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見的未來—— 「第五屆孔梁巧玲文學新進獎暨十周年紀念座談會」講座實錄

由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文學推廣平台主辦的第五屆「孔梁巧玲文學新進獎」現正徵收作品，適逢十周年紀念，大會特此舉辦了賽前紀念座談，邀請了歷屆得獎者與特邀嘉賓作對談，從得獎之後的寫作狀態，談到如何在新時代尋找自己的寫作風格。

駿：李昭駿 恒：王証恒 蔚：王碧蔚 丹：黃言丹

詠：郭詩詠 康：李日康 堅：麥樹堅

得獎之後

堅：今天是第五屆「孔梁巧玲文學新進獎」（以下簡稱「新進獎」）暨十周年紀念座談會，題目是「我們所看見的未來」。我是今天座談會的主持，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的麥樹堅。座談會的題目是我構想的，相信很多朋友看到題目都會想起近日一本話題書，書中有許多預言，有部份應驗了，有一些說是未來可能發生的，而我們正站在「現在」這一時間點上。今天就讓我們圍繞「時間」這話題作文學討論。

今天的嘉賓包括四位「新進獎」的歷屆得獎者，還有兩位本地作家和學者。先介紹四位「新進獎」得獎者，第一屆得主李昭駿、第三屆得主王碧蔚、第四屆得主黃言丹，還有透過線上參與的第二屆得主王証恒。另外兩位嘉賓，包括在我對面郭詩詠博士，詩詠是香港恆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編著有《差異與連結——香港七十後作家對談》，主要研究現當代文學、本地作家和作品。記得有一次聽她與李維怡、張婉雯談七十後作家的經驗，我聽起來非常親切，不知道她對較年輕的一批作家有何觀察呢？等會希望聽到她的分享。另一位嘉賓是李日康博士，阿康任職於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教育中心，著有散文集《流雲抄》。阿康曾經在日本京都留學，又曾擔任文學雜誌的編輯，舉辦過很多文學活動，相信阿康可以跟我們分享在文學出版和文學推廣方面的經驗。

「新進獎」隔年舉辦，今年來到第五屆，正好是十周年，今天能夠讓四位得獎者同場，十分難得。不如按得獎先後請幾位談談近況？先請昭仔。

駿：大家好，我是李昭駿，是2017第一屆的得獎者。我在2024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説集《遠方的爆炸聲》，現在正嘗試寫下一本書。

堅：証恒呢？

恒：大家好，我是王証恒。得獎之後，我在2021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南歸貨車》。我現在定居在蘇格蘭，這裡生活成本比較低，可以專心寫作。我在今天座談會前想了想自己這幾年寫了什麼，原來寫了挺多。首先寫了一個關於聖像畫師的中篇。因為我已經離開了香港，寫的東西跟以前比較不一樣。之後還寫了一篇大概三四萬字的小説。故事與宗教有關，說一個人去雪山找另一個人。以前在香港沒機會看到雪，主要寫潮濕的天氣，現在來到這麼冷的地方，寫的東西都轉變了。還有開始寫散文。散文和以前的主題比較接近，寫自己的家鄉新界西。散文是回憶以前的成長經歷，例如記起一位在我29歲時自殺的同學，又者是以前在屯門深夜散步的經歷，這和樹堅寫的主題可能有些相似。算一下，這幾年寫了差不多二三十萬字，也準備出版，但我想先修改和沉澱一下。

