之後——一個年青「經紀人」底遭遇〉時,首度使用的筆名 (2)。路翎「三歲時父親趙振寰自戕,舉家偕同外祖母蔣秀貞遷往南京,母親徐菊英帶著路翎與妹妹徐愛玉改嫁。」1937年抗戰爆發,路翎與家人隨著難民潮流徙,先至武漢,再投奔其繼父張濟東湖北漢川鄉下老家。路翎1938年入讀重慶華鎣山區文星場的四川中學,該校其後改為國立第二中學。「戰時教師員額不足課程有限,路翎常到生活書店等地『打書釘』,廣泛閱讀各種書籍[……]。1939年初因編副刊與在課堂上閱讀課外讀物與國文老師起衝突,被學校以思想左傾開除學籍,時年17歲正在念高二的路翎,就此中輟學業。(3)」


路翎的〈「要塞」退出之後〉最初發表於胡風主編的《七月》第5集第3期上。他正是憑這篇小說,「正式進入評論家和文學史視野 (4)」。張業松認為,路翎1939年「因投稿結識《七月》雜誌主編、著名左翼文藝理論家胡風先生,這在路翎個人生活和文學活動史上無疑是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5)」路翎之後持續在《七月》雜誌發表文章,而他在194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作品,均被列入胡風編輯的「七月文叢」或「七月新叢」。這些作品包括《饑餓的郭素娥》、《青春的祝福》、《蝸牛在荊棘上》、《財主底兒女們》等重要的中、長篇小說 (6)。誠如張業松所言,「在胡風身邊,路翎迅速成長為新文學史上重要的文學流派『七月派』的首席小說家,同時在劇作、文論、散文、詩歌等方面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以才華表現方式而論,他在整個40年代國統區文壇所引發的『轟動效應』似乎僅有上海淪陷時期的張愛玲可比;降至50年代初,他更是全中國文壇『天才』耀目無出其右的作家。(7)」


1953年,路翎年僅三十歲。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開山之作——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裡。然而,這對路翎來說,卻絕非幸事。因為當時中國主流的左翼文人和批評家,已經開始對胡風和路翎等七月派作家作出連番的批判和抨擊 (8)。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對路翎的批評,明顯是對1948年至1953年間批判路翎的主流觀點的綜合撮要:「因此在他的作品裡所經常鼓吹的,就多是盲目的個人主義精神,或無組織無領導的群眾的自發革命要求;他筆下的人物也多是神經質的流浪型的人,無論是工人或農民,這當然也就是歪曲了群眾的面貌。而在客觀效果上,這些作品的主題雖然好像是在鼓吹革命,但實際上卻是引導讀者脫離現實的。(9)」


及至1955年,路翎更被牽連進著名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在當年6月被逮捕。直至1980年,「胡風案」才最終平反。在這二十五年間,路翎數度被押進秦城監獄,並好幾次被移送安定精神病院治療。據宋玉雯的敘述,「多年牢獄,且多數時候單獨監禁,毀壞了路翎的身體,其間外祖母受刺激過世,母親與繼父也相繼離世,妻弟余明薪受牽累在1955年自殺,妻子余明英與三個女兒在窮困和政治歧視中服著同等的獄外刑罰。甫回北京芳草地家中的路翎幾失語言能力,但幾年休養,雖然仍需不時到屋外長嗷幾聲,也依舊執著想要辨清究竟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10)」。路翎的坎坷遭遇,後來被他的朋友冀汸總結為「一生兩世」:


「一九五五年那場『非人化的災難』,將你一個人變成了一生兩世:第一個路翎雖然只活了三十二歲(一九二三-一九五五),卻有十五年的藝術生命,是一個挺拔英俊才華超群的作家;第二個路翎儘管活了三十九歲(一九五五-一九九四),但藝術生命已銷磨殆盡,幾近於零,是一個衰弱蒼老神情恍惚的精神分裂患者。(11)」


冀汸上述「一生兩世」的說法不無爭議,宋玉雯亦在《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書中專闢章節,提出她的商榷意見 (12)。然而,「一生兩世」這個現代文學領域對路翎人生遭遇和文學創作的主流判斷,卻有力地塑造了他作為「未完成的天才」的文學史形象。可想而知,路翎研究縱然並非現代文學領域中熱門的研究題目,卻也吸引了一批重要研究者和名家的目光。宋玉雯必須面對的是,在錢理群、楊義、趙園、張業松、朱珩青、劉挺生、施淑、王德威、劉康、鄧騰克(Kirk A. Denton)、舒允中和羅鵬(Carlos Rojas)等前輩學者之後,她如何能提出仍具突破性的路翎研究成果。如此一來,我們才會明白,為何黃子平會在宋玉雯這本新作的序言中劈頭便道:「研究路翎,宋玉雯選了一個難度很大的題目。(13)」


