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城市與文化書寫

盧瑋鑾（小思）在〈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文章中指出，1985年是討論「香港文學」的高潮是基於歷史原因。在如此巨大的歷史變動中，香港前途充滿不確定的因素，生活在當中的人難免感到迷惘不安。為釐清困惑，1984年12月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的1985年，文化上即出現各種對「中港關係」和「香港」身份認同的探討。文學是文化組成的重要部分，借討論「香港文學」以探索香港的身份認同便來得十分自然。四十年來，人物和城市的關係千絲萬縷，尤其在移動迅速的年代，「身份」一詞不停輸入新的意義，一時之間，也不免成為熱門課題。

2019年反修例運動，以及2020年初爆發的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後數年，香港移民人數激增。身處地緣政治複雜多變的城市，會對這座城市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從而對文化身份的認同性，書寫空間的邊緣化，使人一再緬懷昔日後殖民下的城市文化現象。

記憶城市的歷史文化

也斯的《城與文學》，內容談都市文化與文學的關係，多有啟發。都市文化不僅是空間議題，還是時間議題。我們在當下討論身份的意義，有種不得不在歷史懷舊中重拾往日文化的光輝歲月。

顯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小說的本士意識增強，某意義上雖促進了文化認同及身份追尋，但對祖國大地既愛又恨之情，使香港人趨之若鶩，這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時代的政治文化焦點。也斯的城市觀察著意關注城市發展的同時，也得聚焦於都市文化的歷史發展，從而決定都市的文化面貌。

也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談論香港城市文化現象，是從殖民混雜都會的時空變化之下來觀察的。殖民混雜的概念來自巴峇（Homi Bhabah）的「殖民混雜性」(colonial hybridity)，這是殖民文化再現的問題基要，而殖民的權力，也正在乎其產生混雜式文化再現的過程及效果。遷移界線下的思考，很多時穿梭在國際故事和民族故事以顯現都市文化的特殊存在。也斯文化評論的特色是在凝視香港的同時，也溶入對外國文化的觀察體驗。他以觀照的方式，而且是感性的、真摯的深入透徹當前實際，並將香港文化安置在歷史的大背景底下論述，即有遠瞻，也不失反思，符合香港文學文化的特殊性。

毋庸諱言，也斯偏愛細緻、被忽略的、日常生活的、或者本土的……這些邊緣角度作為觀察世界的角度。 也斯《城市筆記》中的〈看電視〉及〈賣木屐的老人〉作品中，可以探討作者和這個城市的關係。〈看電視〉中，把孩子看電視得入神的情景以特有的揉合真實與虛幻的手法書寫，既有距離地寫出孩子的神情，同時潛入孩子內心，寫出其中的驚疑與好奇。〈賣木屐的老人〉則以平實筆觸寫出一位老人家的生活年代與現代社會的距離。也斯善長透過街道形形色色生活的市民，掌握他們日常千篇一律，不為人注意的瑣細且有人情的香港味道。

文化人陳冠中的某些小說中的人物描寫，也是香港城市面貌展現的在地現象。陳冠中於1976年與友人創辦香港文化雜誌《號外》，配合熟悉影壇新舊事的鄧小宇、充滿創意又有不少點子的胡君毅，後來再加上博覽群書的丘世文，創造出一種頑皮又世故、勢利又天真的號外文體。陳冠中以他七十年代在波士頓讀新聞學時接觸到流行的新新聞體的影響，先以簡潔文筆、細查資料、耐心問答，寫出個人風格的採訪專題：如贊育醫院輸錯血、美沙酮戒毒、珍寶舫大火、恐怖的幼稚園、和諧式飛機等港式新新聞報道範例。

香港文化的特殊現象

陳冠中本身作為香港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號外》遠離政治，不反殖，配合當時港英政府的政策，促進「香港認同」、增強對香港的歸屬感。《號外》少談時事、少談社會改革，多談普及文化──時裝、品味、潮流、名人、電影、電視、流行曲、消費、女人心態，甚至賽馬等。《號外》最大的特色，是把當年開始城市化的香港中產生活「魅力化」glamourisation。在語文上最能突顯這個特色的是《號外》中、英、粵語夾雜的說話及文體。六七十年代的本土派是番書仔（受西方教育）出身，國學基礎不如老一輩，不能不借助英文。況且，要書寫評論普及文化、城市潮流，亦不能不借助外語。