堅：謝謝証恒，碧蔚呢？

蔚：我是王碧蔚，得獎後我大學畢業，然後去了日本讀書。我現在在日本一個叫金澤的地方，一個深山，專修日本文學碩士。我去日本的想法可能和王証恒有點不一樣。我這個人，作為我作品的介體、媒介，我所有的行舉，都是為了抵達我的作品，所以我塑造自己的人生，也是我怎樣去更專注地寫作的一種方式。所以我去日本尋找的，其實是一種人為語言上的鄉愁。即是我主動地去離開我的出生地、離開我的母語中文，然後去找一個陌生的語言地，用老套的講法就是「小別勝新婚」。離開了中文，我會更愛它，所以我比以前更瘋狂地愛中文字、愛漢字這一種的語言。還有，因為日文其實是「黐立立」的語言，所以現在寫的東西比以前在香港寫的更長、更軟、更溫柔。在那麼多位得獎者中，應該只有我還沒出版著作。我由高中開始寫作，到大學，到現在碩士，回看以前的作品，已經沒有想出版的心情。我一向寫的是散文，在香港寫的比較短小、比較尖鋭，因為香港很逼，所以寫的都是些比較壓抑的作品。現在去了日本獨居，寫的東西就漸漸漫長了。我認為仍然是散文的文體，只是變得更長，例如我會寫一萬字、五萬字的散文，暫時沒發表，也沒有參加文學獎，但有跟一些出版社討論，也可能會出版。

堅：言丹去年才得獎，言丹近況如何呢？

丹：Hello，我是言丹。得獎時我正在檳城進行駐留寫作計劃，匆忙回港領獎，又匆忙回到檳城。完成了三個月的駐留寫作計劃，我就回到了香港，接下來用了接近一年，完成我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等待雪崩》，在去年十月底出版了，主題和一些突如其來的災難和旅行有關。寫作的過程其實是幫自己不停沉澱，可能一開始想寫的只是一種感覺或者欲望，很虛、不太實在，但經過不停修改，那東西慢慢提煉成型，我很enjoy那過程。過去一兩年去了很多旅行，未來一兩年的寫作計劃就是希望可以寫自己旅程中的一些想法。小說方面也會繼續，可能會嘗試不同的長度或文體。

寫作環境轉變下的語言與創作

堅：四位歷屆得獎者在文學的路途上各自努力，寫作取材上亦有所改變，大家似乎在尋找某些未曾經歷的事物。阿康在日本留學時感受到碧蔚所說的日文的黏滯嗎？日本生活又如何影響創作呢？詩詠也請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康：我曾在京都留學，大家旅行時主要住在四条河原町等旅遊區，而我則住在京都市北邊的住宅區。那裡的環境就如日劇或YouTube影片中出現的——京都人話中有話，就是「有骨」的、帶刺。剛剛碧蔚說日文「軟綿綿」的感覺在我身上完全沒有出現，在我身上出現的都是「有骨」的，或許我已踩中地雷、開罪了人。在《流雲抄》中我寫過一段經歷：當時我是訪問研究員，當地老師讓一名學生接待我，但香港人一向獨立，所以我便自行租好房子再通知他，結果他反而有點責怪我的意思，因為這會讓他沒有做好接待我的任務而難以向老師交代，我的處境很尷尬。因此「軟糯」在我身上沒有出現，出現的都是尖銳和滑稽。

詠：剛剛大家似乎討論到空間變化、生活經驗與寫作之間的關係。我在想，不同的空間、天氣和環境與寫作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我很好奇外部環境如何影響或啟發大家的語言、節奏、句子、篇幅、體裁的選擇等？我和大家有點年齡差，儘管我的口頭禪是「啲大人咁咁咁」，但現在我已變成「邪惡的老人」了。（笑）我成長在較安穩的香港，有些作家選擇離開，把自己拋去另一個空間。在全球化或後全球化的時代下，你們怎樣看空間和文學創作的關係呢？

蔚：我先回應李日康先生所說的日文問題。我所指的日文的綿長、延蕩、柔軟，不是指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文化語境。我主修日本文學，接觸的多是書籍，也學了日文約十三年，可以說生命中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學日文。我在日本兩年半，除了上學，大部份時間都是獨自在家看書、寫作、看上課讀的文本。因此我所習得的日文是孤獨、寧靜、溫柔的，像川端康成或泉鏡花，有一種聖潔的、典雅的，仿佛到了日本神社般會不自覺安靜下來的感覺。在語法上，中文是凝結的、一粒一粒的，日文會把一個字拉成好長的音調，如日文的「多謝」有好多音節。我所說的日文的綿長，可能是這一種感覺。加上我生活在校園，上堂只討論文本，遇到的人也較溫柔，談話間不太有言外之意的感覺。