然而,宋玉雯最終還是交出了一份優秀的研究報告。誠如黃子平所言,「但本書完全超克了『作品-生平-時代』的傳記式批評,而是藉由路翎這一個案,展開了一系列深刻的理論探討。玉雯廣泛收集並掌握了路翎創作及當前學界相關研究的文本和史料,進行了扎實的文獻整理,確然對路翎及其創作做出具有想像力和現實感的別樣闡釋。(14)」本書一方面對路翎的生平和創作,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文獻考證;另方面則通過對路翎作品的分析,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論探討。可以說,本書肯定會成為日後的路翎研究者的重要參考著作;而現代文學愛好者也可以通過宋玉雯的這部專著,全面了解路翎的人生經歷和文學創作。宋玉雯在路翎研究的各個重要議題上,都既能準確綜合概括前人的研究成果,並能同時提出自己獨到的創見和謹慎的商榷意見。我們以下會集中介紹她對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和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之間互文關係(intertextual relation)的獨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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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貝多芬與蔣純祖


1940年,年僅十八歲的路翎著手創作《財主底孩子們》,並於1941年2月初完成初稿。1941年4月中旬,路翎完成修改,將約二十萬字的書稿寄給胡風。這也是後來的經典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的前身。然而,1941年初發生皖南事變後,胡風於5月7日,與其他左翼文人一起從重慶撤退到香港 (15)。按照胡風後來在1980年代的回憶,他與孫鈿等朋友在1941年11月,住進香港島中環利源街67號四樓。然而,日軍很快便在當年的平安夜佔領香港,而路翎的《財主底孩子們》的手稿亦因此在戰火中遺失。胡風後來這樣憶述當時的情況:


「這時,我想到的是怎樣處理我帶出來的少數中文書和日文書以及好些內地朋友寄來的文稿。看來只有狠狠心丟掉了。我和孫鈿研究了之後,將它們捆成幾小包,放在二樓的小閣樓板上。但第二天去看時,已被人拿走了。幸好事先已將姓名撕掉,大約不會出事的。只是,我心裡為之難受了好幾天。文稿中有路翎寄來的長篇小說稿《上校的兒子們》,丟失了尤其可惜。(16)」


胡風這裡所提及的長篇小說稿「《上校的兒子們》」,其實是路翎在1941年4月寄給他的手稿《財主底孩子們》。無論如何,此書的第一稿在香港平安夜的戰火中丟失了。路翎唯有提筆重新撰寫此書,從原本約二十萬字的《財主底孩子們》,最終改寫成約八十萬字的兩卷本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此書的出版可謂一波三折,宋玉雯在她的新作中有相當詳細的考證和敘述 (17)。而更為曲折的是此書的接受史。胡風在〈《財主底兒女們》序〉中開篇便道:「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的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18)」此書出版後並掀起評論界的熱議。它與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對當時的年青人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縱然如此,此書終因「胡風案」,於1955年與路翎一起在中國文壇上消失。直至三十年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才於1985年3月,重新排印再版此書。(19)


誠如宋玉雯所言,「四十年代已開始將《財主底兒女們》與羅曼.羅蘭的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並置同觀,路翎八十年代重回評論者視野之後,也大致延續著這樣的認識」(20)。按照楊義的引述,早於1947年9月,《泥土》第四輯的「新書預告欄」,便將《財主底兒女們》喻為「中國的《約翰.克利斯朵夫》」(21)。1980年代以後,不少路翎研究者甚至進而認為,路翎在創作《財主底兒女們》時,受到《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巨大影響 (22)。然而,宋玉雯卻透過慎密的考證,釐清和補正了上述學界的流行說法。她細緻地研讀了2004年和2014年新近整理出版的胡風和路翎書信,指出路翎在1942年重新撰寫《財主底兒女們》時,根本沒有讀過《約翰.克利斯朵夫》。她並進而考察路翎在1945年春、夏與袁伯康的來往書信,藉此指出路翎在最終完成《財主底兒女們》第二部之前,很可能只讀過《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冊。(23)


