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記憶與想像的邊境 ——「跨文化對話、協商與現代性:現當代華文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紀錄

報導 | by  蔡樂佳 | 2023-02-24

2022年12月7日至9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與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聯合主辦「跨文化對話、協商與現代性:現當代華文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來自香港、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的多位學者,於線下及線上同步參與會議。研討會首日由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楊小濱教授與陳相因教授進行線上主題演講,其後兩日則移師至香港中文大學潤昌堂,舉行八場小組會議。在開幕禮上,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唐小兵教授、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系主任鄧思穎教授與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相因教授分別發表致辭,強調這是自疫情以來,中大中文系舉辦的首場實體研討會。來自多個領域的研究者乘著工業、科學與技術發展的羽翼,齊聚於此,得以跨越地理空間的界線討論交流,冥冥之中與會議的主題「跨文化對話、協商與現代性」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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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語言:在跨語際實踐中孕育成形的文化論述


長久以來,語言作為一種媒介,在傳遞信息的過程中形塑不同文化對於世界的認知,包括歐美與東亞的跨文化論述。以下四位學者藉助特定人物對於作品的翻譯與書寫,深入檢視轉譯活動背後個體與民族對於異文化的接受與思維模式的變動。


論及青年魯迅閱讀與內化的過程,就絕不能跳過他對日本出版物的接觸與吸收。崔文東教授全面調查〈摩羅詩力說〉總論所參照的九種新發現日文著作,探討魯迅在面對經過日本轉譯的西歐文化資源時,是如何建立起描寫普遍真實的純文學觀及作為國民心聲的民族文學觀,以及如何以詩人作為樞紐,把個體的心聲和整個民族的情感連接起來,遂創成其獨具特色的文學論述的過程。


而談到意義學與中國文化論述的形成,張歷君教授注意到在新批評理論建構當中所出現的人物張東蓀、在跨文化傳播活動中消失的譯者李安宅,以及張東蓀與英國新批評理論奠基人瑞恰慈(I. A. Richards)之間錯綜複雜的學術連繫。30年代到40年代間,整個中國學界關注的焦點仍在探問中西文化的分別,唯張東蓀提出從「中國言語構造」和「漢字思維」的角度去探討中西文化差異,與他受到瑞恰慈語言理論的影響密不可分。


世人皆知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立場,卻不一定了解他是如何從對神秘主義的興趣開始,轉向注重一般人能否通過美育來發展道德。丘庭傑博士從蔡元培翻譯科培爾(Raphael von Koeber)《哲學要領》這一事件背後發現了其態度轉變的線索。在蔡元培的思想歷程之中,改變的是其對於宗教啟蒙的揚棄,不變的則是其在建立現代知識論系統時背後一直存在著的一種非理性思潮的連貫性,也就是尋找一種實證科學以外的方法來重拾生活以及人生價值的內在信念。


作為一種沒有種族國族屬性、普世的第二語言和人工語言,世界語的存在一直與和平主義、人文主義、國際主義以至人類大同等思潮及思想密不可分。鄺可怡教授提及自己對於世界語的關注及學習興趣,並以香港出版的國際世界語雜誌《遠東使者》(Orienta Kuriero)為切入點,深入探討在整個政治、語言和文學文化的轉譯過程中,雜誌是如何憑藉世界語透明語言的本質,建構起跨越歐亞文化脈絡的中國抗戰文藝論述,進一步反思人們對於民族文學和世界文學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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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掌舵人:報刊、報人與其置身的文化空間


文化冷戰時期,文藝的發展一方面受制於政府對於言論的管控,另一方面又往往預言著政治情勢的變動。儘管編者本身並未現身,但報刊的立場、態度和語言風格,在因應大眾的審美趣味、傳遞思想觀念之餘,也鐫刻下歷史、身分、國族意識變遷的印記。