另外，剛剛談到尋找，我不是特意到日本尋找新的事物或具體目標。我的生命即是作品，我整個生命掏空了作為王碧蔚的存在去抵達我的作品，這作品的指向不是終極的文學，而是一個不存在的、中空的消失點，即是它必然是無意義、無價值的，但我願意花上所有的心思、愛和時間，取消自身，去跋涉一個根本不存在的點——它甚至不是一個「點」，試圖將自己塑造成作品。我離開香港，到日本獨居，尋找純正的姿態——更安靜、更有耐心、不求回報地書寫。

堅：你的書寫語言有改變嗎，例如會不會用日文寫作？或你的中文會否被日文影響？

蔚：我覺得更多是心態上或姿態上的改變。因為日本一年有四五個月都在下雪，這讓我更習慣於在山裏一個人的孤獨，那種寧靜心態的改變比較大。至於文字上的改變，是一種人為的、關於漢語的鄉愁。文字上的鄉愁促使我去追尋漢語的本質，我最近開始看《宋詞》，去年看了《紅樓夢》，也經常看《山海經》、《聊齋誌異》等，所以可能只是我對漢語的愛變得更加重。

堅：証恒身處的蘇格蘭是英文語境，這對你的創作有什麼影響呢？你開始創作散文也與那邊的生活有關嗎？

恒：我想最大的幫助是居住成本，這裡大概三十萬港幣就可以買到一間房子。我住在難民接收中心，在裡面可以遇到一些在香港難以遇到的人，例如阿塞拜疆人或伊朗人。我每星期都會和伊朗難民打乒乓球，又跟一個庫爾德族人做了朋友，請他教我庫爾德文。我在香港沒怎樣接觸過中東人，所以是開闊視野的。我曾經想寫有關少數族裔的故事，但因對他們的語言和文化了解不夠而沒有寫。回應詩詠所說在全球化年代的寫作，我在蘇格蘭經歷的全球化可能是大量少數族裔因戰爭、貪污、社會暴力而被逼離開的經驗，我在他們身上學習到很多東西。

語言方面，剛才碧蔚說到漢語的獨特性。漢語是一種孤立語，和其他語言不同。離開香港後，因描述的對象不是香港，我的句子變得更長且歐化。以前我會像碧蔚那樣常看唐詩宋詞，但現在如果我用典雅的漢語句式去描寫外國地方，會有距離感。

堅：昭駿和言丹呢？

駿：回應詩詠提及的外部環境變化問題。我近年明顯感受到的是社會各方各面變化好大，包括政治上、經濟上、科技發展上，讓我覺得跟不上變化。我沒長時間在外地生活的經驗，因此我寫的故事大多以香港為背景。我與香港社會貼得比較近，太近的壞處是讓我難以用另一角度去看這空間，所以剛才碧蔚和証恒提到透過語言去刷新思考是很有意思的。香港的生活成本好高，証恒說三十萬可在蘇格蘭買樓，在香港三百萬也未必可以。在香港也難以兩年不出門地寫作，甚至兩個月也未必做到。我想用沒嘗試過的形式寫故事，困難的是未必有足夠的資源和經驗。

丹：我分享一個有趣的語言故事。香港過去幾十年輸出很多電視劇到馬來西亞，所以馬來西亞人大多懂得聽和講廣東話。在檳城時，我嘗試與當地人說普通話，對方聽得出有口音，其實他們更喜歡香港人說廣東話。這段經歷很有趣，我說母語時，反而深深地感受到我是一個外人。

至於空間變化如何影響寫作，我寫作時會尋找類似進入夢境的狀態。夢境的標志是環境的異化，例如夢中房間的樣子與現實不同，這與去到陌生地方的感受相似，去旅行是尋找又陌生又熟悉的狀態。這種感受能給我帶來很多感受，幫助我寫作。

