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人一起記住 那事情有發生過嗎？ ──專訪 《傷心公園》 導演黃嘉祺、演員鄧濤、張毓軒

「我也知道，我現在講的話很奇怪，但沒關係。可能這朵花有一種特別的頻率，只有活在痛苦中的人能聽見。因為回憶和說話所帶來的，那一種痛，就好像對講機的頻道 …… 如果我們全在頻道三，我們就可以聽到對方了。但如果有人在頻道四，我們聽不到他們，他們也聽不到我們。可能我們跟花，都在同一個頻道。」這是土耳其演員 Melih Selçuk 在《傷心公園》中的獨白。有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就差一個頻道。

演員鄧濤在電影開場的獨白，也帶出作品另一條主線——記憶。她說，她認識了一位新朋友，每次見面，對方都戴著口罩，她一直以為自己清楚他的長相。直到有天對方脫下口罩，樣子竟然與自己記憶中的完全不同。她開始懷疑，那張一直存於腦海中的臉，是否真的存在於世上？

《傷心公園》是香港亞洲電影節選映作品，也入選哥本哈根及韓國 DMZ 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導演黃嘉祺影像風格獨特，前作《野小子》獲鮮浪潮大獎。《傷心公園》是她首部執導的長片，電影彌漫著詩意、夢境般的感覺。而這部電影的編劇，除了她，還有攝影師和四位演員。

電影界乎於劇情片和紀錄片之間，一時劇情奇幻，一時加入獨白和演員訪談。電影中，字幕的顏色會變、畫面的長寬比會變、畫質也會變。拍攝團隊透過角色手上的鏡子反照，數度入鏡，形成虛實交接的場景。團隊這樣形容作品：「演員分享真實經歷，卻不透露自己究竟是以本人，還是角色的身份說話。」

電影於台灣取景，街道上的人照常行走，角色帶著奇幻的東西穿過街頭。物件讓難以明言的感受，一一有了形狀，也保留了些少滑稽。阿兔（鄧濤飾）用望遠鏡窺探別人、抱著大鏡子上路，又在街頭吃麵時猛追著別人；阿信（張毓軒飾）罩著大膠桶在街上跑；小曼（王渝屏飾）喝澆花用的水，又罩著閃閃發光的球體跳舞；阿神（Melih Selçuk 飾）對著小曼留給他的膠花自言自語，時說土耳其語、時說英語。最後，他把花種在廁所地板上。人在傷心的時候，做出來的事，本來就不那麼合乎常理。

電影中都是孤獨身影，人與人有著無法跨越的距離。角色曾經相遇、擁抱親吻，一下子又變得疏離甚至失聯。團隊出鏡、訪問者的聲音鑽進場景，頓時讓觀眾感到孤獨的人物以外，也有別人。然而英文片名是 “I Heard That They Are Not Going to See Each Other Anymore”（我聽說他們沒再見面了），又將人物帶回各自的寂寥之中。距離和記憶是甚麼，都在一場奇幻的旅程中，曾經接近，又終究沒有答案。

11 月 7 日，導演黃嘉祺、演員鄧濤和張毓軒出席電影分享會。從分享會到隨後的專訪，他們討論演員如何把個人經歷帶進一場戲，也談及記憶。若一段共同經歷最後只有自己記得，要怎樣相信它確實發生過？

鏡頭前說話的是角色，還是自己？

電影中的某個黃昏，Melih 去丟垃圾，畫面伴隨台灣收垃圾時播放的經典音樂《少女的祈禱》。

鄧濤：你丟了甚麼？
Melih：我的人生。
鄧濤：那裡面有甚麼？
Melih：我的人生，連同我的心，我也一併丟棄了。
鄧濤：你丟了你的人生，為什麼？
Melih：因為我討厭我的人生，我討厭他，我想要改變他。
鄧濤：想改變甚麼？
Melih：我的人生。因為我不喜歡他，我的人生太無聊了。我不是在演戲，我是在講事實。如果我把事實說出來，成為真實的自己，那我的演技就會更自然。

《傷心公園》沒有完整劇本，劇組用一張類似 Excel 的表格，列出每場戲要發生的事。到了拍攝訪談或獨白時，黃嘉祺只給演員一個處境，讓他們自己思考、回應，而那些段落，只會拍一兩次。

