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歷塞維奇的後蘇聯時代記憶

書評 | by  彭依仁 | 2020-10-06

2020年,白羅斯長期執政的總統盧卡申科「又再贏得」大選,他這種以拉美獨裁模式延續共產體制與個人統治的做法,終於令一直敢怒不敢言的白羅斯人走上街頭,之後就是新聞經常報道的,街頭衝突場面,與及某些異見者如音樂家科列斯尼科娃(Maria Kalesnikava)被失蹤,連20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奬作家阿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也被政府派人騷擾。阿歷塞維奇的父親是白羅斯人,但她寫的是整個蘇聯的悲劇。說來這三個東斯拉夫民族國家即使各自獨立了,仍共同承繼著蘇聯時代的悲劇,烏克蘭和白羅斯無分彼此地承繼著切爾諾貝爾慘劇的後果﹔而在俄國人眼中,這兩個國家本來就是他們苦難與共的「兄弟」,俄語也是大家的官方語言(阿歷塞維奇也是用俄語寫作的),即使後者多麼不意願再與蘇聯時代的記憶糾纏在一起。


多年以前,每到臨近頒發諾貝爾文學奬的日子,我的朋友總會告訴我,這次阿歷塞維奇在文學奬得主博彩賠率榜上排第幾名,我是這樣「認識」這位作家的﹔到了我沒和那位朋友聯絡了一段時間後,阿歷塞維奇終於得了奬。之後,華文和英語出版界大量翻譯她的成名作品,最先是那本書寫核電廠災難的名著《車諾比的悲鳴》,然後是《鋅皮娃娃兵》、《戰爭沒有女人的臉》,然後是《二手時代》,因為她書寫極權統治下的集體災難或悲劇,人們就表現出好像很熟悉這位女作家似的。我對阿歷塞維奇有一種複雜的感覺﹕首先,就文學而言,我最喜歡的是詩,小說和紀實文學擺在較後的位置﹔但我也喜歡讀歷史,所以即使就創作而言,我對紀實文學沒有甚麼興趣,但我「可以」成為阿歷塞維奇的讀者。在多倫多旅行的日子,一次走進圖書館閒逛,百無聊賴之下,我甚至拿起《戰爭沒有女人的臉》的英譯本,啃了幾頁。


而紀實文學寫到某種程度,就是「歷史」,它的筆法就是希羅多德之所以成為希羅多德的技藝,這種技藝透過呈現被描寫者的言行,表達自己的思想。但阿歷塞維奇的創作路不是這樣,我相信,如果能把紀實文學寫到諾貝爾文學奬的水平,那必然意味著一個有文字造詣的人「犧牲」自己的聲音,去把她筆下無數名不見經傳的聲音「再現」,這也不再是一個作家如何創作和尋找主題的問題,而是她發現自己有為那些人發聲的責任。如果站在詩人的角度來看,紀實文學的文字一定是所有散文體裁中最乏味的,比小說甚至那些所謂的「美文」還要乏味,小說文字還能表現出詩意,紀實文學的文字為了服務其功用就必須老老實實,不容半點花俏,也不容有更個人的想法。


可是《二手時代》依然吸引了我,因為它所針對的並非個別事故(如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事件)或某個群體(《戰爭沒有女人的臉》主要針對參軍的女性,《鋅皮娃娃兵》針對陣亡將士的母親),它針對的是從蘇聯高壓歲月到後蘇聯年代,所有俄羅斯人的精神面貌。「二手時代」在原文是время Секонд Хэнд (Vremya Sekond Khend),其中Sekond Khend很明顯就是英語second hand的音譯,而vremya可解作時間、時候等,再引伸解作「時代」, 它和英語中的time一樣是個意涵豐富的古老詞彙,它的詞源甚至有「轉折」(shift)的意思(大概每一個時代的開始就是一場轉折)。《二手時代》就意味著從「一手時代」轉變為「二手時代」,「一手」也許令人聯想起「原初擁有者」,意味著擁有蘇聯時代所有的經驗,包括它的苦難,而「二手」則意味著後一輩人「挪用」上一代的苦難記憶和文化充當自己自己的時代精神。


「二手時代」這個詞語,令人想起布羅茨基在1971年被蘇聯當局趕出祖國前夕寫的一首詩,詩的最後一節提到了另一個詞語﹕「二流時代」﹕


作為二流時代的公民

我驕傲地承認,我最好的思想

全是二流的,願未來把它們

當作我反抗窒息的戰利品。

我坐在黑暗中,很難判斷

哪個更糟﹕黑暗的內部,還是外面的黑暗。

——布羅茨基﹕〈我坐在窗前〉


「二流時代」的原文是второсортной эпохи (vtorosortnoy epokhi),vtorosortnoy是合成詞второсортный (vtorosortniy)的變格,而vtorosortniy由「第二」(vtoro)和「高級」(sortniy)兩詞組成,口語用來形容二流或差劣的東西,如劣質麵粉,正如下面就說他「最好的思想」都是「二流的」(второго сорта, vtorogo sorta),即是差劣的。至於epokhi,則是個源於希臘詞彙的字,等於英語的epoch。相比之下,必須說vtorosortnoy epokhi的詩感比vremya sekond khend更強。「二流時代」也許是指布羅茨基雖承繼由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和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歌為代表的白銀時代,但詩的精神高度已不如後者。但sekond khend只是簡單地從英語借來的詞彙,也許意味著現今俄國文化的東西都是從外面借來的或者是東拼西湊的。