宋玉雯透過上述的慎密考證,推翻了學界此前流行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對於《財主底兒女們》的「影響說」,並為她後續對於這兩本巨著的比較分析,打下堅實的基礎。她認為,「若依從傳統影響論的設想,我們可針對《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冊與路翎《財主底兒女們》第二部做有限度的比較閱讀,如改由『啟發』的創造性關係看待《約翰.克利斯朵夫》與《財主底兒女們》則更能開展出多面向的可能性。從『互文性』的觀點,二部作品的對照閱讀本不需嚴格受限於路翎事先完整讀過《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經驗性事實,關鍵在於透過並置閱讀,能否進一步深化對於兩部作品的認識。(24)」宋玉雯最終從「啟發的創造性關係」入手,找到兩本小說之間關鍵的互文線索——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宋玉雯透過對讀《約翰.克利斯朵夫》和《財主底兒女們》指出:


「《約翰.克利斯朵夫》譜寫的背景是二十世紀前後數十年間的歐洲社會,《財主底兒女們》所刻劃的時間幅度則是從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到1942 年底德國發動侵蘇戰爭的十年間。若對比主要人物克利斯朵夫與蔣純祖的年歲,克利斯朵夫是由呱呱落地活到了暮年老邁死去,而在《財主底兒女們》第一部首次出場的蔣純祖就是一個『跳上了門檻』的『興奮而粗野的少年』,亡逝的年紀則約在三十歲左右,這也相應於路翎曾閱讀過《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冊的推估,如若羅曼.羅蘭筆下的克利斯朵夫曾經啟發路翎塑造蔣純祖這個人物,那麼青年蔣純祖神似的是第一冊裡年輕的克利斯朵夫,而非經歷時光際遇淘洗過後背負人子涉渡的聖者克利斯朵夫。再者,《約翰.克利斯朵夫》起始幾卷羅曼.羅蘭借用貝多芬的形象塑造人物克利斯朵夫,而他身上所帶有的貝多芬性格隨著成長淡化[……]。」(25)


透過對青年蔣純祖與年輕的克利斯朵夫這兩個小說主角的互文對讀,宋玉雯發現了打通這兩部大河小說的關鍵形象——貝多芬。她並進而敏銳地點出,羅曼.羅蘭將貝多芬喻為「精神界流浪者」的形象以及貝多芬的交響樂音,在路翎對蔣純祖的人物描寫中一再出現。(26)



三、蝸牛在荊棘上


宋玉雯這部路翎研究的力作,其貢獻當然不止於文獻考證上的新發現。誠如黃子平所言,「書名《蝸牛在荊棘上》,取自路翎小說的篇名,亦為路翎苦難人生的形象概括。(27)」而宋玉雯更希望從「蝸牛在荊棘上」這個形象入手,在理論上為路翎的「落後書寫」正名。她在全書導論〈「落後書寫」的洞見與契機〉中,開宗明義就指出:

「路翎特別關切戰亂和城鄉變動中流徙的流浪漢與工農,多數小說專注描繪底層人民的生存和精神狀態。在左翼文學的生產脈絡裡,以底層工農為描寫對象並不特出,路翎所突出的是著力給予人物最大限度的感受性描寫,筆下人物的內心總是曲曲折折,充斥著各種落後的『壞情感』,這些溢出左翼革命敘事框架的小人物再現,作為一種『弱勢書寫』,是路翎作品最為不合時宜之處,也是創作者路翎超越同代人的識見——寫出了難以被正面或負面簡單標定的人物與情感狀態,為那些『落伍』已經變成身心情緒情感的一部分,無法從容自在『站起來』走入偉大新時代的人留下了紀錄。」(28)


