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外在與視差的反思：香港文學和香港文學批評的外邊思維

［作者按：本文曾發表於香港公共圖書館編《我想文學：第十一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2017），頁121-133。］

「城市是孕育文學作品的其中一個重要場域，不同年代的作家把個人的生活體驗投射在虛構的情節中，當中有對城市風貌的描繪、也有對逝去人事的追憶，文字裡蘊藏了作家對城市生活的想像和回憶」。[1]是次「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請來唐睿博士、張詠梅博士和關詩珮教授等三位學者，分別從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葉靈鳳和李察梅遜（Richard Mason）的作品和翻譯入手，帶領我們探討三種不同的書寫和想像城市的方法。三位講者所提交的論文分別探討法國文學、香港南來作家和翻譯政治等三個截然不同的研究領域，但有趣的是，他／她們都不約而同在論文中展示了一種內在於香港文學和香港文學批評的理論視野。究竟我們可以如何理解和把握這種獨特的理論視野？我們且先從唐睿的普魯斯特研究談起。


一、通感與書寫

1997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里德（Edward S. Reed）的心理學史專著《從靈魂到心理：心理學的產生，從伊拉斯馬斯．達爾文到威廉．詹姆士》（From Soul to Mind: The Emergence of Psychology, from Erasmus Darwin to William James）。此書出版後不久，里德便不幸身故。誠如此書的中譯者李麗所言，「與傳統觀點恰恰相反，里德認為現代哲學是在十九世紀末從心理學中獨立出來的。他甚至還提出心理學的產生過程實際上是一個研究範圍不斷變窄的過程，心理學正是將其研究的對象從『靈魂』轉變為『心理』，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被承認為一門科學。」[2]更為有趣的是，這部心理學史專著在心理學權威的名字以外，更多地提及的竟是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瑪麗．雪萊（Mary Shelley）、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海涅（Heinrich Heine）、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等詩人和作家。[3]如此一來，里德在全書的開端談及普魯斯特，便不足為奇了：

學習心理學的學生常常會質疑，為什麼一些小說家和充滿創造性的作家所表現出的對人類心靈的深刻洞察，總是被那些所謂的科學心理學家們熟視無睹。的確，舉兩個最明顯的例子——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或者普魯斯特都給了我們許多有關人類的心靈的描述。這個問題的意義遠遠超出學習心理學的學生的想像，因為它揭示了一個更為重要的歷史事實：那就是現代心理學與現代小說的發展在時間上驚人的同步性。［……］學生們對於科學心理學家為何要迴避創造性作家的見地的上述困惑，可以引出一個更加直截了當的問題：十九世紀中究竟發生了哪些事情使得科學與文學徹底分道揚鑣？是什麼歷史變遷使得一些人被認作是心理學家而不是作家，而另一些人被認作是作家而不是心理學家？[4]

當我十多年前初次讀到這本《從靈魂到心理》時，我已很想了解普魯斯特的小說寫作與現代心理學之間的關係了。雖然里德在書中花了不少篇幅談及現代作家與心理學發展之間的關係，卻沒有再提及普魯斯特這個名字。這次閱讀唐睿的論文〈意識的發酵︰《追憶似水年華》中的記憶與城市想像〉，卻意外解答了我自己十多年來的疑惑。

唐睿在論文第三節分析小說中的聯想實驗時，便透過對普魯斯特的生平考證，指出普魯斯特在寫作《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時，如何應用現代語言學和心理學這兩門當時尚屬起步階段的新興學科的知識。唐睿在論文中這樣寫道：

普魯斯特在「地名︰那個姓氏」這一章，除了敘述《追憶似水年華》的故事，還借敘事者對城市、人物的聯想討論了現代語言學以及心理學的問題。普魯斯特寫作《追憶似水年華》的二十世紀初期，上述兩門學科還處於萌芽期，甚至還未完全獨立成科，兩門學科都籠統歸類到「語文學」（Philology）以及哲學的研究領域裡。普魯斯特對這些學科的主張不單了然於心，而且還將之鑲嵌到小說裡去，讓《追憶似水年華》成了一本思想新穎且深刻的劃時代作品。[5]

