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作為現代中國政治和文學中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之一，詩人與政治人物，愛國者或叛國賊，但其故事從未被妥善地講述過，甚至現時中國禁止任何關於戰時合作政權的學術研究，以汪精衛為最。在《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中，作者楊治宜認為汪精衛的抒情詩在建構他的政治身分上扮演了核心角色，而且深刻影響了大眾對他的身後記憶。她援引中國大陸、臺灣、日本、美國、法國與德國的檔案，以及回憶錄、歷史期刊、報紙、訪談與其他學術作品，嘗試以批判的角度與客觀立場，來探究汪精衛政治、文學與個人生活的傳記。

香港作家陳志堅沉澱五年後出版第二冊散文集《記憶的錯序》，作品訴說記憶中的成長故事、生活中的人情冷暖，甚或是教育界的眾生相。劉偉成博士為他作序，認為他的文章有種「哽咽感」，並像在通過寫作尋找妥協的空間和分寸。又因為他是個工作狂，劉偉成認為書中讀到陳志堅所爭取的寧靜時光，都像是啟動「懺悔」的程序，而對於一位文化水平把關者的教育界高層來說，有勇氣接受妥協後的標準成為生活的常規，才是最難面對的窘境，但劉偉成又問，若不妥協，又如何尋回嚮往的寧謐？又怎可能再滋養自己的文學生命？

第77屆法國康城影展近日開幕，中國著名獨立電影導演婁燁亦憑著偽紀錄片《一部未完成的電影》，相隔十二年，第五次參戰康城影展，並入選特別展映單元，放映後更有觀眾以中文大喊：「婁燁中國最偉大的導演！」《一部未完成的電影》亦因為拍攝了武漢封城期間的真實場景，引起了爭議，電影至今未獲中國大陸的電影公映許可證，在「豆瓣」的影評也全被刪光，內地影迷皆料無法在國內放映，如今幸得以在康城影展上展映。

成立於1997年的獨立出版社「進一步多媒體」有關成員近年離開香港，令業務一度靜止，社長丁南僑今天在社交平台發出結業通告，表示難以再於香港「出版我們理想中的書」，出版社已於2024年5月8日正式結束。

「生老病死」為人生必經階段，生而在世，疾病總是無可避免。疾病令我們感到未知、恐懼與創傷，但同時亦是驅使我們認識、調節自己的一個過程。經歷三年疫情，香港人對疾病都不會陌生，它既是這個社會的表徵，同時又是揭示深層社會面貌的隱喻。本年度文學季以「別來無恙」為主題，由作家袁兆昌主持的開幕講座「患得患失——疾病、治療與創作」，更邀得藝術家白雙全、作家蔣曉薇及洛楓，與讀者分享疾病與創作之間的微妙關係，如何透過創作療癒傷痛。

相較同代香港人，無論動畫抑或漫畫我都看得不多，甚至少於我生之前寫就「小玉典珠釵／鉛華求長埋」、「庵中孤清清／長平難逃情」，與古爲徒那位詞人 ── 傳說林夕本來不看漫畫，直至朋友委以漫畫爲題包辦一張「概念大碟」、送去一棟一棟漫畫書供其閉關修煉，煉成一張包裝精美的個人音樂專輯，收錄〈大雄〉、〈愛與誠〉、〈飄流教室〉多首膾炙人口之作，封面封底模仿日本漫畫印刷於書套之上，內頁更綴以歌手扮演不同漫畫角色造型照片 ── 儘管歌詞未必有助我們認識同名漫畫作品，例如《愛與誠》主人公究竟養貓養狗還是兼容並蓄，筆者至今不得而知。

