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紙堆裡拼疊起一座城的文化記憶 ——「三毫子小說」學術研討會紀錄
（圖片來源：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Facebook）
2022年8月12日，香港教育大學和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在線上舉辦了「三毫子小說」學術研討會，一眾來自香港、台灣、新加坡、海外的學者以不同的研究角度切入這一流行文化載體，在線上的會議室，與聽眾共同回到那將去未去的繁盛年代，尋找那些尚未消散的時代記憶，並藉此思考更多由此而來的、更深刻的議題。
開場部分由陳智德主持，他在介紹完兩位演講嘉賓（容世誠和黃仲鳴教授）後，說起他與三毫子小說之間的因緣，在鏡頭前向聽眾展示他過往在舊書攤、書店收集到的藏書，並一邊說著「這本、這本、這一本、還有這一本……」。一本又一本在封面上印有七彩插畫的小書在屏幕前一閃而過，在當下的時空或有無法緊握過去的悵然，但更確鑿的大抵是想要在舊日歷史痕跡中尋找城市記憶的內心湧動 。
容世誠：新加坡華人視野下的三城故事（上海、新加坡與香港）
在主題演講的部分，容世誠教授以其新加坡華人的視角來分享有關三毫子小說的閱讀和研究體驗。在屏幕上，容教授先是展示了他以往每周到新加坡舊書攤「尋寶」的舊照片，再分享了許多從National Archives找到的珍貴舊報攤照片。他的研究方法，正是以舊照片作為史料，來認證當時流行雜誌、小說的銷售情況，意在從細節中重構新加坡、香港和台灣三地的閱讀史。這時，他說起一段環球出版社的創辦人羅斌先生1950年代在香港的往事。當時羅先生打算將《藍皮書》和《西點》放到報攤上銷售，這一想法卻遭到發行商「麥泉記」以髒話回擊。原來以往香港從不在報攤上賣小說，而這種新興的消費和閱讀模式正是由羅先生從上海帶到香港的。
有關三毫子小說的定義，容教授認為它是50年代流通於中國大陸境外、主流以外的「中國文學」，它們以迎合讀畢即棄的商業文化市場而生，被摒棄於書局以外，卻於街頭巷弄的報攤、電影銀幕與大氣電波中迅速流轉。作為低俗的讀物，讀者往往只會躲藏在暗角裡悄悄閱讀。三毫子小說又名「廉紙小說」，對應的是英、美國那在1920、30年代流行於街頭的小說 (pulp magazines/fictions)。為了吸引讀者注意，這些小說或雜誌都會以性感或暴力的封面作招徠。在華文地區或有所收斂，惟色彩同樣瑰麗奪目。但除了娛樂性以外，容教授亦希望讀者能注意到這一類小說的重要性。他認為可以「3Ms」來理解香港的廉紙小說文化：遷移(migration)、物質性(materiality)和媒體(media)。這一文化從上海、廣州等地來到香港，所展示的其實是冷戰時期的一套文學生產模式，商品、人才、資金的遷移使以往流行文化形式能在另一處得以保存，並流向更大的東南亞市場，由此展示有別「正統」或「中國」的另一種文化與生產模式的可能。在文本之外，容教授以為其中所涉的文化史、出版史更值得關注。最後，他點出了廉紙小說往後三個值得注意的研究方向：（1）粵派的廉紙小說，（2）文學地理空間的轉向（中國－香港－東南亞），（3）小說的插圖。
黃仲鳴：「雅俗際會」的文化風景
來到黃仲鳴教授的主題演講，他回憶起這類流行小說正是在他的成長時期由兩毫過渡至三毫的。香港最初的三毫子小說是載於由美國新聞處(USIA)資助的《小說報》，在通俗的內容之中亦會或多或少涉及反共意識。他形容當時的報人生活拮据，故大多傾向從事此類「即賣即收錢」的文化買賣。在一張報紙還只是一毫子的50年代香港，以三毫子來換取約三、四萬字的小說內容亦可謂便宜，自然大受歡迎。其中，黃教授特別談到《小說報》的三位作者，他們雖寫通俗之文，卻非泛泛之輩，各有過人之處。俊人（另有筆名萬人傑）是極多產的著名通俗作家、擁有自己的出版社，亦與歐陽天、司空明合稱「星島三傑」。董千里則在50年代寫過氣勢磅礡的歷史小說，60年代以筆名「項莊」活躍於明報的專欄，當時金庸在找倪匡代筆《天龍八部》期間，更是指定要董負責作文字修訂。劉以鬯更是讀者耳熟能詳的名字。但真正將三毫子小說發揚光大的是別具商業觸角的羅斌。他眼見《小說報》受歡迎，便建立了以純商業機制運作的《環球小說叢》，將流行小說的類型進一步擴展。言情、奇情歷險、偵探、打鬥和戰爭等共冶一爐。後來，連當時著名的通俗作家高雄（三蘇、史得）、楊天成和依達等亦有參與其中。而這些小說又會被改編為電影，循環使用，由此形成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黃教授認為，三毫子小說並非「類型」，而是「載體」，因而可載「雅」，亦可載「俗」。
