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邊緣 繪製香港文學與世界對話的星圖——讀張歷君《文學的外邊》

編按：這篇文章為藝發局書評，標題由編輯部擬定

張歷君博士的新作《文學的外邊》，收錄了作者由二〇〇二至二〇二三年間的評論文章。二十年，對於一個評論者來說，足以磨練出一套成熟的世界觀。書名援引傅柯（Michel Foucault）與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外邊」（The Outside）概念，精準地概括了張氏的治學特色：他不滿足於文本內部的封閉循環，而是致力在文學與歷史、理論與政治的邊界上，進行持續的對話。

熟悉香港文學研究的朋友都知道，張歷君的聲音獨特：他既有深厚的西方理論素養，又有紮實的史料考掘功夫。在這本文集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一位香港學者如何身處邊緣，卻利用這個「外邊」的位置，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版圖。

書中最能引發我共鳴的，是關於「香港魯迅閱讀史」的考掘。這部分不僅是對文學史的補白，更是一次對「評論者責任」的深刻反思。

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壇，處於左右對立的冷戰夾縫。在那個壁壘分明的時代，魯迅往往被簡化為某種政治符號：在左派眼中是被神化的革命偶像，在右派筆下則是需被批判的對象。張歷君在處理這段歷史時，沒有選擇站隊，而是敏銳地抓住了南來作家曹聚仁這個關鍵案例，進行了細緻的系譜學考察。

張歷君在書中花費了大量筆墨，探討曹聚仁在香港撰寫《魯迅評傳》時的獨特方法論。這不僅僅是一本傳記的誕生史，更是一場關於「如何書寫人」的文學實驗。曹聚仁當時身處香港，這個特殊的「第三空間」讓他得以擺脫內地與台灣的政治教條。張歷君敏銳地指出，曹聚仁深受英國現代主義傳記文學——特別是維珍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所倡導的「新傳記」（New Biography）影響。

這種「新傳記」筆法，強調的不再是豐功偉業的堆砌，或是外在生平的流水帳，而是試圖潛入傳主的內心世界，去捕捉那些幽微、矛盾甚至充滿陰影的瞬間。曹聚仁正是借用了這副西方的眼鏡，重新審視魯迅。他筆下的魯迅，不再是那個橫眉冷對的鬥士，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會在深夜裡感到虛無、在《野草》時期充滿內心掙扎的「人」。

張歷君的考掘相當精彩，他還原了曹聚仁如何透過對魯迅日記、書信等私密文本的細讀，去揭示魯迅性格中的「幽暗」與「懷疑」。這就是張歷君所強調的「魯迅內面之發現」。在當時的語境下，這種寫法是極具顛覆性的。它打破了造神運動的光環，讓讀者看到了一個會痛苦、會猶豫、甚至帶有虛無主義色彩的魯迅。而這份「內面」的複雜性，恰恰是魯迅最迷人、也最接近現代人精神狀態的地方。

這一段論述極具啟發性。它說明了香港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空間，如何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保留了另一種可能性。在那個非黑即白的年代，只有在香港，曹聚仁才能用這種「越界」的方式——借用西方的現代主義視角，去還原中國作家的真實面貌。這不僅是對曹聚仁歷史地位的肯定，也折射出張歷君自身的治學態度：在喧囂時代中保持清醒，堅持從史料出發，去觸摸歷史人物真實的體溫。這種在夾縫中尋找「人」的溫度的努力，正是香港文學評論一種珍貴的傳統，帶有一種知識份子特有的澀味與堅持。

回看這部橫跨二十年的評論集，我們看到的不是零散的文章集合，而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張歷君博士示範了，一位優秀的批評家如何在理論的飛行與史料的考掘之間取得平衡。他既能於故紙堆中耙梳曹聚仁的微言大義，還原那個時代文人的精神面貌；又能於哲學的高度俯瞰西西的寓言，解構文本背後的權力運作；更能放眼莫斯科與巴黎的文藝思潮，重構華文文學的世界座標。

《文學的外邊》這個書名，最終指向的是一種開放的學術姿態。它提醒我們，文學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中心，而在那些充滿不確定性與可能性的邊緣。張歷君選擇站在這個「外邊」，以一種兼具理性與感性的筆觸，為香港文學繪製了一幅與世界對話的星圖。

對於任何希望深入理解香港文學如何與世界連結，或是想學習如何結合深奧理論與細緻文本分析的讀者，這本書無疑提供了極具份量的導引。它是一份詳實的時代檔案，更是一次關於「如何閱讀」與「如何思考」的深刻示範。放下書卷，望向窗外的城市風景，我們或許會對身處的這個時代，多了一份理解，也多了一份厚重的歷史感。在對抗世間的遺忘與平庸之時，這本書，是我們手中值得信賴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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