康：剛才碧蔚和証恒提到古典詩詞讓我很驚訝，沒想過在今天這場合有機會談論古典詩詞。証恒說以英語生活環境中所寫的句子較歐化，以漢語書寫外地的生活未必能貼合。這讓我思考語言的美感是被建構出來的還是本質如此呢？我主要創作敘事文類，詩是我的短板，但我會要求自己作品中的語言有種內在節奏，這就是我嘗試追尋的語言的形式、力量。

文學意義與自我風格的追尋

詠：四位得獎者都主要寫小說和散文。寫詩的朋友常說自己是在偉大的漢語詩歌傳統內思考如何翻新漢語，散文和小說的漢語傳統相對來說沒標示得那麼清楚，但題材和語言都另有探索和傳承。我想起在Facebook上看到的說法——成為偉大的藝術家為什麼要靠地方性呢？魯迅和畢加索也不是靠地方性的。近年香港文學十分珍視香港本土特點，新進作家怎樣看待或打造鮮明的自我風格呢？

最近流行用AI生成吉卜力風格圖片，我想起張愛玲在〈更衣記〉中說「抄襲是最隆重的讚美」，說的是中國從清代到當時的服飾傳統。昔日不注重版權，作者不甚介意被抄襲，因為只有擁有鮮明風格的人才會被抄襲。我讀各位的作品時，想到你們背後的脈絡，可能是漢語傳承，或有現實主義、魔幻、寫知識份子、寫基層、寫個人的生命情調等傳統。所以我想知道作者當下怎樣承接前一代人寫作，然後轉化。

丹：記得一位作家說過：好的文學作品不一定要universal的，但是一定要accessible的。即是好的作品不一定有絕對的普遍性，但它必須容許讀者進入。我認為這可用來思考寫作是不是要有地方性或有刻板印象。我認為沒什麼所謂的，不論是否香港題材，好的作品都能讓讀者進入和產生共鳴。

蔚：和言丹有點不一樣，我不考慮讀者能否進入、不考慮環境——香港的地方性、價值等，我認為這些是需要削走的、多餘的、破壞了純粹追求的部份。我的文學類似宗教，我信奉的文學是長途拔涉去找不可能的終點。有朋友在讀過我的作品後評論為神聖文體，作品的神聖、典雅、肅穆、莊重等類似教堂的氣氛，它塑造出保護作用，即作品本身的圓滿將我隔絕在外，我是中空的存在，香港、日本的環境只是流過我的身體進入作品，它最終到達的是安靜的等待和不求償還的心情。所以我不考慮其他作者怎樣寫、讀者怎樣看。我會用神恩去形容。當我寫作了一百或二百小時，中間有幾分鐘覺得自己完全被寫作所吞噬，可能是誤吞了王碧蔚而它未察覺，我有幸可以消失在世間，只剩下文字的輪廓和光，這瞬間就是神恩。為了這幾分鐘我曾經臨受過的瞬間，我願意把餘生所有的時間投放在償還這份感動，而不是再尋找這份感動。

康：為了那五分鐘，那二百小時的徒勞時光好難撐吧？

蔚：不算是等待那五分鐘，我有心理準備，無論寫多久，神恩可能永遠不會再臨，只是它曾給我一個瞬間，所以我願意把所有都奉獻。我唯一可以做的，是寫作時更溫柔，倫理上不傷害我寫的對象和文字本身。我覺得不帶有任何目的，或明知道徒勞仍奉獻自己，對人類來說是最高的價值行為。