王潤華書寫橡膠樹，華人就跟它一樣，在同一個時候被英國人移植到南洋土地上，然後紮根開花結果，為當地帶來文明與經濟繁榮。〈在橡膠王國的西岸〉裡，王潤華描述站在南洋歷史上第一棵橡膠樹下，內容提到一些具體的地點，這些地點往往勾起作家對童年往事和個人社會關係的記憶。這種情形似乎就如巴舍拉所說的把自己放在一個夢的狀態裡去，把自己放在一個日夢的門檻上，把自己棲身在過去的時光裡。也就是說，作家的記憶往往是與地志空間聯繫着的，而且是在生活的事件中存在着情節與人物的關係。因此，當他談論這個地方的時候，他就會唱起關於這個地方的思鄉曲，會寫下渴慕這個地方的詩句，就像一個戀愛中的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王璞的故事發生在長沙、上海和香港。她以三個城市為題，寫下超過半輩子的真實故事，那就是她的回憶錄《故城故事》。 王璞的《故城故事》很好看，一翻開，就讓我停不下來。這不僅僅是因為王璞是我很喜歡的作家，一向喜愛她的文字書寫，還因為她的回憶錄，除了寫出自己坎坷不平的經歷，還反映了她所處的那個時代，有很深刻的時代印記。

龔萬輝終究沒有成為一個職業作家，他在馬來西亞，主要以教畫、參展、賣畫為主要收入來源。近年也為報章繪製插畫和發表寫生小品，作品廣泛得到認同和受到歡迎。我們看龔萬輝的作品，他的「遺棄美學」（這是鍾文音為龔萬輝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隔壁的房間》寫序時直接指出龔氏深受駱以軍風格的影響）仍然是一座時空迷宮，讓他的小說處理最後往往回到記憶或夢中，成為另一場永無目的地的途中。這「記憶或夢中」恍惚成為龔萬輝美文書寫的特色，揮之不去。

甄拔濤在劇作《柏林的金魚》中描寫一個遷泊不定的遊人，一段發生在異地的戀情，與一些他無法放下的記憶。他在兩個女子、兩個城市之間來回往復，不論身處何方，都無以安心，永遠在希冀與失落之間拉扯糾結。這套在2019年首演的舞台劇，當中探討關於去留與離散，記憶與遺忘的命題，如今再次上演，或許觀眾更能感受到共鳴。近年遊走在德國與香港之間的甄拔濤則說，不論身處何地，人所需要的，是一個能令心靈停泊的船錨。

半年前，大館聯合非牟利音樂機構「一個人一首歌」和「大台主」，以及高錕慈善基金，舉辦社區藝術計劃《記不起一個人，哼得出一首歌》，招募年輕家庭及新晉音樂創作人深入認識腦退化症，希望透過共創音樂讓大眾以正面態度面對疾病。上月一眾參加者於大館出席成果音樂會，計劃的策劃人、創作總監兼創作培訓導師的唱作人馮穎琪更請來歌手黃妍任演出嘉賓，一同分享關於腦退化症的故事，傳揚正面信息。

香港中華書局今年推出劉以鬯散文集《同道心影》，收錄了〈顧城的城〉一文，又適逢顧城離世三十週年，當年《香港文學》第108期特此設計專輯，劉以鬯為其撰文，說明顧城、謝燁夫妻倆與《香港文學》的緣分與通信內容，由此表達對兩人的不捨哀逝，紀念這名詩人。

由第一本小說《傷城記》開始，潘國靈致力實驗各種書寫的可能，蔣曉薇從「孤讀者」和「洞穴」這兩個概念，分享閱讀潘國靈作品的一點想法，也談收集了他橫跨十五年短篇小說的《原初的彼岸》，從中可以見到其靈活創新的寫作手法，並對疾病書寫、消失物、記憶與遺忘等母題的關注。

殿堂級兒童文學作家周蜜蜜最近推出回憶錄《亂世孤魂：我與羅海星，從惠吉西二坊二號到唐寧街十號》，追憶其丈夫、民主運動家羅海星被關押在中國的創傷經歷，也寫其家翁羅孚被告以間諜罪軟禁多年、終被釋放前後的種種軼事。經歷大時代的苦難，周蜜蜜回望自己人生走過的路，將那些曾經真實發生的事情一一紀錄，內容寫得有血有肉，除了要讓讀者與後代知道真相，亦是對家人對自己的一點交代。