換言之，在普魯斯特這個案例裡，現代心理學與現代小說的發展不僅如里德所言，在時間上具有驚人的同步性，現代小說的寫作實驗甚至直接啟發自現代語言學和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按照唐睿的研究，普魯斯特在小說裡應用的語言學和心理學概念，大多來自他的表兄米修‧比阿勒（Michel Bréal）。因為比阿勒恰好就是語文學家和比較神話學家，他的「語言學主張，有不少是受到德國語文學家、東方學家馬克斯‧繆勒（Max Müller）所啟發。」普魯斯持跟比阿勒和繆勒一樣，「都不同意，專有名詞能夠恆定地指涉現實事物的普遍意涵，他們認為，部分名詞的意涵，甚至是由聯想所產生。」[6]唐睿的上述考證，當然並非只是為了告訴我們，普魯斯特如何博學多才，而是嘗試進一步深入探討普魯斯特書寫和想像城市的獨特方法。而這種方法則與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所主張的「通感」（Correspondance）理論密切相關。

唐睿便以普魯斯特在小說中對巴馬（Parme）這個地名的字音想像為例，說明這種文學遊戲與閱讀經驗之間的關係。唐睿認為，《追憶似水年華》的「敘事者懂得，自己想像中的巴馬並不完全等於現實中的巴馬，不過他似乎十分樂在其中。閱讀，對這位自小多病的敘事者而言，已變成了一種遊戲，容許他在一個虛幻的時空裡建構出一個嶄新的世界。這是一個充滿知性的文學遊戲，因為遊戲的材料就是作者的閱讀資料，而敘事者所需要做的，就是將他的閱讀經驗拼湊成具體的畫面，和故事。」[7]他並嘗試以小說敘事者對翡冷翠（Florence）的想像為例，進一步探討普魯斯特的聯想方法與「通感」理論的關係。他指出，小說的敘事者首先想到的，是翡冷翠的別名——「百合花之城」，「還有城市裡最有名的地標──聖母百花大教堂（Sainte-Marie-des-Fleurs）。由於兩個字詞都跟花有關，所以敘事者在這些花的意象上，聯想到花冠。專有名詞不單觸動了敘事者的視覺聯想，還通過感通效果，引起嗅覺的聯想，因此，翡冷翠對敘事者而言，還是一座散發出神奇香味的城市。」[8]如此一來，字詞聯想、視覺聯想和嗅覺聯想三者之間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感通的聯繫，這種聯繫一如唐睿所言，「並不是一種邏輯、理性的關係，而是一種『通感』（Correspondance）關係。」[9]

雖然唐睿在論文中沒有明言，但他對「通感」關係的理解，明顯來自波德萊爾的同名詩作。波德萊爾詩作的首兩節是這樣的：

自然是一座神殿，那裡有活的柱子
不時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語言，
行人經過該處，穿過象徵的森林，
森林露出親切的眼光對人注目。

彷彿遠遠傳來一些悠長的回音。
相互混成幽昧而深邃的統一體，
像黑夜又像光明一樣茫無邊際，
芳香、色彩、音響全在相互感應。[10]

誠如錢春綺所言，「『感應』（Correspondance）的概念表達了波德萊爾的美學思想，是象徵主義的重要理論基礎。」他並指出，上引最後一句「芳香、色彩、音響全在相互感應」的說法，明顯借鑒自E. T. A.霍夫曼（Ernst Theodor Wilhelm Hoffmann）的相關說法：「我發現色、聲、香之間有某種類似性的和某種秘密的結合……」[11]鄭克魯亦曾在《法國詩歌史》中指出，波德萊爾在一篇藝術評論中表達過類似的想法：「『一切，形態、運動、數量、色彩、香氣，無論在自然界還是在精神界，都是富有含義的，相互作用的，相互轉換的，相通的，』一切都建立在『普遍相通的、永不竭盡的資源』之上。」這一想法正好用來說明上述詩句所表達的「通感」觀。[12]

