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萬輝終究沒有成為一個職業作家，他在馬來西亞，主要以教畫、參展、賣畫為主要收入來源。近年也為報章繪製插畫和發表寫生小品，作品廣泛得到認同和受到歡迎。我們看龔萬輝的作品，他的「遺棄美學」（這是鍾文音為龔萬輝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隔壁的房間》寫序時直接指出龔氏深受駱以軍風格的影響）仍然是一座時空迷宮，讓他的小說處理最後往往回到記憶或夢中，成為另一場永無目的地的途中。這「記憶或夢中」恍惚成為龔萬輝美文書寫的特色，揮之不去。 (閱讀更多)

這本份量不輕的著述，研究著眼於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四位北洋元首的詩文，這四位長期投身軍旅的「軍閥」――元首，原來對中國傳統的「詩教」非常重視，在他們的詩文中，或憂心時局，或憤懣懷才不遇，或以山水隱逸自適其間，或寄情禪悅、書畫，並在其書寫之中，流露了各自的感世之言、塑造出自我的形象，作者在書中特別論述到他們藉著自己的詩作，多「感世」與「自適」之情，以北洋元首塑造自我形象，並進而透過其詩作影響輿論時局、世道人心。這是否能為幾位亂世元首塑造出一個合乎本人心願的自我形象？ (閱讀更多)

戊戌政變失敗，維新派依然認為光緒總是好的，因此要保皇；平民是聽勸的，因此用盡方法令他們覺醒——維新派搖擺的性格帶來的一大弊端，就是容易軟弱和對事業陷入浪漫而不切實際的想象。譚嗣同行刑前的想法是「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但所謂「去留肝膽兩昆崙」的默契分工，極可能是浪漫的一廂情願，在道德勇氣和行動勇氣的驅使下，決定表演就義，最終換來了甚麼？許知遠寫道：「公開處決是朝廷彰顯權威的一種儀式，它也是一場暴力狂歡，總吸引著圍觀者的雀躍，作為他們單調日常生活的調劑。在一張記錄犯人被砍頭的舊照片上，圍觀者幾乎擁到了受刑者的身前，眼裡並沒有同情或恐懼。」用就義的精彩表演激起清國人的義憤、引起他們不滿專政的共鳴，也是一廂情願，事實上，權力崇拜的傳統極深的清國人，有著令外國人都驚異的極強忍耐能力，清國人但求有一個秉公執法的好政府，「完全沒有流露出打算報復的意思，而是默默地生活，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福澤諭吉在明治初年引發的強烈迴響，很可惜沒有在另一片土地發生。 (閱讀更多)

在〈童言無忌〉中，張愛玲提過「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可見顯赫的家世雖然不住走下坡，但童年的張愛玲姊弟仍不愁穿吃。當然，坐食山崩的結果自是張愛玲要面對家庭帶來的冷酷:「我不能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這段在《雷峰塔》有相當擴充的篇幅，首先寫後母榮珠嘲弄讓俄國老師教琴是祟洋媚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理據，實質是想僱用收費較廉的中國先生，然後琵琶直問「換個先生一個月能省多少錢?」引發一場金錢衝突，最後以琵琶放棄學習鋼琴告終。 (閱讀更多)

Sabrina Yeung在看《夜行紀錄》時，同時也在看《結局的意義》，這樣交錯的閱讀，令她加倍關注《夜行紀錄》那些作品的結局，因為當中的轉折似乎都是發生在結局之中，與古希臘戲劇的「突轉」不相符。故此，她思考這些發生在結局的轉折開啟了甚麼意義，呈現出怎樣的藏在事件背後的現實。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