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楓是超級村上春樹迷，但她卻一直不覺得他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第一因其創作的高峰期已過，如晚期《刺殺騎士團長》和《1Q84》都出現疲態。第二因他的「不合時宜」，他採取prose novel的形式，以冷靜而疏離的位置，將血肉的現實隱藏在眾多的魔幻場景、平行時空和象徵系統中，跟諾貝爾文學獎評審要求的政治性是完全不同的版圖。但介乎流行與嚴肅之間的書寫景觀不討喜，卻反過來連繫了不同地域和世代的讀者。回過頭看諾貝爾獎本身，每一年都有得獎作家，然而真正被記得的人卻很少。相反，「陪跑」19年的村上卻每年都身不由己地被提及，比得獎人更令人議論紛紛和念茲在茲。洛楓認為每個獎項總有它的意識形態和權力機制，精明的讀者本來就不該被獎項的結果框架。對她而言，她早已放下村上始終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一事。 (閱讀更多)

印卡翻譯Àlex Vicente在EL PAÍS發布的文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詛咒〉。文中講述，對於一些獲獎者諾貝爾文學獎是一種詛咒，如瑞典作家Harry Martinson，他認為 1974 年獲得該獎項毀了他作為作家和個人的存在。世紀之交，「諾貝爾詛咒」這個詞開始流行，指的是科學領域的獲獎者，他們在各自領域獲得了最高認可，卻停止了嚴謹的研究，在自己不是專家的問題上發表言論，或者休息了。曾擔任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的Horace Engdahl「多年來，少數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將該獎項視為一種不幸，甚至是一種詛咒。據說，有些人失去了寫作的天賦，因為他們對這種情況感到害怕，不斷地問自己：這一頁配得上諾貝爾獎得主嗎？」著有《百年孤寂》的馬奎斯認為這個獎項相當於死刑：他觀察到許多獲獎者，如卡繆、 Jiménez、聶魯達、Pirandello和紀德，在獲獎後不到七年就去世了。最近的得獎者也有負面意見。 1996年獲獎的波蘭詩人辛波斯卡聲稱，這毀了他的私生活，讓她變成了「官方人士」。 2007 年獲獎者萊辛在回家的路上下出租車時發現了這一消息。最新獲獎者之一、 2022 年獲獎的安妮 · 艾諾承認，諾貝爾獎並沒有讓他高興：官方部分「沉重」，佔用了「寫作時間」。 「這個獎項讓我成為了公眾人物。在此之前，我只是個作家。現在我是一個偶像、一個象徵，所有那些浮誇的詞對我來說都沒有任何意義。」 文中指出，沙特是整個歷史上唯一拒絕獎座的作家，因為他擔心這會影響「他的著作的影響力」並避免被「制度化」。 (閱讀更多)

鄧小樺撰文回應《文訊》「被馴化了」一事爭議，認為「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馴化」漠視、抹平的香港人，算是「冒犯」而非「侮辱」。同時整個評選讓香港90後作者得獎乃是善意，冒犯並非有心，而是出於誤會。誤會產生於結構主義中的對比結構，用意是為了彰顯留臺發展又表現突出的兩位90後香港青年作家十分珍貴，然而對比的的另一端常會受簡化與壓抑，因而產生不滿。但鄧小樺傾向相信，儘管二元對立是人類認識事物的普遍思維結構，但文學的修辭結構產生二元對立，但文學也能非常銳利地破除二元對立，關鍵的信念是，相信群眾含有不可化約的可能性。 回到事件本身，這篇評審紀錄是側記，不易追究文責且追來亦無益，更感動於香港青年作家能有大氣魄，試圖讓自己文學作品有超越政治力量的獨立價值，不屑於借用政治的作用及反作用力，並以此與香港的朋友們共勉。而《文訊》能夠辦這樣專注於青年作者的特輯，又特別注意到香港在台青年作者，是美意亦是好事，到底瑕不掩瑜。《文訊》對此事亦反應迅速，處理恰當。事件以外，情緒過去之後還是文學界互相的愛護。在台的香港文藝人時常可感受到台灣文化界的厚意。認為在臺的香港作家很好，不必用留港的人反襯，也可以用正襯。 (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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