更為有趣的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其遺作《批評與臨床》（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的題辭頁，便引用了普魯斯特在《駁聖伯夫》（Contre Sainte-Beuve）一書中的名言： 「美好的書是用某種類似外語的語言寫成的。」（Great books are written in a kind of foreign language.）[13]他並進而在《批評與臨床》的〈前言〉裡說明自己的書寫或寫作（writing）觀與普魯斯特的說法之間的關係。德勒茲解釋道，《批評與臨床》的文章集中討論的「是寫作（writing）的問題：正如普魯斯特所言，作家在語言中創造了一種新的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說類似一門外語的語言。他令新的語法或句法力量得以誕生。他將語言拽出慣常的路徑，令它開始發狂（delirious）。」他並指出：「寫作的問題同看或聽的問題密不可分：事實上，當語言中創生另一種語言時，整個語言都開始向『不合句法』、『不合語法』的極限傾斜，或者說同它自己的外在（outside / dehors）展開了對話。」[14]換言之，對於德勒茲來說，所謂「書寫」，指的正正是「作家在語言中創造另一種新語言」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書寫」令語言開始「發狂」，它迫使語言同它自己的「外在」展開對話。

然而，德勒茲所謂的語言的「外在」究竟指的又是什麼？他在後續的段落裡講得很清楚，語言的「外在」不單指涉「不合句法」和「不合語法」的語言極限，它還意味著語言裡所包含的「非語言的視覺和聽覺」。德勒茲是這樣說明的：

極限不在語言（language）之外，它是語言的外在（outside of language）：它由非語言的視覺和聽覺構成，然而只有語言本身才能令這些視覺或聽覺成為可能。因此，寫作活動有自己獨特的繪畫和音樂，它們彷彿是詞語之上升騰起來的色彩和音響。正是通過這些詞語，在字裡行間，我們獲得了視覺和聽覺。貝克特（Beckett）曾提及在語言中「掘洞」（drilling holes），好看到或聽到「隱藏在其後的東西」。因此對於每一位作家，我們都應該說：這是一位通靈者，這是一位傾聽者，「看得不明，說得不好」（ill seen ill said），這是一位著色專家，一位音樂家。[15]

「寫作活動有自己獨特的繪畫和音樂，它們彷彿是詞語之上升騰起來的色彩和音響。正是通過這些詞語，在字裡行間，我們獲得了視覺和聽覺。」德勒茲這裡對「書寫」和「語言的外在」的定義，無疑與普魯斯特的通感、語言聯想和城市想像相呼應。可以說，唐睿從普魯斯特的「通感」入手，深刻地回應了是次研討會的主題：「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

更值得注意的是，德勒茲和迦塔利（Félix Guattari）在他們的名作《卡夫卡——為少數文學而作》（Kafka: 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亦曾談及類似的觀點。他們說：「在卡夫卡的作品裡，〈偉大的游泳健將〉（The Great Swimmer）無疑是最富於『貝克特味道』（Beckett-like）的一篇：『我實在應當意識到，我現在是在自己國家裡，然而你們說的話我卻一個字也聽不懂，儘管我費了不少勁……』」[16]這裡，他們嘗試以卡夫卡的寫作為例，提出一種對主要語言（major language）的少數運用（minor utilization）的可能性。他們並將這種「少數運用」理解為「在自己的語言的內部充當異鄉人」（To be a sort of stranger within his own language）。[17]德勒茲晚年在《批評與臨床》裡將「書寫」理解為「語言的外在」，這無疑呼應了上述他和迦塔利在1975年合著《卡夫卡》一書時對「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理論的探討。我之前曾在〈少數文學，或不為「承認」的鬥爭〉一文中論及「香港文學作為少數文學」這一議題，[18]這裡不打算贅述相關觀點。我只想簡單指出的是，唐睿縱然在這篇專門討論普魯斯特小說的語言聯想實驗和城市想像的論文裡，卻也無意中重新返回和觸碰到「少數文學」這一母題，難道我們真的不能說：「某種『對主要語言的少數運用』，已然內在於我們這一輩後九七香港文學作者和評論者的無意識裡」？


二、視差視野與消失的政治

至於張詠梅的〈以〈星島日報‧香港史地〉副刊為例──探討葉靈鳳書寫香港的虛實軌跡〉一文，則「嘗試以〈星島日報‧香港史地〉副刊為例，探討他書寫香港的實在軌跡，從而由實到虛，探討文中所建構的香港形象，以及其中所反映出葉靈鳳對香港的心態和情感。」[19]張氏系統整理和爬梳了葉靈鳳在「香港史地」副刊裡發表的文章，並作出了仔細的分析。