去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與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聯合主辦「跨文化對話、協商與現代性：現當代華文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來自香港、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的多位學者，於線下及線上同步參與會議。來自多個領域的研究者乘著工業、科學與技術發展的羽翼，齊聚於此，得以跨越地理空間的界線討論交流，與會議主題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呼應。

盛夏日子，客廳裡放著的切花一天一天衰敗，本周的瓶花放著朱蕉、鬱金香、桔梗、蠟梅、庭園玫瑰、地榆、小菊、粉雪、胡蘿蔔花、黃花、金合歡與尤加利葉，一大把繁花盛放。我總是以為，一室有花，就能在平凡日子裡平添許些精緻。然而，剪花易謝，鬱金香一晚就凋謝，玫瑰不耐熱，就算每天剪枝換水，還是緩緩垂下了頭，其他的花開到荼靡，散發著濃重的乙烯，一大束花從豔麗到凋謝，不過是幾天之間的事。花瓶從大換到小，一束花慢慢變成一小把，最後剩下幾支最是耐放的，比如菊花，比如乾燥了的尤加利葉。

「激發的細胞連在一起」是大腦產生記憶的過程，亦是灣仔茂蘿街7號一個展覽的名稱。策展人兼參展藝術家之一的梁基爵說，展覽是想借助這幢重建後的歷史建築講記憶。

早前兩位藝術家鄭子峰、李曉華於藝術空間Para Site的天台工作室舉辦雙人展「人為/狀態」，在翻閱、瀏覽過Para Site多年來的檔案後，鄭子峰以微距攝影將歷史圖片反覆重製；李曉華則復活達蓋爾銀板技術，進行「無對象」攝影。當人類建構檔案以記錄自己的存在，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狀態？

查映嵐看Georges Didi-Huberman那四幀在納粹滅絕營偷拍的照片，想到當下我們因為言說危險而痛苦，那些曾共同經歷、親眼目擊的事情，全都成了各自收藏的秘密。或者，只要我們願意，我們還是能夠找到新的方法，持續以當時的傷牽繫彼此。

以陳炳釗獨白開場，《鐵行里》早已預告這是圍繞個人的劇作，飽含私密的情緒，同時對於空間的解讀亦很有層次，除了提及人民與空間的關係，劇作亦聚焦於極權如何利用空間，壓迫人民，我們如何以保存記憶，以及肯定自己記憶是真實，作為另一種論述對抗？

「講古佬」雄仔叔叔看過《鐵行里》綵排寫來隨筆。沒有打針無法進場觀演，他由城市空間、人情聯想到權力關係，也在腦海重構九十年代，陳炳釗一台獨腳戲中，等待的一個哈維爾。歷史與記憶在離散，身份在潛行，他信我們總會領略到無權勢者的力量，守護記憶中的原鄉。

不時傳來歌詞評論的姚慶萬，這次從教導學生作文的角度，分析MC張天賦的〈記憶棉〉，解構填詞人林寶如何以床、枕頭連結失去的戀情，並運用鋪排讓這些道具蘊含了特別的象徵。

香港歌德學院、德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等機構聯合舉辦「猶太人在德國及來港逃難的生活」展覽，匯整珍貴史料及照片，以及關於舞蹈、流放與記憶的裝置作品《清》，讓公眾首次目睹這段與香港戰前及戰時命運密切相關的歷史。

午後的陽光灑在中環街市的玻璃窗上，穿進光滑的水磨石樓梯，把經過的人影拉得很長很長，鄭寶鴻的黑影由梯級平台起起伏伏延伸到地下，「這樓梯沒有變！」他迎著光說。180年前，這裏還只是一片荒蕪的小山坡，今天就成了人來人往的山城地標，鄭寶鴻帶我們在這既熟悉又陌生的街市走了一圈，關於中環街市的回憶又在他腦裏走了一遭。