通俗的報刊文化版也對陳冠中賣賬，官方辦的文化研討會也偶然會找他去發言。同時，陳冠中發展了《號外》的「百厭」文體，曾一度投入電影事業。由他以寫小說形式看城市老練的人情世故，最是恰當。也斯認為在文化與小說之間，陳冠中的小說既是從對實況人情的觀察而來，他亦是把人放在具體的處境中，面對曖昧的道德倫理處境去思考人的可能與限制。例如於2007年推出的《香港三部曲》短篇小說集，寫的是唐番交雜的嬰兒潮世代，五十年代橫空出世，六十年代孵長，七十年代登場，擔大旗演義新香港大戲，三個主角都是徹徹底底的香港人。陳冠中以傳統的言情故事，老練的人情世故去寫某一角香港的深層心理。

作為經常穿梭於北京和香港的文化人，陳冠中善於從香港的文化現象去描繪人物身處的背景，《香港三部曲》中的第二篇小說《什麼都沒有發生》以第一人稱敘事，寫人物張得志回首前塵往事，看自己如何逐漸成長為香港製造的現代專業人生，幫不同背景的老板打天下，永遠是第二把手，理性處理問題，不管正邪生意，總進場把事情辦好，然後全身而退。

陳冠中的背景令他對這些人物的生活和交往圈子非常熟悉，他用一種親切冷靜而實事求是的態度寫來，很容易令批判性的論者覺得政治不正確、意識有問題。有趣的卻正在作者爽快文明略見自得的自敘中往往也包含了自嘲，有時甚至安排在敘事裡流露出敘事者不覺的反諷。小說需要一定的對人情的了解，不光是講道理，有人物可容納龐雜人生，加上文字藝術，是入世的藝術，儘管陳冠中寫的是通俗的言情故事。

城市面貌的博物展現

透過博物與人物的書寫，展現城市面貌的多元化。西西《飛氈》為香港歷史的記述，其中不少是香港本土的記憶。作者雖說「肥土鎮」子虛烏有，但小說述說的事物，日常而親切，在在勾起人們的記憶。

西西的《飛氈》，處處可見與現實生活互相呼應的情節，以《飛氈》第一卷中的選段《茶樓七部曲》、《照相館》、《左鄰》、《右里》，宜於展示一些有香港時代特色的懷舊物品，分享對物的感受，如小說中一些早期事物或物品，如荷蘭水，即汽水，在南洋六七十年代稱之為荷蘭水或梳打水，主耍是將碳酸氣溶於水中，再加入糖漿、果汁或食用色素製成的飲品。清末期間由歐洲傳入中國，而荷蘭又是當時的主要通商國，故被稱為荷蘭水。 『荷蘭水』樽蓋掩, 自然被稱作『荷蘭水蓋』。 也因政府所頒贈勳章似汽水蓋掩被壓扁 （六七十年代， 物質短缺， 汽水蓋普遍被揼扁作兒童玩具用）, 故謔稱為『荷蘭水蓋』。除了解舊日香港的社會面貌，也藉以揣摩作者對香港昔日生活的情感。

「飲食」經驗應該是所有人所必然的成長經驗，從飲食文學中，可以分析出許多成為文學要素，也可以成為包裝的文學產品。成長中的飲食經驗可以成為文學經驗的書寫材料，甚至也可以是最簡單地被「創造」的經驗。

城市給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飲食品牌，盛名的饕餮食評之類的書寫，主要以作家對食物的深情浸潤到人生裡，藉由書寫飲食進而回味親情鄉情、品味飲食知識與社會文化，飽嚐豐富的生命滋味。飲食是文學作品常見的內容。不同地域、時代的作家，同是通過對吃的描寫，引發深刻感受，可從中體會不同的散文風格。

杜杜《飲食與藝術》，作者借飲食，串連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電影有關食物的描寫，引出無限故事和典故。而王良和《柚燈》的自序〈屋緣與燈情〉，了解作者的創作動機，並與另一篇同以柚為題的《碧柚》並讀。王良和所描寫的物是抽象的，寄寓作者對生命的體察和思考，而杜杜則實寫西瓜，表達對美好生活的欣賞。透過閱讀杜杜《飲食與藝術》第六章的選篇〈炎夏永畫吃西瓜〉與〈文學裡的西瓜〉，導讀王良和《觀柚》及《孤柚》，了解兩首詩中「柚」的含意。

城市物質豐富，作家寫作的對象，不少以尋常的物品作素材，可以看到香港文學處處展現美麗身影。若都市的歷史決定了都市的的文化面貌，那麼在討論「再現」香港文化城市美譽的問題以前，也許我們需要概括地結合歷史對香港都市文化所造成的影響，然後在跨科際整合方面，投入開拓更多發表渠道，讓創作者易於透過對博物的觀察和細緻描繪，呈現大大小小的故事。由此觀之，記憶城市與香港文學發展史，必能以另一種方式繼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