張詠梅在論文的第二節裡，便敏銳地點出，葉靈鳳在「香港史地」的〈發刊詞〉裡所展現的、對「香港」的微妙態度：

葉靈鳳為「香港史地」創刊所撰的〈發刊詞〉清楚說明當時研究香港的原因、研究的態度和方法、對香港的看法也隱含其中，值得細讀。文章一開始就提到「不管你是喜歡還是憎惡，香港終是一個重要的而且值得研究的地方。」在同一段的收結之處再次強調「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香港的重要性並不因此有所改變」。[20]

張氏認為，葉靈鳳在這裡所展現的，是一種對香港的理性客觀的研究態度，「非關個人喜惡」。她並進而引述葉靈鳳自己的講法，指出葉靈鳳是「從歷史的角度研究香港，把香港置於中國與西方的衝突之中來研究香港，並沒有強調是站在香港的立場來研究香港。」[21]張氏的觀察相當準確，她透過大量的資料整理和分析，闡述了小思老師在〈葉靈鳳書話‧選編後記〉中對葉靈鳳的點評：

三十多年來，葉靈鳳與香港形成似疏還密、似離還近的關係。這一南來孤雁，每逢春意盎然的時候，都難免『能不憶江南』，可是時也命也令他長居香港。在漫長的三十多年間，他一定思索過香港這個孤懸海隅、被外國人割切出祖國版圖之外的小島的身世，也一定考慮過自己與他的依存關係……

特別是香港歷史書話，他常淡然、理智處理編排許多史料，於剪裁取捨之間，自然透射出他對這個小島身世的冷靜追尋。[22]

張詠梅對葉靈鳳與香港之間所構成的「似疏還密、似離還近的關係」的理解，明顯傾向於小思老師所謂的「對這個小島身世的冷靜追尋」這一點上，張氏也讓我們具體了解到，葉靈鳳是如何「淡然、理智處理編排許多史料」的。

然而我更感興趣的卻是，小思老師在第一段裡談到「似疏還密、似離還近的關係」時，她所透露的葉靈鳳的另一層「思索」：「這一南來孤雁，每逢春意盎然的時候，都難免『能不憶江南』，可是時也命也令他長居香港。在漫長的三十多年間，他一定思索過香港這個孤懸海隅、被外國人割切出祖國版圖之外的小島的身世，也一定考慮過自己與他的依存關係……」在這種「時也命也」、無可奈何的處境中，葉靈鳳面對他不得不長居其中的這個「孤懸海隅、被外國人割切出祖國版圖之外的小島」時，究竟會生出怎樣的「思索」來？他又會如何考慮「自己與他的依存關係」？從這些問題入手，小思老師點評中所提示的「淡然、理智」、「冷靜追尋」和「似疏還密、似離還近」等心態，便隱然透出另一層意思。

如此一來，我們才能明白，為何葉靈鳳在「香港史地」的〈發刊詞〉裡，會反覆強調：「不管你是喜歡還是憎惡，香港終是一個重要的而且值得研究的地方。」「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香港的重要性並不因此有所改變」。這裡反覆提及的「不管你是喜歡還是憎惡」或「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的情感狀態，難道不正正是小思老師點評中所提示的「時也命也」嗎？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葉靈鳳從上述「似疏還密、似離還近」，「淡然」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態裡，竟產生出一種理解「香港」的歷史地位的洞見：
中國近代對外關係的變動，是以香港為轉捩點的，一八四零年代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年代，中國上下從那時期開始對所謂列強有了新的認識，而列強也開始對這個「天朝」有了新的認識，香港恰恰就是從這時在歷史舞台上出現。[23]

換言之，「香港的割讓」意味著一個世界史的重要「轉捩點」，這一事件以後，不單「中國上下」「開始對所謂列強有了新的認識」，「而列強也開始對這個『天朝』有了新的認識」。而更耐人尋味的是，葉靈鳳認為，「香港」恰恰就在此時才真正「在歷史舞台上出現」。

如此一來，我們便不難發現，葉靈鳳心目中的「香港」，相當接近柄谷行人所理解的「視差視野」（parallax view）。香港「孤懸」於中國和列強之間，無論對中國還是列強來說，「香港」都意味著一種對自身和他者之間關係的嶄新「認識」。從香港割讓這一歷史事件開始，無論中國還是列強，都無法回到他們對世界和自身的固有認識裡。柄谷行人恰恰是在對自我和他者之間關係的思考中，展開他對康德（Kant）的「反思」（reflection）和「視差」概念的討論：

