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許紀霖 《一個民族的精神史（第二版）》自序〈總有一些精神讓我們感動：民國知識人的精神遺產〉

作為歷史學者，我常被人問及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可以穿越，你最想回到哪個時代？我的答案總是民國。民國是政治上的亂世，卻也是文化上的盛世。在中國歷史上，文化盛世往往與政治亂世相伴而生—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明末清初、清末民國，莫不如此。這些時代政治上紛亂動盪，卻在文化上實現了重大突破。民國亦然，那一時代的知識人，堪稱中國近現代士人傳統中最具光彩的一群。

今天的年輕人常有一種「弒父情結」—即心理學所說的俄狄浦斯情結。他們成長中直接面對的權威是父輩，內心渴望獨立，首先要推翻的便是父親的權威。「弒父」因此成為年輕一代的成人禮。然而我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當代年輕人雖然不滿父親的權威，精神上卻常常懷念「祖父」。

這種情感有其深層原因。祖父對孫輩往往慈愛寬容，沒有父輩的權威面孔，留給孫輩的印象多是溫暖親切的。文化領域亦如此。我讀大學時，直接面對的老師多為「十七年一代」（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六年間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這代人歷經政治運動，所學相對有限，有時難以滿足我們的求知慾。我記得大一時，一位七七級同學竟箭步衝上講台，推開老師，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的見解。然而，我們對民國過來的老先生卻敬重有加—那便是「祖父一代」。

印象最深的是徐懷啟老先生。他早年就讀於聖約翰大學，後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聖約翰大學任神學教授。一九五二年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因為教的是基督教歷史，多年無緣講台。「文革」結束後，年屆八旬的他終於重新授課。他口才平平，講基督教史時我們常聽不懂，但見他經常隨手在黑板上寫下一串拉丁文，我們內心便充滿崇敬。這便是民國過來的老先生，這便是我們懷念的祖父一代的知識人。

今天重講民國知識人的故事，就是在尋找被時代遮蔽的精神血脈。

魯迅曾說，所謂的大時代，就是「不是生就是死」，民國正是這樣的大時代。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遭受西方強勢衝擊，古今中西文化在此交匯、衝突、融合。民國知識人既在傳統與現代的撕扯中掙扎，又兼具中西文化最優秀的品質。他們身上有多種人們所熟悉的美德—愛國、正義、博雅、奮鬥等等。

但我想特別強調民國知識人身上四種更為重要的精神品質：尊嚴、信念、純真與堅韌。

一、第三種尊嚴：在權力與金錢之外

前些年，南京大學一位學生創作了話劇《蔣公的面子》，轟動一時。該劇講述一九四〇年代國立中央大學的一則傳聞：蔣介石兼任校長，邀中文系三位教授赴宴。三位教授各有立場，內心掙扎—既想去，又恐失尊嚴。這齣戲劇揭示了民國士人內心的矛盾，但「面子」背後，實則是知識人的尊嚴堅守。

美國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權威張灝教授曾指出，中國歷史存在「雙重權威」：一重是皇帝，是天之子，代表「政統」；另一重來自士大夫，他們擁有對天命、天道、天理的解釋權。孔子實現了中國文明的突破，將知識人從政治系統中獨立出來：「士志於道」、道高於勢，「道」終於立於政治之外，知識人成為文化權威的代表，形成了獨立人格。

孔子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 民國知識人中，梁漱溟代表「狂者」的進取有為，陳寅恪則代表「狷者」的有所不為。陳寅恪雖不積極參與政治，卻會為學術自由挺身而出，守護「學術的共和國」。西南聯大之所以能湧現眾多大學者、七十餘位院士和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種學術自由與人格獨立。

一九四〇年代，國民政府教育部首次設立學術獎，研究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湯用彤教授獲獎，卻拒絕領獎，直言：「教育部的人懂什麼？我不要那個獎。」這便是他們的尊嚴。自由與正義不是抽象口號，而是具體的生活實踐。在黑暗亂世中，守住內心的道德底線與知識人的尊嚴，便是「有所不為」的境界。
網絡上流傳過一段話，我非常喜歡：「如果天空總是黑暗，那就摸黑生存；如果發出聲音是危險的，那就保持沉默。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也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的人們。我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蟲。」