恒：多謝碧蔚深入的分享。現實來說，我認為文學在香港注定是徒勞的，文學難以讓人成名和賺錢。至於文學改變社會方面，讀者不多，效果微乎其微。杜甫寫《秋興八首》時只是把那一刻的感受和人生經歷寫出來，未必自覺是偉大詩人，純文學和詩人身份是後來才建構出來的。文學的重要性在於它具有生命痕跡的記錄。我離開香港時，先去紐約探望姐姐，再搭火車到英國最北的小鎮，再搭船到最北的島——Shetland。我為的是在寧靜的地方專注寫作，但那裡風太大，所以我搬到另一地方。我的文學和人生緊緊地糾纏在一起，像是在我體內運作的器官。

語言方面，我是中文系出身的，由《詩經》到現代文學，現代語言有很大的流失。例如以短語為主的中文，沈家煊教授曾統計《繁花》中有88%都是七字以下的短句。我的小說像傳統章回小說或張愛玲小説，有很多描述，可用短語帶動風景和動作間的關係，但譯成英文後便成了黏著語——長句式，好累贅。我曾是基層教師，教文言文時發現很多主語可省略，例如西方學者翻譯「感時花濺淚」是「我感動的時候花濺淚」，主語省略，直接由客體代入情感。於是我看完《宋詞》後寫〈時光凝滯〉，便用了很多四言格、短語和主語省略句。

駿：碧蔚和証恒好像坐標的兩端。碧蔚以宗教的觀念把文學視為個人生命的目的，削走多餘的東西後把故事轉化為文學作品；而証恒把文學視為紀錄生活痕跡的手段。對我來說，寫作是記錄個人生命中深刻的片段，例如我在浸會大學讀書、工作過一段時間，重回這地方會想起很多往事，這對其他人的意義不大，但對我十分重要。文學也與社會脈絡相關，文字本身帶有傳統的語言脈絡，所寫的題材和寫作方式也受社會影響，寫一個不熟悉的地方比較難。但作為作者，我寫作時未必知道自己處於怎樣的脈絡去寫作。我想脈絡不是單一的，文學、電影等都是我創作的養分。我的心態比較靈活，不會死守在某主義，亦不會刻意追求突破舊有的模式。徒勞是寫作中無法避免的，但不是純粹徒勞，至少讓我知道此路不通，要走另一條路。這些經歷積累下來，某一天會發芽生長。

蔚：我不喜歡「文學作為目的」。因為「目的」有一個抵達的地方，但這在我的文學中是不存在的。關於徒勞，我不是指寫作過程中沒有得著，而是想撇除得著，以免我為了讓它發芽而去寫作。我盡量不在意有沒有得著、有沒有錢、有沒有人看，徒勞本身就是我的目的。

寄語未來

堅：阿康作為編輯、老師和年長一點的作者，你怎麼看文學意義的問題？另外，我在讀詩詠的《差異與連結》時發現香港70後作家較多在香港成長，作品也包含當時香港文化，詩詠怎樣看新一代作家的寫作呢？

康：我想用兩個故事來談「時差」問題。第一個故事，我、詩詠、阿丹、昭駿都曾經或現在是《字花》編輯，有時會遇到沒採用他們稿件的投稿者，我曾聽過一位說：「我明明已經寫得很像謝曉虹［按：前《字花》編輯）］，為什麼不用我的稿呢？」，不同編輯有不同回應，我當時只回應說曉虹沒在編輯組很久了。（笑）第二個故事，2016年左右，《字花》預備出版十年選，我是小說卷、散文卷和評論卷的執行編輯，另每卷邀請資深《字花》編輯擔任責任編輯。我和陳志華是小說卷的拍檔，他選了作品之後我聯絡作者，有一位過了三星期回覆說他已經不寫作了，多謝我們記得他和選了他的作品。——有時候做過的事不一定立刻有效果，如碧蔚所說，有人看還是沒人看，永遠沒有人知道，所以不要追隨寫作潮流，做自己就好。

