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久常新的經典：重新細讀也斯《剪紙》

「占美徐、羅拔陳、李察馮、姬絲汀娜葉⋯⋯」在《剪紙》第五章，收音機的廣播中，點歌的人用着的都是中文姓和英文名，作者在細節中點出香港其中一個特色——中西混雜。

身份認同與迷失

小說第一章中，喬的同事林說喬看來像日本人，另一個同事黃則說喬像法國人，如小說所言，日本人和法國人是兩碼子事，一個屬於東方，一個屬於西方，但別人卻能從喬身上看出這兩種特色，就像結合了中西文化的香港，既中又西，但同時又不完全屬於中方或西方。且喬格外白皙，容易染上外來顏色，一時染上粉藍、一時泛上淡黃，像香港，受各種外來文化影響。

小說中的喬偏向西方，她看的雜誌是《老爺》、《花花公子》、《常青》、《紐約客》，穿的是有梵高畫作的裙子和「詩韻」的衣服，用的是「康士丹頓」腕錶和「都膨」打火機。但她素描的孩子雖有外國兒童眉眼的特徵，頭髮卻是黑色和暗金色之間的淡褐，這裏可解讀成雖然她喜歡西方也盡量向西方靠攏，但她其實知道自己不中不西，所以一開始同事們說她像日本人和法國人時，她沒有解釋她的血統，或者說，她不能解釋自己的血統。而喬的另一個女性同事菊在喬背後說她真是多彩多姿，似對她的生活有意見，可能代表部分香港人並不認同這種偏西方的生活方式，加上文中說「那兩個香港模特兒，穿上這批外國夏裝，總有點不對勁。」這顯示了一種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偏西方的不中不西，但這種不中不西也可能是一種身份迷失。

另一主角瑤則偏向中方，她會針黹，看《山窗小品》與《青春之歌》等舊詩詞，會唱紫釵記，經常剪紙、刻紙，且從鳳凰、葫蘆、金錢、水仙變成只剪唐的剪影。但唐的人形是呆版的，「面貌輪廓都看不清楚」，因為唐早已死了且根本沒有到過香港，瑤沒可能見過他。瑤所迷戀的唐代表的是中國文化，作為殖民地超過百年的香港所存有的中國文化已不是最傳統和純正的，所以瑤沒辦法刻畫出唐的真正模樣，像「我」所說的：「熊貓身上的毛像是尖刺⋯⋯鹿的頸子又太長了。你整天就坐在這兒，刻一些你從未見過的小動物、憑空塑造牠們的樣子？」，瑤迷戀的中國文化只是憑空塑造的，且剪的紙一有瑕疵就撕掉，她對唐只有虛假的美好幻想。同時，瑤無法適應變化後的香港，她生氣地把刊有談性的文章的雜誌整本撕碎，覺得它態度輕浮。另外，瑤不停說「要乘火車到香港去⋯⋯好像這兒不是香港一樣」這句也反映了真實的香港不是她理想的香港。瑤的身份認同應是傳統保守的中國人，但她無法接觸到真正的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也不像她想像般的完美，她又無法適應真正的香港，「兩頭唔到岸」，令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同樣出現身份迷失。

另外，第二章中的瑤在鞦韆上激烈擺盪在快餐店林立的大街上以及鳥籠街上的舊樓之間，快餐店是西方產物，鳥籠街上的鳥籠和印模則是中式傳統，鞦韆不定在任何一邊，也不屬於任何一邊，我認為這也代表了一種身分上的迷失。

浮城與回歸焦慮

第二章中，瑤在鞦韆上擺盪在中西方事物之間，根據余君偉（2000），「也斯憂慮的是香港的浮城地位。」，我覺得這裏的鞦韆也是個小浮城，瑤坐在上面是凌空的，擺盪何時會停也不可控，瑤亦可能會被甩到其中一方，「我」多次覺得這種擺盪是危險的，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鞦韆停下，「我」是無助的，像香港人當時在前途上同樣無助，會變成怎樣誰也不知道，形成一種「浮城」焦慮。

另外，小說中喬的同事黃一直以中國詩詞的剪紙向喬示愛，如《蒹葭》、《荷葉杯・絕代佳人難得》、 《絳都春》，但喬根本不明白這些詩詞的意思，且覺得「像是有一個人站在旁邊，把她看成她不是的樣子。」，其後喬更愈來愈怕黃，說出了：「他會不會傷害我？」、「他是不是要傷害我？」、「我跟他根本不熟⋯⋯為什麼偏要選我？」，由這可見，喬根本不懂也不喜歡中國文化，對接近她的中國文化十分抗拒。這代表了親近西方一派的香港人對回歸感到害怕和焦慮。

混雜的香港文化

如上所述，香港文化不是非中即西，而是混雜的，書中有更多的例子提及這種混雜的香港文化，例如在第五章中，「自動果汁機」花車把水果、錦旗、燈飾、土地以及人都放了進去，搞出了彩色的、像雞尾酒的汁液，汁液之間又互相影響，反映了混雜且多元的香港文化。令人留意的是，這裏作者用了魔幻現實主義的筆法，小說中亦有多處採用了這種寫法。

