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遠重讀《安提戈涅》。《安提戈涅》是古希臘索福克勒斯的悲劇,講得是安提戈涅違抗忒拜城國王克瑞翁的旨意,執意要埋葬自己的哥哥而被治以死罪的故事。在文學課堂裏,《安提戈涅》通常被當作經典教材,講授人的律法和神的律法之間的矛盾。知道天律是智慧,但遵從天律卻需要莫大的勇氣。當人人都唯唯諾諾順從人的律法之時,一句大聲的「我敢」就是最大的美德。人的律法的審判不是真正的審判,身體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真正的審判是道理、歷史、甚至信仰、真理的審判。安提戈涅不害怕觸犯人的法律,這才是對「生」有足夠的信念。她相信即使她的肉身滅亡,她的靈魂還會因爲公義而存在,她的「罪」還會被世人紀念。 (閱讀更多)
香港作為一座公認的高密度城市,其實尚餘很多自然和鄉村散佈在高樓之外。自然書畫家葉曉文搬進了位於香港東北角落的荔枝窩,這幾年內,她獨自在這個藏身於自然的原始客家圍村裡生活,並一直保持創作,將居於此處所經歷,所體會的種種,寫成了自己的新書《隱山:山居日月筆記》。亞C傳來書評,指出此書不只有「寫」,更有「畫」。「書」與「畫」都是兩種十分重要的藝術創作形式,並且兩者編排在一起時,常會蘊藏著某種特別的聯結,產生各自單獨「存在」時所沒有的藝術效果。書中一切都是淡淡的,那份細緻與用心,並且配上與之呼應的文字,更為傳神地抓住那位於自然深處的日常所滲出的有趣細屑片刻。 (閱讀更多)
每一部作品都是「單子」式地自成一體,評論界或文學史家卻想方設法將它們分類組合,藉以生產學術話語。黃子平指出,評論家公推武漢的方方是扛起了「新寫實」這面大旗的四位作家之一。他認為,「新寫實小說」無非是說老老實實地寫了中國老百姓過往幾十年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方方自己不承認自己曾「倡導」新寫實,但覺得這個名堂用來概括自己的寫作不無道理。新寫實小說始終關注現世社會最普通的人。它秉持著人道精神,對生活中普通人充滿同情和憐惜。同時,它對現世社會也秉持著不合作不苟同的態度。何為「實」,如何「寫」的問題,歸根結底要追問到「文學何為」的層面。文學即自由,即掙脫現實的束縛,將詞語和想象審美化,直達人心的深處。這就是「新寫實小說家」的異類方方的意義。 (閱讀更多)
楊佳嫻為陳慧新書《小暴力》寫序。小説主要通過小顧、白大順、洪安安、洪啟瑞、周郁芬、李立中、夏木、金理高這八個人物,講述暴力的流動,從上一代到下一代,從職場、歡場到家庭,遮蓋於親子關係或黑暗房間,而街頭上,陌生人之間,看似暴力的作為卻反而蘊含著愛。她問,暴力的反面,就是愛嗎?我們要怎麼分辨呢?——有些暴力,會以愛之名加諸於你我;有些愛,卻不得不以暴力型態現身。表面上,《小暴力》似乎講的是年輕人怎樣對抗父親,女人怎樣對抗男人,基層怎樣對抗體制。其實陳慧願意讓受壓迫者擁有更高的動能,讀者將發現,孩子知道自救,女人可以出走,基層也有他游擊、滲透的策略。「香港」和「文學」是兩條隱伏泉脈,它們自傷痛和回憶裡湧現,成為打開《小暴力》的另外兩個密碼。 (閱讀更多)
《玫瑰念珠》裡面,敘述者說:「Y,好幾年前,我們談過寫作,當時你說,顏色、顏色的,除了顏色,會是什麼,為了更好地理解你的話,終於發現,我所致力的,不是寫作,而是拯救。」董啟章讀《玫瑰念珠》讀到中途差點放棄,或因沒時間、太難懂、風格太個人化、句子太零碎...但這些都是藉口,他總於終於還是把《玫瑰念珠》讀完了,而且讀了不止一次。玫瑰念珠,這名字的動人魔力,還有那些牽引著繁複的想象軌跡的小題,密密麻麻的線素,稀鬆散漫的交織,造成了既內聚又蔓延的張力,有整齊的秩序和呼應,也有多元的開放和模棱。 (閱讀更多)
封德屏為新經典文化11月新書《文學.老屋.好料理》寫序,談及台灣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大多會在家裡宴客。飯後喝茶聊天,交換創作、養兒育女心得,興致好的甚至來上四圈麻將。封德屏說自己在餐會中聽他們憶往思昔,臧否人事,談文論藝,成為他日後編輯台上寶貴的素材。二〇一一年,台北市文化局委託封德屏帶領《文訊》專業團隊,負責經營紀州庵文學森林。承接歷史任務的她想借助實體空間進行文學展演與推廣的跨界實踐。但苦於沒有經驗,定位與特色頗費思量。早年前輩作家的美食豐盈了她的心與胃。她忽然靈光閃現,想到作家美食:可以透過美食講不同作家的美好故事,喚醒美食靈魂的第四覺「思覺」,有美食之「思」入菜的「作家私房菜」於焉誕生。作家私房菜每逢有新作發表,一如作家的新書發表會,總是聚焦吸睛。藝文界、美食界、作家親友、媒體朋友…齊聚一堂。作者登台顧盼生姿,作品呈現原汁原味,嚐美食、聽故事、聊心得,盛況空前!作家私房菜由作家本人執筆,細說從頭,如數家珍,美食、美文交會,相互輝映。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