針對亞洲基金會利用友聯出版社在新馬進行反共宣傳的活動,許維賢教授考察了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友聯出版社的雙方協議、信函、報告及《學生周報》的內容,並將其與友聯高層的回憶錄進行比較,發現友聯高層對友聯的追憶和口述歷史跟亞洲基金會檔案的記載有不少出入和矛盾之處,刊物本身也不像前者所說擁有絕對自由的決策權和選擇權。這種通過文學出版物開展的意識形態訓練,在文化冷戰中對年輕人帶來的,是不可磨滅的知識與觀念上的影響。


若將視線轉回香港,亦能從報刊之中看見時代變遷的痕跡。藉由《中國學生周報》的一個版面「快活谷」的語言風格變化,李婉薇教授討論了書面粵語的出現,以及規範、純正的語言意識的鬆動。「快活谷」從一個中立的版面名稱演化為香港的象徵,明確地表現身分認同的意識,是為香港戰後的書寫語言與歷史、身分變遷的縮影。


樊善標教授則是選擇以易君左的「報人」視角,深入剖析其作為離散文人,在香港50至60年代戰時回憶、掌故大量湧現的時空背景之下,如何思考個人與國家、民族、政權以及文化的關係。從後來版本的回憶錄因應台灣官方立場而改動的情況來看,50年代香港文化空間對相關言論保有更高的容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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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座標:跨文化活動中的性別政治與族群認同


文學的珍貴在於其從來不是只有單一的聲音,它足夠多元,亦很包容,關照著文化少數族群與社會中的性別弱勢。楊佳嫻教授關注到台灣「最早的同性戀名人」席德進的私人書信。席德進在60年代旅居巴黎時寫給年輕畫家莊佳村的信件中傾訴自身的巴黎見聞與情欲自白,隨著這些私人書信的公眾化,其在同志文化領域中所具有的意義亦被相應凸顯。林姵吟教授則細讀甘耀明小說《成為真正的人》中的多族群描寫和原住民成長敘事,以論證兩者在甘氏歷史觀照中的倫理向度和情動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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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品的女性形象往往反映社會文化發展的階段,田村容子教授著眼於革命現代芭蕾舞中的女性形象,並將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樣板戲特徵定位為描寫重構「家庭」和「母親」的缺位。盧敏芝教授則以田漢著作中非常突出的「吉卜賽女郎」形象為中心,考察他如何把波希米亞文學和文化多方面地譯介到中國,並且內化至生活實踐之中。


以女性視角書寫的方面,蔡元豐教授則是聚焦美籍華人女性作家群對於COVID-19這一場大流行病的思考與感受,探討作家如何在地緣政治關係緊張的處境之下與她們的性別和種族身分進行協商。



此方,彼方:後現代都市、本土與異鄉情節


狹義的「地方」可以是指特定的地點,廣義的「地方」則是指稱空間、處所。對於生活其中的個體來說,「地方」更像是一個灌注了所有發生於此的衝突、融合、機遇與秘密的酒桶,隨著時間流逝,人類情感不斷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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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楊德昌的電影《恐怖分子》中,個體與包圍著他們的都市之間可以說存在習以為常卻又不可調和的矛盾。金良守教授嘗試運用意象和現實的關係去解讀電影,剖析後現代城市台北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中産階級的虛僞意識,將電影想像為一幅失去崇高感的後現代社會的風景畫。黃念欣教授則選擇以香港梁國英藥局少東梁之盤所創辦的《紅豆》雜誌檔案,來探討「公子哥兒」的美學與品味是如何在雜誌的文學評論、創作與攝影作品中被實踐,從而提出香港雅俗共存的「中額」(middlebrow)文化。吳國坤教授則是選取了八部將鏡頭對準香港的外來工和流浪者、棄兵與戰時難民、孤兒和失望的年輕人的香港獨立電影,解析這些題材所投射出的當代香港電影中的「草根世界主義」(Grassroots Cosmopolitanism)。