宋玉雯準確地把握了路翎式「弱勢書寫」的「落後性」,以此作為貫穿全書的主線。她認為,路翎及其創作總與時代的主流論述格格不入。路翎作品這種「不合時宜」的特性,讓路翎的創作往復於「『進步/落後』之間,無論盛年或是晚年,路翎都因自身的創作追求,多數時候擔受『落後』的評價。(29)」宋玉雯對路翎「落後性」的準確把握,讓她獲得了能踰越於「左/右」、「進步/落後」、「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個人/集體」等二元對立框架以外的「生成少數」(becoming-minor)的可能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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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在〈「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一文中曾經指出:「當毛澤東在延安提倡大眾文藝,以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作為創作準則時,胡風依然視『苦悶的象徵』為抒情主要動機。詩可以怨:詩人應該寫出人物靈魂的痛苦搏鬥過程,並顯示昇華或沉淪的挑戰,如此才能煥發主觀的戰鬥精神。由『怨』而『興』,這是胡風的追求了。胡風以『青春的詩』稱呼《七月》派最有才華的作家路翎的小說[……],就是因為路翎勇於『在歷史事變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洶湧的波瀾和它的來根去向。』(31)」王氏的觀察可謂一矢中的,可惜他沒有在這篇文章中繼續開展討論,說明路翎所勇於追求的「在歷史事變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洶湧的波瀾和它的來根去向」(32)。而宋玉雯則從「落後書寫」的視野和洞見入手,進一步闡明上述胡風對路翎小說的評語。她認為,路翎1940年代的底層文學,或曰「窮人書寫」,「很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的現實主義文學腳本」。路翎雖然都關注窮人以及在底層掙扎的小人物,但他作品中最顯著的特點卻是極力給予人物最大限度的感受性描寫。路翎「關注窮人的內心世界,並且往往是充斥著負面性的精神狀態。路翎的小說總有獨特的視角,故事裡的主角通常不是左翼文學腳本的典型人物,不合乎一般對於底層、窮人純樸善良(與無知)的想像,[……]反而較偏向於各種類型的『窮凶極惡』。路翎不寫心思簡單的工農和小人物,他的人物心靈通常很複雜,不時顯現著『惡質』的精神狀態,通常並不那樣『無辜』。(33)」


可以說,建基於對路翎「落後書寫」的洞察,宋玉雯推進了學界對胡風和路翎的既有研究,並嘗試大膽建立一種另類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她認為,「路翎用一種全新的視角重看現實主義文學慣常描繪的底層小人物,讓我們得以對那些左翼文學腳本裡耳熟能詳的窮人生活,窮人樣貌,有了另番認識,世界也因此變得截然不同。」她並進一步指出,路翎小說的視角不避忌對底層和窮人的污損與負面描寫,「將我們模模糊糊表述不清楚的生活感受,形象化、複雜而精準地呈現在故事裡。」如此一來,路翎小說中對於窮人和窮人世界的再現,便無法為階級鬥爭的時代框架所容納。「工人未必具有工人性,他筆下那些時代的正確主體工農兵,那些現實主義作品向來關注的窮人與小人物,會怯懦,會不知所措裹足不前,會偷竊撒謊,會痛苦絕望,但上述種種卻又未必能推動他們反抗、團結,建立一個新世界,他們爬不到社會主義新人的位置,而這顯然不是當時革命—建國敘事所要的故事,就此而言,路翎的論敵並沒有錯看他的作品,路翎的小說確實充滿顛覆性。(34)」


宋玉雯對路翎「落後書寫」的探討,當然不止於對路翎1940年代作品的分析。本文僅舉一例,藉此說明宋玉雯新作對路翎研究領域的貢獻。誠如黃子平所言,「玉雯選了一個很有挑戰性的課題,而且她完成得很好。(35)」




1. 黃子平:〈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序〉,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新竹市: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頁i。
2. 楊義等編:《路翎研究資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1993),頁3。宋玉雯著:《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
3. 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頁20。
4. 同上註書,頁21。
5. 路翎著,張業松、徐朗編:《路翎晚年作品集》(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頁1。
6. 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頁21。
7. 路翎著,張業松、徐朗編:《路翎晚年作品集》,頁2。
8. 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頁28-29。
9. 楊義等編:《路翎研究資料》,頁135。
10. 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頁30-31。
11. 同上註書,頁264。
12. 同上註書,頁264-278。
13. 黃子平:〈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序〉,頁i。
14. 同上註。
15. 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頁80。胡風:《胡風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頁423
16. 胡風:《胡風回憶錄》,頁253。
17. 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頁80-81。
18. 楊義等編:《路翎研究資料》,頁68。
19. 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頁81-82。
20. 同上註書,頁82。
21. 楊義等編:《路翎研究資料》,頁191。
22. 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頁81-82。
23. 同上註書,頁83-86。
24. 同上註書,頁88。
25. 同上註書,頁89-90。
26. 同上註書,頁90-91、311註50。
27. 黃子平:〈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序〉,頁i。
28. 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頁2。
29. 同上註書,頁3。
30. 蘇敏逸亦有類似的觀察,見同上註書,封底頁。
31. 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頁60。
32. 楊義等編:《路翎研究資料》,頁69。
33. 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頁281。
34. 同上註書,頁282-283。
35. 黃子平:〈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序〉,頁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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