康德的反思，正如佛洛伊德（Freud）針對哲學反思所指出的那樣，不可能是表層的東西。佛洛伊德認為，「無意識」只存在於分析者和被分析者的關係，特別是後者的反抗之中。在沒有他者介入的獨自一人的反省中是不可能展示出這種無意識的。［……］這裡，康德所強調的並非那種普通的觀念，即不光從自己的視角而且從「他人的視角」來觀察。毋寧說，情況正好相反。如果我們主觀性的視覺乃是視覺上的欺騙，那麼，他人的視角或者客觀性的視角也難免不成為騙局。果真如此，那則作為反思的哲學之歷史便只能是「視覺上的欺騙」之歷史了。康德所提出的乃是揭露這種反思只能是「視覺上的欺騙」的那一類反思。作為反思之批判的這個反思，只有在自己的視角和他人的視角之「強烈的視差」上才能產生。[24]

柄谷行人並進一步以我們初次從照片看到自己的面孔以及初次聽到磁帶裡自己的聲音等日常生活的事例為例，指出那種在這一時刻所產生的「不禁感到討厭」的感覺，恰恰就是他所謂的康德式「反思」所引發的「強烈視差」效果。[25]如此一來，我不禁會問道：難道這不正正是，葉靈鳳心目中「香港」的世界史意義和地位嗎？

至於關詩珮的論文〈文體、女體還是「無眼體」：從《蘇絲黃的世界》中譯看消失的政治〉，則更進一步從視而不見或消失的政治入手，將香港的視差視野發揮到極致。她在論文的第二節中，從「無眼體」和「無眼睇」的詞義考證入手，提出她的翻譯研究方法論，並嘗試借此推進阿巴斯（Ackbar Abbas）有關「消失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的討論。[26]關氏首先談及「無眼體」在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編寫的 《廣東省土話字彙》（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中的定義：「首先要知道的，『無眼體』而非『無眼睇』並不是誤植或出自手民之誤。『無眼體』或其相反辭『眼體』是出自一本十九世紀權威的粵語辭典。［……］這辭典是由與香港淵源甚深首位來華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所編，在他的 《廣東省土話字彙》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中 Eyes 那條，他指出『你要親眼體住』（you must see it in your own eyes），然後在另一條詞條中又重覆了『你要親眼體住』（see it done in your own eyes）。」[27]關氏並進而解釋道：

我們都知道，在粵語中，「住」加在動詞之後表示持續的動作。Eyes 的字體所示，在十九世紀的粵語中，表示看、觀察、觀望都用身體的「體」、大體的「體」而非簡化了而表示「目小視也」「目小袤視也《說文》」的「睇」，用以表示使用著眼睛去看、觀察、視察、監察「親眼體住」，或要「睇住事情點樣發生」（see it done in your own eyes）。意思是要我們「明張目膽」或「明目張膽」去看著，因為偶一不慎，很多東西都會無端失蹤，消失或被消失了而不自知；或者時間一久，因為慘不忍睹，而變成麻了「目」而「無眼睇」或「視而不見」，從當下失去而成為無法彌補的回憶，又或讓眼下極珍貴的事情空成追憶。[28]

從強調看、觀察、觀望的「親眼體住」到「視而不見」的「無眼睇」，關詩珮細緻地抽繹和展開潛藏在粵語中的理論可能性，並借此深化她有關「隱身」（invisibility）、「缺譯」（gain and lost in translation）和「消失的政治」的理論和方法論討論。正是這種「無眼體」的理論視野，讓關氏重新發現「學界多年視而不見」的The World of Suzie Wong的唯一中譯本——《酒吧女》，並「從文本內外多種 『被消失』的現象」入手，探討翻譯生產過程中所牽涉的與女性形象、城市影像和殖民想像相關的種種文化政治問題。[29]

關詩珮的理論和方法論思考，讓我們重新回到前文有關「少數文學」和「語言的外在」的討論。可以說，關氏對潛藏於粵語中的某種「對主要語言的少數運用」相當敏感，以致她得以將對「隱身」和「消失」的理論思考推到極致；並在華文語言的外邊，瞥見學界長期忽視的研究對象，最終成就了一種專屬香港粵語文化的外邊思維（thought from outside）和理論視野。


注釋：

[1] 香港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組：《我想文學：第十一屆香港文學節節目小冊子》（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2016），頁4。