本地詩人蔡炎培於 9 月 6 日離世，香港文學館聯同友好團體於新蒲崗舉辦文學追思會，蔡爺生前親朋好友、文人雅士出席紀念，致詞獻詩，以表對這位文壇瑰寶的追悼之情。

「如用這歌/可以代表我」點開手提電話裏的音樂播放器，那些自製的播放列表代表了怎樣的你？失戀時聽《分手總約在雨天》，熱戀時唱《小涼伴》，星期一要播《邊一個發明了返工》⋯⋯十多年沒有聽廣東歌的畫家黃曉楓與從小聽廣東歌長大的插畫師及產品設計師Goodbye Victoria辦了一個「估歌仔」畫展，那些歌同樣代表了某一個時期的他們。

收拾，一個尋常不過的動作，卻總會觸及收拾者內在的部分。一張褪色單據、一個人、一個地方、一個時代、一段回憶，在囤積與清空的過程中，總會讓人回看及整理自身。香港文學館第七期文學及文化專刊《方圓》以「收拾」為題，於日前舉辦了讀書會「執．拾．斷捨離（不了）」，邀得劉學成、葉梓誦、Ren Wan及鄧小樺作嘉賓，分享收藏整理的軼事，以及與「收拾」相關的書籍。

街頭硝煙散去，塗鴉痕跡隱沒，但光影殘像仍像幽靈縈繞城市，成為無可消除之傷。陳諾諺以周敬勤的《天暗亦明》、姚仲匡的《暴動之後，光復之前》和郭臻的《夜更》三部作品為例，從倖存者、物和旁觀者三個角度，看電影如何回應反修例運動的記憶與後遺的集體創傷。

記憶暫時收藏，予以《留念》。最charm詞人周耀輝聯乘最型歌手王嘉儀，一齊創作多層次展演項目《留念》，從著名藝術家夏碧泉嘅收藏品出發，一步一步以藝術、音樂、表演聯繫更多生命，意念延伸，人人留住。

以為紙本文學雜誌只登資深作者，你就錯了，今期《無形》特意邀請五位從沒在此發表文章的新晉作家，初登《無形》與各位讀者見面，以不同文體寫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字，小說散文電影札記詩歌等，各擅勝長，請來認識這些優秀的青年作者。

游靜的雜文集《另起爐灶》再度復刻，書中包含短篇小說、文化評論、散文、當代思潮等，江俊豪形容像是「家書」。但家的想像，今日卻比文集所寫的舊日往事更難以想像。雜文是零碎的記憶，但記憶的結集如《另起爐灶》，卻是現在整體歷史的一點憑藉。

吳孟達走了，大家談吳孟達時可能都會想起周星馳，但何兆彬提到，在周之前，他的最佳拍檔是《新紥師兄》的梁朝偉。戲中吳孟達教訓梁朝偉：「我們不是要訓練罪惡剋星，也不要辣手神探，我們要的是公僕，維護紀律的公僕！」不過， 一如北上賺大錢的很多港人，今天的達叔已不是我們記憶那個吳孟達。

最初出版於2005年，去年由香港文學館復刻再版的杜杜經典文集《飲食魔幻錄》，勞緯洛形容，此書不但是一部有關地方飲食的博物志，同時也是一部活化城市記憶的召喚書。故物重現，並體現在日常飲食中，是一份不想記起、卻又未敢忘記的深幽情緒，對於這座城市的一種奇特的愛。

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又再贏得」大選，令一直敢怒不敢言的白羅斯人走上街頭，政局動盪，連諾貝爾文學奬得主阿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也被政府派人騷擾。彭依仁從阿歷塞維奇的作品《二手時代》，談到夾在懷舊文化與物質主義的後蘇聯時期裡，所有俄羅斯人精神面貌的改變。

