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談中國現代文學的 “Obsession with China”，為甚麼後來會被華語學界熟知為「感時憂國」？而當他再次使用同一個 “obsession”，這個詞本身又已經悄悄改變了意思。陳國球教授延續此前刊於「虛詞」文章〈「感時憂國」還是「情迷中國」？〉的討論，寫下〈繼續情迷？——夏志清與「感時憂國」文學史〉，重讀夏志清1975年評論姜貴、余光中與白先勇的文章。早年的 “obsession” 帶有明顯批判意味，到了七十年代，它卻逐漸轉向失落、懷舊、放逐與對昔日中國的追憶。 (閱讀更多)

從教大薪傳文社，到第一本詩集《无咎之年》，徐竟勛的寫作走了十年。八月中，他與同為薪傳文社成員的施偉諾對談，從王良和的創作課談起，回望閱讀、師承與「叛逆」如何慢慢塑成自己的詩。《无咎之年》編輯劉梓煬記下這場分享，也寫下編書時才逐漸發現的徐竟勛：他偏愛日文漢字、古漢語，會把VTuber、遊戲王寫進詩裏，也常從「壁癌」、藤壺等不起眼的事物落筆。 (閱讀更多)

意大利作家迪諾．布扎第的短篇小說《七信使》，以近乎數學化的設定，把時間、距離與有限生命連結起來。這篇文章的作者陳慧寧從小說的時間設置出發，借用許榮哲對故事結構的分析，再將視線轉向作品中無止境延伸的空間。文章由羅馬建城傳說、城邦邊界與愷撒「跨越盧比孔」等意象，嘗試把《七信使》放進另一套關於界限的閱讀之中。當信使離開得愈來愈久，而王子仍選擇向未知前進，一個有限的生命，又將如何面對無止境的前方？ (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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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吳曉樂在檳城往吉隆坡的火車上，四個鐘頭讀完賈奎琳・哈普曼的《對男人一無所知的我》。 小說寫的是40名互不相識的女性被囚禁在地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了甚麼。當控制突然消失，她們重獲自由，等待她們的卻是一個幾乎空無一人的世界。 最打動吳曉樂的，是敘事者看自己身體的方式。那種未經任何人告知的「第一手體驗」，她說自己早已不可復得，因為在那之前她已經「被告知得太多了」。敘事者卻不是這樣，她有自己的文化、歸屬與度量衡。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