二、信念：對抗虛無的內在堅定

民國知識人的第二種精神品質是信念，源於內心的堅定。

轉型時代最大的敵人是虛無主義，其有三種形態：一是什麼都不相信；二是實用主義，凡有利者皆可為之；三是唯意志論，只相信自我意志，餘皆不可靠。

五四時代正值虛無主義蔓延之際：舊的已去，新的未立，思潮紛雜，無所適從。五四運動亦與虛無主義相關：按照我的研究發現，五四運動是「以行動克服虛無」。即便如此，魯迅、胡適、梁漱溟等民國知識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尋找信念與絕對價值。

朱熹有言：「山河大地都陷了，理畢竟卻在。」這是一種絕對價值，不是「有沒有」（to be）的問題，而是「應不應該」（ought to be）的問題。你不知道天理是否存在，但它應當存在—這是天地良心，是絕對價值。正如西方人所相信的，若無上帝，什麼惡都可以做；中國人講的「絕對的理」，便是民國知識人要守護的道德底線。

儒家是道德哲學，要求極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孔子亦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做人的道德底線，無論君子小人、精英平民，皆須恪守。

民國知識人守住了這條底線。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女兒報考清華，差幾分未被錄取；梁思成、林徽因的兒女考清華，亦差幾分而落榜。梅貽琦、梁思成、林徽因絕不會為兒女走關係、打招呼。我的老師王元化先生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風」運動中被隔離，只要他承認胡風是「反革命」，便可獲釋。但他偏偏很倔強：「我承認胡風有思想問題，但說他是反革命，我想不通。」為此他遭受了嚴厲懲罰。

這些從民國走過來的知識人，體現了孟子所說的「大丈夫」氣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一種難得的品質，雖然不一定可以有積極作為，卻能堅守有所不為。

三、純真：學術與情感的本真狀態

民國知識人的第三種精神品質是純真。

抗戰爆發後，許多師生曾想投筆從戎，後來認識到：「戰士決戰不止在戰場」，學術亦是前線，遂安心治學。聞一多先生迷戀於著書，整天在樓上做學問，除吃飯外不下樓，朋友送他外號「何妨一下樓主人」。

西南聯大在昆明時，師生們夜晚只能點煤油燈，甚至在黑暗中仍熱烈討論學問。有句話叫「天才總是成群結隊而來」，真正影響學生的未必是老師，而是同學間的相互激盪—這便是學術的純真。

哲學家金岳霖有段妙論：「哲學對我們來說是一種遊戲。我們不考慮成功或失敗，因為我們並不把結果看成是成功的一半。正是在這裏，遊戲是生活中最嚴肅的活動之一……科學和藝術、文學和哲學可能有混雜的背後的動機。但是一個人在骯髒的小閣樓上做遊戲，這十足地表達了一顆被拋入生活之流的心靈」—這正是民國知識人的學術傳承。

大陸出生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教授曾對記者說：「我每天早上走進實驗室都懷著好奇心，不知道這個實驗會有什麼結果。」崔琦亦從民國走來，同樣懷有一顆純正的心。

判斷一所大學的好壞，今天似乎只看指標，但我有個獨特的標準：看大學裏「怪人」多不多。正常人多平庸者，而天才總有其怪異之處。一所大學能容納各種性格怪異的天才，才是好大學。《美麗心靈》中的數學家納什便是怪人。大學對天才學者不必「培養」，只需提供自由寬鬆的環境。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有個傳統：每天午餐後，學者們不急於回辦公室，而是坐在一起喝咖啡。各學科—理科、工科、人文、藝術—各自談論專業，互相影響，形成跨學科氛圍，相互激勵啟發。每個人都認為在這裏的收穫是別處得不到的。

這種純真不僅限於學術，還包括情感與心靈。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三人間那段著名的情誼—這樣的故事只有民國時代才有。作家蕭乾曾評論：林徽因坦蕩，金岳霖克制，梁思成寬容，三人皆誠信磊落，這便是民國的美麗傳奇。