「只要不知道擁有，可以不察覺失去嗎？」

偶爾飄搖的黃花,降落在他的手中。正等待著勝利的歸來。

《浴火的少女畫像》，如也看了三遍。「當你注視畫中人，我又在注視著誰？」即便不是建立於畫與被畫的凝視，但凡是在某些境況下、來自某個人的注視，即便些許飄忽，如也覺得都是一樣，懷著某種好奇和慾望；只是，觀看者與被觀看者感受到的又會是甚麽？箇中深藏著怎樣的差異？

當我們一日學不懂怎樣與地球，即大自然共生共存，繼續妄想自大地以萬物之靈自居，我們便要一直在這個「末日」輪迴中受苦受難。又或許，只有放下「人類」這一種執著，才能如佛陀般，超脫於這種屬於「地球」的「靈魂」的輪迴之劫。

原本已著手安排逃走路線的人，得殖民宗主國恩賜，面前多了一道敞開的閘門。 我們一家四口受惠於居英權計劃，獲得英國國籍，最終卻沒有選擇落戶英國。1993年底，我們展開了超過二萬五千公里的長征︰從啟德機場出發，經洛杉磯、三藩市、夏威夷，再去溫哥華。我父系一支多半在美國，所以我們一家也申請了綠卡；母親有親朋在加拿大；但我們又從溫哥華飛越半個地球來到南半球，取道新西蘭，最終在澳洲悉尼落腳。其後爸爸回港繼續工作和學業，像那年代很多已婚男人一樣，展開「太空人」生涯；我們姐弟二人則換上新的校服，在一月的炎夏開展新的校園生活。

這些年來，能將時間放慢的日子屈指可數，其中一次是2014年的秋天。還記得那時候，金鐘一帶空氣清新，艷陽高照，散發著一種澎湃的生命力。那時候在附近上班，午飯時總喜歡到周邊散步，看著各有各忙的人，心情特別舒暢，連帶工作效率也好像提高了。沒有記錯的話，佬訊本身好像也是那個時候萌生出來的想法。

深不見底的扶手電梯，宮殿式的建築和裝飾佈滿整個莫斯科的鐵路網絡，那地鐵一進來時如颱風來襲，多次嘗試在車廂內和友人交談，卻是被那地鐵轆過車軌的聲音掩蓋。在地鐵中每個乘客都極奇安靜，不少人拿上書本品讀，而且裡頭基本上無法接收訊號，乘客甚少沉迷電話，車廂寧靜得聽到當下的心跳。那時旅客少，只有我不斷在研究俄語發音的車站名和轉換路線的程序，分辦顏色、字形、讀音成了我解讀鐵路站的法門，避免過了站和坐了調頭車的失誤。

回憶是一連串的解鎖，推開一扇門走進一間房間，然後在衣櫥後發然一個地道，隨著每一次的逃脫更深陷其中，如同都巿傳說《無盡屋》一樣。「房間」包羅各式形相。有時候，被遺忘的故事生長成一個陌生的城巿，橫在面前，默默地注視著旅人不經意的穿行，通過緬懷觀照內在。

問老媽當初為甚麼要這樣命名一個無辜的嬰孩？她竟然說是因為易寫、易記！「 易寫 」或許是，「 易記 」卻不見得，整個中小學的歲月，沒有一個老師或同學讀對了我的名字，總是「 小紅、小紅 」地喊叫，益發在叫喚「 妹仔 」，彷彿注定的勞碌命！

