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就是光線的化石——訪《中平卓馬 森山大道︰日本攝影家的故事》作者黃勤帶

六十年代的日本，是屬於學運、理想與革命的火紅年代。當時在日本攝影界，有兩位年輕的攝影師開始嶄露頭角，他們分別是森山大道和中平卓馬。年少氣盛的二人，常常結伴在海邊，一起討論攝影，對著攝影雜誌上的相片不留情面地嘲諷和批評。1968年，當日本學生運動進入白熱化階段，中平卓馬與高梨豐、多木浩二等人創辦了《PROVOKE》雜誌，森山大道在第二期加入。一如雜誌名稱，他們以失焦、晃動、粗獷的相片風格，向傳統以精準、唯美、細緻為標準的主流攝影作出挑釁，震撼了整個日本攝影界。雖然《PROVOKE》在發行三期後草草作結，但他們的故事並沒有被遺忘。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著名攝影師黃勤帶，首次執筆寫下了《中平卓馬 森山大道︰日本攝影家的故事》一書，以文字把這兩位日本攝影家傳奇故事娓娓道來。他們的故事不只是一段歷史，也是一段關於攝影的叛逆與反抗，對於攝影本質的探索和詰問。

掀起一場攝影的革命

黃勤帶自七十年代起從事突發記者，曾經停薪留職前往日本進修攝影，亦是為三島由紀夫拍攝《薔薇刑》的日本攝影大師細江英公的學生。無獨有偶，森山大道在六十年代初出茅廬時，亦曾是細江英公的第一代攝影助理。不過八十年代的黃勤帶在日本留學時，專注於寫實與報導攝影，並沒有深究森山大道、中平卓馬所謂「模糊、晃動」的攝影風格。直到1999年，他經三藩市回港時，剛巧在三藩市現代美術館，看到為森山大道舉行的大型回顧展。他驚嘆一位遠在日本的攝影師，其攝影風格竟可受到國際讚譽和肯定。「在三藩市再比較完整地看到森山大道的相片，我的想法不同了。攝影的記錄究竟是甚麼呢？除了新聞報導式的攝影，還有另一種記錄的方式。」幾年後他在英國倫敦生活期間，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的地庫資料室，接觸到早年的日本《美術手帖》月刊，看到森山大道早期的訪問以及評論之外，亦從中認識到另一位攝影家——中平卓馬。「找森山大道的資料，自自然然就會知道中平卓馬的存在。因為他們很多事情都是重疊的，他一起出版雜誌，一起住在同一個區，也一起討論攝影。」

原本是左翼思想雜誌《現代之眼》編輯的中平卓馬，在東松照明的策劃下，認識了森山大道，並拍攝了一輯題為〈巡遊〉的照片。之後他辭去編輯工作，向眾人宣告「我是攝影師中平卓馬」。並非學習攝影專業出身的他，成為攝影師僅僅數年之後，便創辦了《PROVOKE》雜誌。他與森山大道等人，以強烈激進的文字，混亂粗糙的攝影，向現實攝影的主流框架提出挑釁。他們的照片沒有精心雕啄的構圖和曝光，卻紀錄了時代下的躁動與絕望。當時他們這種風格的攝影方式，撼動了日本當時主流的攝影觀點，在攝影界飽受爭議，有評論者刻薄地形容：「這是個不需要專門技能也能拍照的時代。」這種攝影風格沒有為他們帶來即時成功，《PROVOKE》出版短短三期後，便宣告停刊。但他們對日本以至國際攝影界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

黃勤帶形容他們當時掀起的，是日本攝影歷史中最具爭議和探索性的風暴。在經濟急促現代化，同時社會充滿動蕩的六十年代，日本攝影家有如雨後春筍般冒起，除了細江英公之外，東松照明、荒木經惟、篠山紀信等等，都是當時已享負盛名的攝影大師。「但是現在回看，在外國的攝影定論之中，都是森山大道、中平卓馬的影響力較大。如果攝影是一種語言的話，作為亞洲攝影師，能拍出工整、漂亮的照片，對外國攝影界而言等於能說出流利英文，但其實再流利都是和他們差不多。重點是有甚麼能超越他們呢？但是這兩個人，面對攝影這種由西方傳入的媒介，在當中不斷探求和追尋，創作出一種獨特的演繹，繼而幅射回到歐美攝影界。這種轉折，不是很多攝影師能夠做到。」

那是一種粗糙的感覺

黃勤帶在八十年代於日本完成進修後，回到香港繼續攝影記者的工作。1989年，他原本在北京採訪體育運動，卻遇上八九民運，於是他留在天安門廣場，將那場壯烈的學生運動永遠定格在菲林之內。一年後他以這些照片出版首本攝影集《89’ 廣場的日子》。「當時我是很傳統的攝影記者，雖然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角度，但總體來說不會離開新聞攝影的框框很遠。新聞攝影的風格和規律，相對是穩定的，數十年來的變化不大。」1997年後他離開了傳媒行業，專注於攝影創作，近年也出版過不少攝影集，包括紀錄香港2014年佔領運動的《Diana Hong Kong 2014》，以及2019年社會運動的《Bardo Hong Kong 2019》等等。雖然同樣是紀錄社會運動，但這兩本攝影集，與他三十年前的攝影風格有很大差異。在《Bardo Hong Kong 2019》中，他以黑白菲林拍出高反差、高微粒的照片，並以粗糙甚至「野蠻」的方式處理照片，這些晃動、模糊、失焦的相片，正是《PROVOKE》一代的攝影風格。