我父親是西南聯大學生。為了理解父親，我找來被譽為「民國《青春之歌》」的小說《未央歌》，由聯大學生鹿橋所著。讀後感到有點失望：書中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像瓊瑤小說般單純，像神話般遙遠。後來我發現，問題不在於我父親一代，而是今天的國人想法太複雜。而父親那代人非常單純。

民國知識人對情感與心靈都保持著純真。翻譯家楊苡晚年出版的《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其中諸多故事都展現了民國知識人的純真。例如楊苡與巴金的二哥和大詩人穆旦之間「超乎友誼又非愛情」的純真情感關係，這在今天難以想像。

四、堅韌：在虛無中反抗

民國知識人的第四種精神品質是堅韌。如今許多年輕人在現實中困頓，被迫「躺平」甚至「擺爛」，產生焦慮抑鬱的情緒，甚至走向極端。然而與民國相比，今天的困境實難相提並論。那時的苦難、戰爭、危險與虛無主義同樣困擾人心，那一代人是如何度過的？

民國最「虛無」的人莫過於魯迅。他集四種虛無主義於一身：尼采、俄國虛無主義、中國老莊與佛教。魯迅認為虛無是本體論意義上的—不僅人生虛無，宇宙亦虛無，且虛無無法戰勝。但他對待虛無的態度，是一種堅韌的反抗。他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虛無雖是宿命，他仍以積極反抗證明人生價值。這正如俄狄浦斯：明知弒父娶母的宿命，仍努力掙扎抗爭，無論成敗，都以行動證明自己。

魯迅給年輕人提供了深刻的人生智慧。我翻閱柔石日記，見魯迅告誡這位學生兼作家：人生當如大象，首先皮要厚，流點血、受點刺激不要緊；其次要堅韌地慢慢向前走。這正是魯迅強調的「堅韌」。

民國知識人遭遇的苦難是今天的年輕人無法比擬的。梁思成、林徽因遭遇日本飛機的轟炸，差點死去。哲學家金岳霖撰寫幾十萬字的手稿《論道》，在防空洞躲警報時起身忘帶，全部遺失。這是巨大打擊，但他恢復信心，重寫一遍，比原來更好—這便是堅韌。

堅韌並非不吃不喝、一味抗爭。魯迅告訴年輕人：可以設定人生目標，同時一邊努力一邊照常生活，不必過苦行僧的日子。他說：「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履行五年，也看戲履行十年，或者找異性朋友履行五十年，也講情話履行一百年。」

魯迅內心充滿虛無與絕望，卻不離不棄，依附大地，執著於現在。他對未來無期待，不懷念過去，不對未來負責，與過去一刀兩斷。心中只有一個「當下」，對當下負責—這正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責任倫理」。人活著要為當下負責，當下包括自己、周邊與天下大眾，這便是責任。

在世俗時代，各種古老信念與眼花繚亂的主張已失光彩，諸神相互衝突，似乎不再有絕對存在。上帝已死，天國無存，沒有信仰，真的可以虛無嗎？這些信徒代表「信念倫理」，只為內心的信念負責。即便今天你沒有信念，找不到自己的信念，仍可有另一種生活態度：對現在擔當，對此刻負責—這種「責任倫理」成為嚴肅生活的價值尺度，也是民國知識人的生活態度。

有朋友會問：民國沒有爛人和腐敗嗎？當然有。但評價一個時代，不是「比爛」，而是看知識階層的風氣，看知識精英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風氣的平均值與最高峰。

列寧曾引用俄國諺語：鷹有時比雞飛得低，但雞永遠不能飛得像鷹那樣高。羅曼．羅蘭也說：真正的英雄並非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不被卑下的情操擺佈。帕斯卡說：人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既有肉身的軟弱，也有心靈的神性。在不如意的世道中，即便努力無用，是否可以就為所欲為，變成虛無主義？即便身處黑暗，你仍然可以嚮往優雅，追求有品質的人生。

正義是必須的，但除了正義，還有優雅。王爾德名言：「身處陰溝，依然仰望星空。」羅曼．羅蘭說：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在認清生活的本質後，依然熱愛生活。

民國之聲與民國知識人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尊嚴、信念、純真與堅韌—總有一種精神讓我們感動。

作者謹識
二〇二六年三月於滬西路易凱旋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