另一部不被出版社接受的集中營文學，就是與《夜》以及《安妮．法蘭克日記》並列為猶太大屠殺三大經典，意大利作家普里摩．李維（Primo Levi）的《如果這是一個人》。與《夜》和《安妮．法蘭克日記》相比，《如果這是一個人》中譯本甚至姍姍來遲，然而它比羅塞特或維瑟爾的著名作品更早出版（1947年），當時意大利左翼作家帕韋澤（Cesare Pavese）和娜塔莉亞．金斯堡（Natalia Ginzburg）曾經建議作者延後出版這本書，但本書出版後，立即獲另一位左翼作家卡爾維諾為作者撰寫書介。

黃燦然說：淮遠是香港最好的散文家。在淮遠的散文裡，他一方面以詩化語言經營跳躍的節奏；一方面則用小說化的長句，精簡幽默地書寫人性善惡。「散文這種文類不用定義。你可以用散文寫詩、寫小說。界線全由自己決定。」

戒除對一個已然離開的人，心生思念，是K在我生命最初的幾年，要我嚴格地遵從的第一道守則，遠比保持誠實良善，不要和陌生人交談以及多吃蔬菜來得重要。我猜，我曾經是個順從的孩子，而且善於計算，以為可以通過順從，順利地交換到認同和愛。

「時間向後，時間又奔前。」 陳智德沉默的時候，列車在他的頭上倏地掠過。就像詩作〈早班列車〉描述的一樣：時間只會如列車一樣前行，卻總在引誘我們回望，過去那些消隕渺散的破滅靈光。身處這個價值崩壞的時代，陳智德卻對我們說：「招魂」，可以提供超越現實的正能量。《這時代的文學》與《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就是陳智德鈎沉碎物，以筆觸招魂到當下的重要新作。

長居城市的我們鮮有關顧香港的山林，然而對張貴興而言，雨林卻刻有砂拉越的思考方式。我並不是為了東拉西扯騙字數才寫的這種煞有介事的「香港—砂拉越」對比的，從歷史上而言這兩個地方實在是非常相似的，這使我對張貴興的雨林書寫一直有著無比的興趣。在《野豬渡河》之前，張貴興的雨林已有著沉重的歷史幽靈在背後遊蕩。《群象》試著勾出隱匿於砂拉越雨林的地下馬共足跡，《猴杯》細緻地處理殖民者與本地人的混雜關係，在《野豬渡河》之前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沙龍祖母》已經嘗試處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史。可以說，張貴興的長篇小說無一不指向重構砂拉越歷史的企圖。

味覺記憶時常是關於親密的。親人家常便飯、友人偶爾聚餐，都是情事，在作家身上尤其烙下深刻印記。由香港文學館主辦，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第四屆「香港文學季－－五味雜陳」的主題講座「味覺旅行與文字記憶」，邀來了詹宏志與馬家輝作講座主講。二人均是見多識廣的多面手作家，且是好友，他們分享自身的食事經驗、文字下的味覺記憶，已讓人滿懷感動。

這些阿伯為甚麼還要固執地穿著那件阿伯底衫，大概是因為在他們年輕的時候，大約是在5、60年代，一件well made的線衫，是需要儲起五份一人工才負擔得起的奢侈品。

小：愛一樣東西是很難用幾句說話來交代的。我今年已經七十九歲了，我生於斯、長於斯，在這裡沒受過甚麼不必要的苦楚，反而得到很多好處。我在這裡接受教育，懂得獨立思考，可以自由地讀很多書，生活得很安穩，這些我都是感恩的。對於一個長我育我的地方，我覺得我應該回饋她，而回饋她的方法就是去愛她。當然她還有很多缺點，但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也會容忍其缺點，或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她洗去這些污點。我不知道是否做得到，但我愈來愈覺得，如果有能力的話，盡力而為，想辦法做些幫助她的事。

父親愛講舊時，每次我只有聽的份，畢竟他的回憶我並不在場。當他說起曾經在新蒲崗下班，暴動時被警察打傷。那是我第一次認識到「六七暴動」，以父親的回憶。而我無法想像那種痛楚，警棍是甚麼？藤牌是甚麼？直到雨傘運動以後，才找到些許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