對黃嘉祺而言，比起預先寫好的對白，她更在意的，是演員的真誠反應，因為「反應騙不了人」。她認為「真實」本來就很主觀，有時連自己也無法判斷說話的真假。在拍攝《傷心公園》時，她無意分辨每一段話是真是假，因為「用心感受，比判定事情的真假更重要。」

那麼在導演喊下 Action 之後，演員怎樣分辨當下是在做自己，還是演角色？鄧濤沒有刻意區分。她覺得，若一句句細分，會錯過這種拍法的有趣之處。她說：「我們幾個演員透過角色，或者是一種容器，說出想法和感受。」大家各自放進去一點，而她回頭看才發現，原來有人跟自己想過相近的事。

張毓軒說演員可以靠技巧處理表演，但自己一直相信「當一個人演得真摯時，你會感動到觀眾多一點」，而這次紀錄片式的拍攝，讓他重新靠近「真摯」這件事。

當紀錄片遇上劇情片，拍攝的界線在哪裡？

《傷心公園》劇組小、預算有限。拍攝期間，幾個人住在沒有電梯的攝影師家裡，張毓軒睡客廳地板。鄧濤記得自己是最早起床的那個，自己化妝、弄頭髮，準備當天要穿的衣服，拍完又要洗衣和乾衣。演完自己的部分，還得到街上幫忙攔車，讓拍攝順利進行。回到住處，大家繼續聊天，沒有明確的下班時間。

對 Melih 而言，拍攝時的不確定感還有另外一層，他每天收到中文拍攝通告（團隊沒時間做英文版本），他知道幾點起床和有車接送，其餘的，都要待上了車再說。有一幕還要到深山拍攝，鄧濤笑說，就算他被賣豬仔（被誘拐）也不會知道。團隊不懂土耳其語，Melih 在鏡頭前說了甚麼，其實當下無人知曉。但這種經驗，讓他覺得自己像在拍紀錄片。

這樣的拍攝方式，源於黃嘉祺過去拍紀錄片的經驗。黃嘉祺說自己不擅長寫劇本，一直以來，她花時間跟紀錄片被攝者建立關係，而那些人本來就沒打算在鏡頭前演出。有次她忽發奇想，能否將這套方法，用在受過訓練的演員身上？她拍《傷心公園》想問的是：如果演員暫時放下演戲的成規，先感受自己面對的人和事，拍出來的，會是甚麼？

然而拍到演員情緒波動時，黃嘉祺發現自己還沒預備好。她說：「當他們說了一些我感覺到是真實經歷的時候，我不知道，為甚麼我在鏡頭後，會有不好意思的感覺。」平常拍紀錄片，遇到這種情況，她會思考是否要暫停。這次她也分不清該怎樣處理，「有時候覺得，唉，死了，還是要繼續的，但總之是有那種愧疚感。」

回頭看，她覺得這個做法還在成形，並坦言拍攝時準備得不夠，原本可以由導演給出的材料，要由演員從自己熟悉的經歷裡找。效果可能是很真誠的反應，但也讓她想到，演員可以選擇把私人的經驗交出來，但不能預期他們每次都有東西可以給予。

在哥本哈根影展上，Melih 跟黃嘉祺說，在《傷心公園》中，他已經把自己最私人的故事說出來了，下次未必還有甚麼可以給她。黃嘉祺覺得他看得很透，「他知道過程是發生了一個怎樣的化學作用，才有了這個成果。」而他也清楚知道，自己已經給予了能付出的東西。

電影拍完後，類似的疑問從片場走到電影節。黃嘉祺原先沒想過把《傷心公園》投去紀錄片影展，直到朋友看完，問她有沒有考慮哥本哈根國際紀錄片影展（CPH:DOX）。她第一個反應是，片中數人明明都是演員，但觀眾未必認得他們，那條界線該怎樣定義？後來電影獲選於 CPH 世界首映，黃嘉祺感到意外，也擔心選片人承擔被質疑的可能。但她說選片人在電影中看見了紀錄的成分，這已足以讓其進入影展。