黃勤帶解釋，「在社會運動的現場，是不容許我慢慢去思考、構圖，用傳統的方法拍攝的。當時四圍都是煙火，人們都在逃亡。如果我用一種很細緻、很工整的方式去拍攝，那不是我當時的感覺。那刻的感覺，不是一種幼細的東西，而是一種粗糙的感覺。這種感覺是聞得到，看得見的。」這種粗糙的感覺，讓黃勤帶聯想起中平卓馬出版的第一本攝影集，《為了到來的言語》中的照片。他運用長時間曝光，將黑夜中工業區的燈光過曝成火光熊熊一般，仿如想在這個高速發展中的城市，燃起一把烈火。「他不是要表達這張照片怎樣仔細，那些黑白是怎樣有層次。他也是想表達一種感覺，對眼前這個工業社會的感覺。」

晃動模糊並不是一種手法

晃動、模糊、失焦，仿佛就是森山大道和中平卓馬的代名詞。不過這其實也是《PROVOKE》停刊的其中一個理由。中平卓馬覺得，這種原本是挑釁傳統、反抗建制的攝影手法，反倒成為傳統和建制的一部份。後來在七十年代，他一改過去對攝影的論調，改為拍攝植物圖鑑，以不帶感情的紀錄方式攝影。黃勤帶在書中提及，中平卓馬在《PROVOKE》停刊多年後，仍對《PROVOKE》被標籤為「晃動、模糊」耿耿於懷，發表長文指出「晃動模糊並不是一種手法」。事實上，要拍攝出「晃動、模糊」的照片並不困難，只要較慢快門速度，便能得出晃動的照片。而高反差、高微粒的照片也不過需在黑房中用高溫的顯影液長時間顯影。「晃動、模糊」的攝影風格並不難模仿。但所有的手法、風格或者技術，不過是攝影的外表，對於森山大道或者中平卓馬而言，他們真正希望探求的，是攝影的本質。

「不論是粗粒子、幼粒子，菲林或者數碼，這是照片物理上的質感，但最終照片的質感，不是看這些物理上的差異。而是你拍出來的一張相片，或者你做出來的攝影集，是如何折射出攝影師的思想。如果思想上的質感沒有呈現出來，只看照片物理上的質感，沒有太大意思。」黃勤帶直言，有太多攝影師花費大半生時間，都是在追逐物理上的質感，卻忽視了照片的質感。「森山大道和中平卓馬處理照片的方式是很粗糙，但是他們的感覺和思維，是很幼細的。即使照片是粗糙、失焦，但對於時代的感覺仍是很清晰、銳利的。反過來有很多商業上成功的攝影師，他們的照片是很漂亮，那些黑白灰是完美的，但他們思想上的質感是空白的，他們對社會的感覺是失焦的。」

攝影的本質，就是紀錄

日本學運的火紅年代，在安田講堂被警方攻佔後開始消退，學生組織支離破碎，激進的左翼團體走向暴力和內鬥，抗爭運動分崩離析。在《PROVOKE》停刊後的七十年代，森山大道和中平卓馬都曾經歷過一段長時間的「不振」時期。中平卓馬說，所謂不振，「可能是一種喪失現實、無法直言的感覺；就好像早上起來，看不到希望似的。」他曾經用一把火，把自己過往攝影的照片和底片統統燒毀，就像跟過往的自己訣別。後來在1977年，他因為酒精中毒，醉倒昏迷不醒，從死亡邊緣救回後，他失去了記憶。而森山大道則在1972年出版《再見，攝影》，這本由無數難以名狀的照片組成的攝影集，未獲當時業界認同，更被猛烈抨擊。森山大道解釋自己將無數斷片組織成攝影集的形式：「某種意義上，大慨就是自我的解體。以至一籌莫展，無法再拍攝。」

黃勤帶說，森山大道在最低谷的時候，常常回看法國發明家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在1826年拍攝下世上的第一張照片〈Point de vue du Gras〉。在世上還未出現「攝影」的年代，尼埃普斯在自己的窗邊站了超過八小時，終於成功把窗外的光與影，模糊地刻錄在瀝青之上。「這麼模糊的一張東西，為甚麼他要這麼堅持去拍下來？就是這個人發現了攝影的存在。這件事對森山的啟發很大，他覺得攝影的本質就是紀錄，戲劇一點說，攝影就是光線的化石。當光線中的電子，進入了菲林的銀粒裡面，再用化學的方法，將痕跡顯現出來，就成為照片。」經歷十年的沉寂後，森山大道在1982出版《光與影》作為回歸之作，憑此奪得「日本寫真協會」年度賞。而中平卓馬在失憶之後，從拿起相機的一刻漸漸回復自己的思維。他向到訪的朋友鄭重介紹自己：「我是攝影家中平卓馬。」

「像他們那麼執著的攝影師不多，雖然不受社會的主流認同，遇到很多阻礙，但他們仍然堅持去探索自己的攝影道路。你可以說不用這麼執著，但有些東西不執著，是認知不到攝影的本質的。」如果說這兩位攝影家給黃勤帶最大的啟發，大慨不是「晃動、模糊」的攝影風格，而是對攝影的執著。於是多年來一直以相機創作和紀錄的黃勤帶，在2015年開始執筆，把他們的故事寫成了書。「這好像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因為我是攝影師，我實踐過他們的一些攝影理念，而且我在日本讀書，能夠看日文資料，也有能力用文字寫書。我覺得同時有這幾個元素的作者，不是那麼多，所以這書的價值是重要的。」在此書出版後，黃勤帶說沒有計劃再以文字寫書，但他會一直做下去的，是攝影。「日本的攝影家給我有很多啟示，森山到現在還在拍照，中平如果未過身的話，我想他仍會繼續拍。很多攝影家都是到八、九十歲仍然在拍照，這件事我都希望可以做到。對於攝影，我都算執著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