近年台灣散文書寫出現一種以飲食和地方為主的書寫主題,梁慕靈教授認為這其實是民間對共同文化記憶的心理渴求,需要思考這些散文是如何透過建立當代台灣散文譜系來表現他們對「本土」的記憶擁有權和歸屬感。與此相對,何杏楓教授關注的則是張愛玲80至90年代的散文作品中的「異鄉」情結,探討其異鄉書寫的世界性。



震動與迴響:文藝對政治的回應


在不同的歷史背景與思想浪潮之下,文學作為社會力量的出口所帶來的不僅有治癒人心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起到反思的作用。彭麗君教授循「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的角度討論民國時期的人民主權思想,指出在民國作家的筆下,中國人民仍沒有能力成為自己的統治者。馬筱璐教授介紹魯迅對蘇聯作家蕭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作品的介紹和翻譯,探究中介文化在全球左翼聯盟的形成之中所發揮的功用。王家琪教授則透過整理70年代香港雜誌《盤古》與《海洋文藝》的翻譯作品及評介情況,探究拉美文學如何被整合於香港左翼知識分子的反殖民思考之中。


在電影與戲劇改編的方面,魏艷教授討論50至60年代希治閣(Alfred Hitchcock)電影在香港的接受情況以及翻拍時可能受到的社會文化的影響。黃淑嫻教授從香港電影對美國作家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小說的改編入手,考察在50年代末的冷戰的背景之下,香港電影如何接收及轉化《美國悲劇》。羅仕龍教授主要討論李健吾改譯的劇作《風流債》,嘗試發掘劇中所譏諷的宗教主題,以及隱而未宣、壓抑在文本深層的意涵,同時探討法國劇作搬移至現代中國舞台時的協商與其激盪出的跨文化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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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熱!力!」:科學、聲影技術與跨文化現代性


談及電影,人們往往習慣於將其視作為一種跨文化傳播的媒介,然而鮮少有人注意到,電影技術涉及攝影的光學原理和夢的生理機制,在甫入中國時曾經作為一種獲得客觀知識的科學方法存在。葉嘉博士藉由《科學》月刊上廖慰慈所翻譯的〈活動影戲機與自然科學之關係〉,針對早期電影的科學化進行探究,指出現代性除了表現在科學化論述以外,亦表現在人可利用電影攝影技術,對時間的呈現施加主觀控制,從而打破線性的時間意識,在某種程度上存在將其視作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一種前奏的可能性。


科學的理念也同樣反映於文學作品。由中國翻譯者安子介和艾維章在抗日戰爭時期所發表的科幻小說《陸沉》翻譯自美國天文科學家瑟維斯(Garrett P. Serviss)創作的《第二次洪水》,何嘉俊教授注意到譯者大幅改寫原著,一方面挪借滅世災難的概念,一方面又將中國人置入世界性災難的變故當中,並且有意識地減少原作的宗教色彩,強調一種以科學理性超越階級、種族藩籬的烏托邦理念。在缺乏能與之抗衡的力量的情況下,這種科學獨大情形也導致了所謂科學至上論的偏見的形成。


較之同期的上海新感覺派作家對跳舞場爵士樂的濃厚興趣,郭詩詠教授在經典的左翼都市小說《子夜》中看到的,是茅盾無疑更傾心於股票交易所的鐘聲、工廠的騷音、戰爭的槍聲、汽車和電話的聲音,他對於機械的讚美和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存在顯然的矛盾之處,但又不全然矛盾,在上海都市搖曳的聲景之中仍交織重疊。


至此,「跨文化對話、協商與現代性:現當代華文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業已完滿結束。兩場主題演講,以及兩天研討會所觸及的議題甚豐,使人期待眾位學者未來的研究成果。


在紙堆裡拼疊起一座城的文化記憶 ——「三毫子小說」學術研討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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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樂佳

文學細胞都死光了的文字訓詁人,廣東話口說僅限於買餸但是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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