她也遇過一個實際問題，有香港串流平台分設「紀錄片」和「劇情片」兩個欄目，負責人問她這部電影應該放在哪邊。她說要面對香港觀眾的話，那就放在劇情片吧。反過來，Melih 在紀錄片影展現場，有認得他的人問：「你這位演員來這裡會不會覺得奇怪？」黃嘉祺記得他想了一陣子，回答說，確實有點怪，但拍這部片的時候，沒有覺得自己在演戲。

對於虛構與紀實交織的拍攝經驗，若有機會，鄧濤還想再作嘗試。她說作為演員，希望有能力適應不同的敘事和表演方式。小規模製作為她帶來新鮮感，「我們其中一個很棒的部分，是大家都很願意坦誠，顯露我們的不確定、並不知道的狀態。」她享受跟小團隊一起尋找答案的過程。在《傷心公園》劇組，她發現了，原來演員可以這樣參與一部電影。

有關記憶：如果沒人一起記住，那麼事情有發生過嗎？

鄧濤在電影中說：「假設我活到很老，也許活到九十歲或一百歲。然後我身邊的朋友，他們都已經不在了。那我就會覺得，曾經以前發生過的事情，都沒有人和我一起記住，如果沒有人和我一起記住那件事，那麼，那些事情可能沒有發生過。」

黃嘉祺記得，拍攝訪談時，聽到鄧濤說到記憶的命題時，自己在鏡頭後流淚。那一刻，黃嘉祺想起前度。她後來才想明白，如果對方選擇把一切忘掉，她會覺得自己像一個憑空想像出那段經歷的人。而明明，有過另一個人在場。

對於可能會消失的片段，她覺得電影能承載記憶，但這個問題的發展方向，亦超出她的想像。她說尤其是南美的觀眾對「記憶」這件事更為在意。她記得曾有觀眾在問答環節說，「誰記得甚麼」的這件事，是很政治性的問題。當故事從私人回憶，移到一群人的共同記憶，誰的記憶會留下、哪一部分又會被寫進歷史，就成了另一個問題。

張毓軒想到的是，記憶在日常生活裡怎樣溜走。他說自己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人。至於要不要分享感受和記憶，他會猶疑：「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把感受說給人聽？有時不敢表達，或者是怕會阻礙、影響到其他人。」張毓軒分享，他家裡養的狗近日去世了，「那麼牠在這裡，還是不在這裡？上一秒還在，下一秒又不在了。」他有時會問自己正在做甚麼、想甚麼，心裡混亂。有時連自己當下的感受都還沒有理順，時間已經在往前走了。

鄧濤覺得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她說在這個年代，看似有很多工具讓人們作出互動，但她也會懷疑，自己有沒有真的和誰相處過、有沒有在誰的生活裡留下過一點甚麼。只是，她仍希望自己可以有跟別人互動的回憶，「雖然最後關於這件事，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或者怎樣，可能結果是一種悲哀的傷心。但我還是期待跟別人一起去發生經歷。」

那些難以言說的感受，電影能留下什麼？

談到希望觀眾從電影帶走甚麼，黃嘉祺希望做創作的人能感受到那股能量，「當你沒有甚麼資源，或者沒有甚麼可以做到的時候，便剩下你想說的話的能量和力量。」她期待觀眾不要以傳統敘事方式看待電影，因為作品「真的好像記憶一樣」，而記憶並不完整。在她看來，作品帶給觀眾甚麼感覺，比講述了一個怎樣的故事，更為重要。

張毓軒希望大家「感性一點去看，不要那麼理性。」談到甚麼是浪漫，他說：「不是用錢堆砌的，那是一份真心、即時性的東西。你可以去弄一頓大晚餐，但勝不過自己做一個蛋糕。」

鄧濤很喜歡《傷心公園》這個名字。她想到一個人不知道可以去哪，或是朋友想坐下來談話，都可以去公園。她說：「我覺得公園本身就承載了很多不同情緒。這部電影也給我同樣的感覺，有許多感受未必能用語言清楚表達。」

不論是傷心的公園，還是「我聽說他們沒再見面了」，這種距離和模糊的記憶令人有點傷感，但電影又把這些感受記錄下來，讓人物流淚、說出內心的說話，留下一種浪漫的回憶。就像鄧濤在電影中憶起，小時候有一次哭了，媽媽拿來一隻杯，接住她的眼淚。「媽媽對我說：這些是很寶貴的東西。至少她想我記住，這些感受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