[2] 李麗：〈譯者前言：獨闢蹊徑的徘徊者〉，載於里德（Edward S. Reed）著、李麗譯：《從靈魂到心理：心理學的產生，從伊拉斯馬斯．達爾文到威廉．詹姆士》（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4。

[3] 李麗：〈譯者前言：獨闢蹊徑的徘徊者〉，載於里德（Edward S. Reed）著、李麗譯：《從靈魂到心理：心理學的產生，從伊拉斯馬斯．達爾文到威廉．詹姆士》，頁4-5。

[4] 里德（Edward S. Reed）著、李麗譯：《從靈魂到心理：心理學的產生，從伊拉斯馬斯．達爾文到威廉．詹姆士》，頁4-5。Edward S. Reed, From Soul to Mind: The Emergence of Psychology, from Erasmus Darwin to William Jam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ix.

[5] 唐睿：〈意識的發酵︰《追憶似水年華》中的記憶與城市想像〉，「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2016），頁5。

[6] 唐睿：〈意識的發酵︰《追憶似水年華》中的記憶與城市想像〉，「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頁5。

[7] 唐睿：〈意識的發酵︰《追憶似水年華》中的記憶與城市想像〉，「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頁4-5。

[8] 唐睿：〈意識的發酵︰《追憶似水年華》中的記憶與城市想像〉，「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頁5。

[9] 唐睿：〈意識的發酵︰《追憶似水年華》中的記憶與城市想像〉，「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頁5。

[10] 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著、錢春綺譯：《惡之花／巴黎的憂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頁21。

[11] 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著、錢春綺譯：《惡之花／巴黎的憂鬱》，頁21。

[12] 鄭克魯：《法國詩歌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頁195。

[13] 德勒茲（Gilles Deleuze）著；劉雲虹、曹丹紅譯：《批評與臨床》（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題辭頁。Gilles 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8), inscription page.

[14] 德勒茲（Gilles Deleuze）著；劉雲虹、曹丹紅譯：《批評與臨床》，頁1。Gilles 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P. lv.

[15] 德勒茲（Gilles Deleuze）著；劉雲虹、曹丹紅譯：《批評與臨床》，頁1-2。Gilles 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P. lv.

[16] 德勒茲（Gilles Deleuze）、迦塔利（Félix Guattari）著；張祖建譯：《卡夫卡》，載於《什麼是哲學？》（長沙市：湖南文藝出版社，2007），頁58註1。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P. 94n25.

[17] 德勒茲（Gilles Deleuze）、迦塔利（Félix Guattari）著；張祖建譯：《卡夫卡》，載於《什麼是哲學？》，頁58。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P. 26.

[18] 詳見張歷君：〈少數文學，或不為「承認」的鬥爭〉，《文化研究月報》No. 53, December 2005, http://www.cc.ncu.edu.tw/~csa/journal/53/journal_park415.htm

[19] 張詠梅：〈以〈星島日報‧香港史地〉副刊為例──探討葉靈鳳書寫香港的虛實軌跡〉，「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2016），頁1。

[20] 張詠梅：〈以〈星島日報‧香港史地〉副刊為例──探討葉靈鳳書寫香港的虛實軌跡〉，「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頁3。

[21] 張詠梅：〈以〈星島日報‧香港史地〉副刊為例──探討葉靈鳳書寫香港的虛實軌跡〉，「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頁3。

[22] 轉引自張詠梅：〈以〈星島日報‧香港史地〉副刊為例──探討葉靈鳳書寫香港的虛實軌跡〉，「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頁13。

[23] 轉引自張詠梅：〈以〈星島日報‧香港史地〉副刊為例──探討葉靈鳳書寫香港的虛實軌跡〉，「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頁3。

[24]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頁1-2。

[25]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頁2。

[26] 關詩珮：〈文體、女體還是「無眼體」：從《蘇絲黃的世界》中譯看消失的政治〉，「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2016），頁6。

[27] 關詩珮：〈文體、女體還是「無眼體」：從《蘇絲黃的世界》中譯看消失的政治〉，「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頁6。

[28] 關詩珮：〈文體、女體還是「無眼體」：從《蘇絲黃的世界》中譯看消失的政治〉，「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頁6。

[29] 關詩珮：〈文體、女體還是「無眼體」：從《蘇絲黃的世界》中譯看消失的政治〉，「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論文，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