魔幻現實主義

根據黃偉傑、張威敏和蕭劍峰（2009），魔幻現實指的是透過反常、荒謬、變形等技法非理性地加工現實，令其變得怪異且無法以理性看待，就是魔幻的感覺。

書中的魔幻現實情節不少。首先，在第一章，喬家牆上畫滿幾十隻紅色鳥兒，之後，她竟能走入其中並餵牠們食物，亦能觸摸牠們，這些畫在牆上的紅色鳥兒從平面的畫變成立體的、能發出吱吱吱聲音的生物，而喬甚至能與鳥兒互動。根據艾曉明（1992），這裏採用魔幻現實手法能烘托出喬精神不穩。

另一個例子在第二章，「我」在籐器鋪中看到「一頭籐大象追逐一頭籐猴子、一尾籐鱷魚張口要咬一隻籐青蛙。」，這裏動物籐器之間互相追逐突顯了傳統手藝的栩栩如生以及成品之精美。

主角的精神不穩定

書中的主角喬和瑤都有精神不穩（喬有腦病、曾吸大麻和進醫院，瑤幻想出一個人、甚至在激動期間用剪刀傷了「我」）。她們為什麼精神有問題？我嘗試從文中找出線索，首先，在喬的情況中，她的父母關係不好，從來不一起去旅行，媽媽也不跟爸爸說話，值得注意的是喬在說起這些時欲言又止。而且，她的父母沒在文中真正出現過，提起他們也只是因為「我」問起，喬在說自己的事時完全沒提及父母，即使在最後喬被黃用剪刀傷害後，也不見他們照顧女兒，開門給「我」的是傭人，喬和父母可能關係疏離，喬應該是寂寞的，所以「她每天回家，在這偌大的家中，就這樣久久站在牆邊，跟鳥兒說話。」，若從這推斷，喬的精神不穩可能與父母有關。

至於瑤，我認為可能是因為她與社會格格不入。即使是在《剪紙》寫成的七十年代，像瑤這般喜歡剪紙、粵曲等傳統中國技藝的人也不是主流，主流是大家叫自己作占美徐、羅拔陳、李察馮等洋名，收音機播的是喬能哼的歌（推測是歐西流行曲）和粵語流行曲，且瑤太傳統，不但不喜青年雜誌談性，更覺得同事庸俗和對學生失望，推測瑤的身邊可能沒有像她一樣的人，她不適應這個香港，也不適應其他香港人。

那麼為什麼作者要這樣設計？我認為能誕下喬這個同時有中西特徵的孩子，她的父母可能是一中一西的，父母的關係不好，也許代表中方和殖民地西方當時的關係緊張，加上因為喬精神不穩和寂寞，所以才那麼害怕黃和總是找「我」說話，告訴「我」秘密，讓情節更合理。而瑤的精神不穩亦能合理化她對唐的固執以及她對中國文化的美化。

無法表達自我

小說中，「我」覺得向喬示愛的人是「借他人的模子，表達他的感情。」、「他退在別人的面具背後，或許那是一個不太適合的面具。」，黃在最後一封信以前都只借用古人的詩詞，讓喬覺得他把她看成她不是的樣子。另外，黃在最後打算用自己的聲音寫信，但寫出來的語句是破碎的，他無法準確地表達出他真正想表達的事。

另一個例子是喬，她最後告訴「我」的秘密是「滿紙碎散的抽象符號」，並不能讓「我」理解她想說的秘密，她也無法表達自我。

根據艾曉明（1992），這可能是因為年輕人個性委縮，像占美徐、羅拔陳、李察馮等人選擇用洋名而非本名，且從「設法借這些歌詞，傳達一點什麼。」這句可看出他們想透過點歌向對方表達心意，設法是想辦法的意思，可能他們慣性依賴外界事物去表達自己，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聲音，以致無法表達自我。

個體的聲音是其中一個也斯關注的地方，根據陳少紅（1991），也斯的《雷聲與蟬鳴》中，蟬鳴代表的是「個體微弱的呼聲，容易被龐大而猛烈的雷聲所掩蓋。」，但詩中的蟬鳴仍然堅持發出且隱約能被聽見，「在這些新揚起的聲音中保持自己的聲音」、「蟬鳴仍是不絕的堅持」，這兩句說明作者認為能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非常重要。

陳少紅亦提及也斯在《書與城市》中說過「當一個人躲在面具背後，他是隱藏在定論之後，逃避負起任何受攻擊的責任，他是不願意正視實際環境的條件，也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也斯並不認同像黃般把自己隱藏在面具背後的行為，所以黃沒辦法打動喬，只令喬愈來愈害怕他。

總括而言，也斯藉《剪紙》中喬和瑤的故事帶出了香港人的身份迷失與認同以及浮城焦慮，小說中寫作技法多樣，像以魔幻現實手法烘托出喬精神的不穩、傳統手藝的精美及香港文化的多元，作者亦借黃的求愛失敗事件引伸出個體發出聲音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