文化體制與個人理念的齟齬與協商
場次一的分組討論由身處於多倫多的宋子江教授主持，他指出此一研究計劃將三毫子小說資料電子化並向公眾開放，不但保留了過往珍貴的歷史材料，亦能有助學者繼續研究香港過往蓬勃多姿的流行文化。期間，他指出翻譯學亦是能探討當時社會文化氣候和政治語境的一個角度。王鈺婷教授以台灣50年代作家童真的三毫子小說為討論核心，由此審視了作家作品跨區域傳遞的意涵，以及台港文學場域的互動。她提出，童真藉著贏得美援刊物文學獎的機緣而進入了香港的文學場域，在其中呈現出女作家如何在父權的論述結構，以及香港商品化的社會中，以迂迴的抒情方式來對男性文學或父權話語作出一定的挑戰。而童真在香港的創作面向，亦正正能為女作家的整體書寫提供了另一角度的思考。
王梅香教授的題目是〈當「愛情」成為宣傳武器：論香港美新處《小說報》的文學生產〉。通過檔案和文本的閱讀，她探討了浪漫的愛情故事如何使政治宣傳成為可能的問題。她表示，西方學者對此早多有研究，在戰爭之時，愛情或性的吸引力總是能被利用來動員整個國家。《小說報》的小說虛構本質為此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宣傳場域。愛情這一通俗的題材具有「去政治化」的作用，在大大削弱了政治色彩的情況下「再政治化」，例如小說家會將反共的政治訊息編織到愛情故事之中，再在情節中結合現實時事議題，在真假邊界之間巧妙地達至宣傳之效。
翁智琦教授關注的亦是「愛情」在小說中是如何被操縱的問題。在通俗文學的話語體系中，愛情大抵是一種營銷策略或文化技術的控制。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下，小說所容納的是，各種有關「南方」的觀看角度，以及當時在冷戰之下，意識形態對峙的情況。在報告中，她強調了這些南洋愛情故事其實一方面延續了中國敘事傳統中的南方想像，另一方面亦突顯了南方在冷戰視角之下的複雜性。鄒芷茵教授則討論了南宮博的小說，探討了言情與歷史小說兩種文類之間互動的可能。她指出，在作家的視野中，女人的名聲或命運總是由其所身處的時代來決定的。而正是這種習慣將大時代、政治因素與女性結合的寫作風格，使南宮博即使在美援的文藝體制下，仍可成為寫出個人理念與風格的作家。如同宋教授所總結的，此場次的四位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所觸及的，亦是作為作家如何在體制力量與個人理念之間進行磋商的議題。
超越「通俗」的可能：多重切入的研究角度
場次二的分組討論由陳國球教授負責主持。第一位發言的是黃淑嫻教授。她談到她在研究歷程中與流行小說之間的巧妙相遇，而杜寧亦是其在機緣之下接觸的作家。她認為，杜寧的獨特之處在於，他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南來作家」──刻意與香港保持距離。相反，從他對香港地景、街道和餐廳等的具體描寫，以至其觸及海外的小說版圖，足見作家不但投入於香港都市，亦具有世界性的小說想像視野。當杜寧小說的男主角在中環、北角等城市空間踱步或思索停留時，再配上董培新的插畫（如1962的《醉生夢死》），文字與圖像的交匯共同傳遞出一種特殊的都市感性新感覺。黃教授亦向聽眾引介杜寧的第一部作品《一夜之間》，認為小說所呈現的正是，在「一夜」形式操控下，女性情慾的壓抑與爆發之間的張力，以及作者對藝術與商業的巧妙平衡。
黃念欣教授通過重讀由羅斌先生捐贈予香港中文大學的《西點》雜誌，從文本物質形態上留有的一連串數字筆跡，推斷出此為稿費單的手寫記錄，由此為尚有許多未解之謎的作家依達提供另一重研究角度。黃教授指出，文本上的數字記錄有助研究者在欄目快速辨別出作家一人分飾多角的身分線索，以探索作家更多未被發掘的創作向度與廣度。她亦以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的「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點出了「物質性」的普世性，以及其具有消解言情小說中僵化想像與系統的可能，藉此帶出言情文類中有更深遂的自由面向有待探索。