詠：多謝樹堅。其實70後和新一代作家有不少經驗都是相同或類似的，例如廖偉棠1997年7月1日從內地移居香港，今天我有不少學生也是從內地來港的；另一方面，70後作家在香港經驗之外，也有不少國外生活的經驗。不同作家的經驗可能是相類的，但在文學上的表達方式不一樣。在AI時代，只要上載範本，AI就能模仿風格，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寫作呢？我的想法是要尋找鮮明的自己。如《字花》賦予「字花」一詞新意義，「字花」本指一種賭博行為，但《字花》含字裡生花之意，刊物的法文名字Fleurs des Lettres有現代主義背景。每個作品、雜誌背後也有承傳，在歷史或文學風格的交集上賦予新的意義。幾百年來都有人移民出走，上一代、這一代和下一代所寫的經驗卻有差異。懷鄉是1950年代《中國學生周報》上常見的主題，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懷鄉之思，但我的學生裡，有同學中三才移居到香港，他的鄉下才是他的根，他們是真的懷鄉。我們要接受這些差異。

堅：今天座談會的題目提到「未來」，最後請四位歷屆得獎者也就「未來」作分享？

丹：AI太厲害了，科技在某程度上已超越人類，據說ChatGPT 已看過數千億字的文本，一個人至少要花上一萬多年才能讀完ChatGPT讀過的所有內容，這是不可能做到的。ChatGPT或Deepseek可以寫完整的詩和故事，但文章對AI來說是沒意義的，無法傳遞本質上的價值。「寫得好」和「有價值」是兩件事，例如一個10歲的小朋友寫一篇詩給媽媽，文字可能好粗糙，但或許比ChatGPT寫的100分文章更有意義。只有人類可賦予某東西價值，而價值對創作者和讀者來說是雙向的。近期有一本書很觸動我——All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Me。這是《紐約客》前編輯出版的，他哥哥在26歲那年急病離世，他深受打擊，辭去了《紐約客》編輯一職，然後到了大都會藝術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當了十多年保安。書中記錄了他的經歷和對生命的看法，藝術能治癒每一個人，這是科技無法帶給我們的。意識的主體是藝術家，我們記得畢加索和梵高多於他們的畫作，因為藝術家把他們的人生傾注在作品中，這是科技沒法取代的。我也希望自己在未來能嘗試活出藝術的人生。

蔚：我會假設AI可以完全取代人類作為新人類存在，如果人類的大腦是精密的數據，現今的AI過多幾十年或許可模擬情感系統。我會把AI視為獨立的個體，他比我聰明，但情感上是未成熟的。當AI在不受人類指令下創作，那些是文字作品。假設AI是人類，他們的寫作和我的寫作沒太大差異。我不會偷AI想出來的東西，因為這不是我的作品。加上，我的生命為承受我的作品，我不希望有任何他者的介入，包括朋友、親人、寵物、環境和AI。我不喜歡和別人合作創作，所以AI對我而言不是問題。總括來說，我更重視我如何把自己整個生命投注於絕望的遠方中。

恒：我對AI是樂觀的，這個世界以語言為主導，而AI釋放了日常語言的生產力。例如我現在常讓AI歸納新聞內容，這樣我便可以短時間看完整天的新聞。寫小說時運用AI做資料搜集，在中國知網下載文章後放到ChatGPT閱讀。AI也方便我閱讀德文、俄文的文獻。AI不會影響我寫作，我會視它為工具，像強化版的Google。

此外，我認為寫作是把內心混亂的東西用語言組織出來，這個重構的過程本身就有意義，是生命的痕跡。

駿：我認為未來難以預料，例如五年前沒預料到AI的出現，也不知道五年後的AI會對社會和生活有什麼影響。在大時代中，我好渺小。寫作可否與AI結合呢？不是純粹資料的運用，而是多一步的合作或處理。當然這在倫理、制度、社會價值上有好多碰撞。回到個人層面，無論時代變化多大，我和寫作間的關係仍然存在。寫作是生命的記錄，也是自我的發現，我更重視我生命中的感受和成長。

第五屆孔梁巧玲文學新進獎比賽截止日期7月6日，詳情請參https://lc.hkbu.edu.hk/main/youngwri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