黎秀明博士的報告以極為多產的通俗文人俊人為討論對象。她認為，俊人所以能成為三毫子小說始祖：《小說報》創刊號首位發表小說的作家，並非單純因為他是當時的暢銷作者，而更大的可能是由於他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友好。在美援的《小說報》中，中國、香港與臺灣三地總是會分別被表述為屬於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在充滿希望與美好的未來與必須被摒棄的過去之間，香港以自由過渡之地的姿態成為了最抽象、空泛的象徵。然而，在俊人的《金碧露》中的香港卻是世俗而立體的。瑣碎的生活物質肌理、善惡並存的細節描寫與由男女主角步履輾轉構成的地理景觀，正是在這一重metaphorical／symbolical的意義，香港被化抽象為具體。黎博士最後強調，俊人當時亦是《香港人雜誌》的編輯，結合以上種種，說他是建構香港人這一身分的先行者，亦不為過。
陳曉婷博士以易文的《戀之火》及小說的同名電影作為討論對象，探討作家的取材源頭和作品的特色，並將這一文化生產行為置於冷戰政治脈絡，考察當中跨國與跨區域的文化交流。她指出，小說取材自英國話劇《神聖的火焰》與香港戲劇《心燄》，易文在改編過程中卻刪去原型文本中安樂死與女性情慾自主等主題，並將文本以更為保守的形式處理。她認為值得一提的是，易文這類作家往往能巧妙地運用外界資源，在取到美新處的支援外，亦得到港英政府的間接文化資助，由此揭示出冷戰格局下，文化產品複雜的生成網絡。
黃冠翔博士以「『商品』還是『作品』？」的問題來切入有關三毫子小說的討論，以潘壘、彭歌與劉以鬯三位作家為討論中心，從他們對此類小說截然不同的態度來探索重新評價這些文化商品的可能性。當彭歌與劉以鬯均為他們曾寫過的「三毫子小說」貼上「庸俗」的標籤，並極力將曾書寫過這些作品的歷史從個人作品目錄中隱去時，潘壘卻是以無差別的態度來看待其所寫過的所有作品，並無意對自己曾寫過的三毫子小說予以負面的標籤。黃博士由此指出，這一既定的「指稱」或可因作家的態度或文本潛藏的文化價值，具有被重新釐定的可能。在五位學者發表後，陳國球教授指出，冷戰香港的文化生態十分複雜，在文化場域亦交匯了種種爭持或交鋒的力量。他認為「美元文化」的影響固然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但在學術圈已對之大量討論的情況下，研究者可以轉向關心的是：「作為宗主國的英國，在文化冷戰中到底承擔了怎樣的角色？」「會不會有更多的資料可以從檔案中發掘出來呢？」「同時，據我的了解，當時蘇聯在香港的活動並不簡單。」這些都是他相信研究者可進一步探索的面向。
將「廉紙小說」的研究推得更遠的圓桌討論
在由葉倬瑋教授主持的圓桌討論部分，諸位學者與文化人均回應，也延續了研討會學者在報告中談到的議題。吳國坤教授指出在香港冷戰文化複雜交錯的脈絡中，除了英、美之外，台灣的參與亦不應被忽視。同時，看似通俗的廉紙小說本身所代表的物質性，其實亦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體現，它隱含了一套與共產主義相異的美國文化價值。其中種種值得更深刻的思考。鄭政恆先生介紹了與作家依達相關的最新研究──蒲鋒的《閒尋舊蹤跡：華語文藝電影源流考》，並指出通過閱讀此書和劉以鬯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他初步推算依達約於1943年出生。席間，葉教授談到倪匡亦寫過四毫子小說，潘惠蓮女士補充，現有正有更多有關倪匡在寫此類小說時所用的筆名的考證正在進行中，值得大眾期待。曾卓然博士認為黃冠翔博士所提出有關流行文學到底是作品還是商品的研究視角值得進一步思考。他指出流行文化，即使在西方語境中亦會被視為日常的一部分，但在香港此地卻好像與一股縈繞不去的焦慮密切相關。那來到今日的語境，會不會有重新審視的可能？黎國威博士則試圖從現代性的角度來切入這一議題，指出在此類小說中泛濫的愛情題材，其實會不會可被視為進步社會展現其現代性的一種表徵之一？ 區仲桃教授關注了西方現代主義與俗文化之間的關聯。她談到她的研究以劉以鬯的《藍色星期六》為起點，試圖尋找此類形的小說與作家往後具有現代主義特色作品之間的關聯。
上一次以「廉紙小說」為主題的學術會議，是2013年由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主辦的「亂世桃花逐水流：一九四〇至五〇年代香港廉紙小說生產與流通」的研討會。將近十年的時光輾轉過去。來到今天，難說的香港故事仍是無法說清。王証恒的一句「一切珍愛的尚未煙消雲散」依然言猶在耳，而我們或能在回溯歷史的時刻裡，照亮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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