阿歷塞維奇何以想到「二手時代」這個詞語呢﹖阿歷塞維奇談論這個詞語時,提到白銀時代作家格林(Aleksandr Grin)在1917年以前說的一番話﹕「不知怎麼回事,未來並沒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未來」並沒有站在「未來」的位置上,意思是它走錯路走到「過去」嗎﹖那麼,是誰令「未來」走錯路的﹖


研究俄國文化的學者博依姆(Svetlana Boym)有一部著作名為《懷舊的未來》(The Future of Nostalgia),談論後蘇聯俄國的懷舊文化,或許可提供一點答案。


在西方語言中,nostalgia這個詞(可譯作懷舊或懷鄉)由「家」(nostos)和「痛苦」(algia)組合而成,這個詞彙最初由十七世紀瑞士醫生Johannes Hofer發明,指某些離鄉日久成疾的病人,他們有從瑞士到別國入伍的雇僱兵,也有從瑞士到德、法兩地工作的僱工,或從伯爾尼到巴塞爾唸書的學生。直到十八世紀,赫爾德倡導民族主義後,在各國語言中產生了與「懷鄉」相關的對等詞彙,如德語的Heimweh,法語的maladie du pays,西班牙語的mal de corazón,捷克語的litost(它在《笑忘書》被討論過),俄語的тоска(toska)等。


博依姆在書中說,懷舊可分為「反思性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和「往復性懷舊」(restorative nostalgia),前者只是訴諸思念,後者卻要透過實質行動把所「懷念」的「記憶所在」維持在當下,例如普京或盧卡申科一直透過行政及治安手段,企圖留住蘇聯時代高壓但穩定、人人安居樂業的社會狀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由一小撮黨內知識份子及技術官僚搞起的,結果只肥了一小群在一夜間成為暴發戶的人,他們在葉爾欽的年代一直干預政治,結果普京把他們從俄國逐一掃走,像布爾什維克文宣漫畫中列寧把資本家從地球上掃走一樣。


《二手時代》的敍述者往往談到七十年代人人被監聽的經驗,那時候沒有自由,大家不知自由為何物,但人人有理想﹔而在葉利欽執政的年代恰好倒轉過來﹕有了自由,一般人卻甚麼也不是,只有錢才是主宰。書中有番話道出了在蘇聯社會的知識份子,在新時代變成了彷徨的一無所有者:


「一切都在改革中結束了,資本主義猛烈襲來……於是我們就從㕑房走到大街上,結果發現原本就沒有什麼真正的思想理念……也不知道從哪兒鑽出一幫完全另類的人,一幫年輕傢伙,穿著深紅色的夾克、戴著金戒指,還有新的遊戲規則:有錢,你就是個人;沒錢,你啥也不是。誰在乎你是否通讀過黑格爾?『人文科學家』聽起來像一種症狀,他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曼德爾施塔姆的作品舉在手上。」(第52頁)


在物質主義的新時代,讀書變成一件不合時宜的事情,人們都不相信書本中說的東西,大家只想借錢創意,拿第一桶金。共產時代的社會高壓,體制需要殺戮,國家幾乎每天都在戰爭,但至少在高壓統治和謊言體制之下仍掛著一絲人對「理想」的追求,一般人仍能冀望切切實實地生活,而這些生活的「底線」,在葉利欽奉行蓋達爾式震盪改革的日子裡,也被動搖了。工人的生活也不好,昔日上班的國有工廠現在都關閉了,或者重組成為財閥的資產,知識份子失去的是尊嚴和理想,工人卻被砸了飯碗。


作者提及二戰開始從軍,後成為總參謀長暨國防部副部長的蘇聯元帥阿赫羅梅耶夫,在1991年因為蘇聯解體而上吊自殺;還有二戰老兵齊梅良.吉納托夫接受不了蘇聯解體後被人加諸的羞辱,也躺在鐵路上自殺。老兵自殺的例子,是否也說明了不少老一輩蘇聯人,無法接受自己在新時代必須像狗一般生活呢?對他們來說,蘇聯時代正好代表著有秩序、有尊嚴的生活,不管那個時代人們實則上處於高壓統治下。


也許有人會問﹕人活著一生,應該追求甚麼價值﹖俄國人從自己那充滿硝煙味和血淋淋的歷史裡,嘗試重新定位自己的命運,這包括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以及為這個偉大的國家獻身,或者服膺於一種崇高的精神信念等等,俄羅斯正是一個把甚麼大人物都造成聖像的國度,無神論革命不過把耶穌基督和沙皇換成馬克思和列寧而已。現在普京不過是從那充滿血腥和聖像的歷史裡,為他們掏出一種改良了的方案。


由於幾十年來的共產主義教育,加上大多數人蹲過監牢的經驗,使這個國家遠比西方人想像的更五味紛陳地接受西方那套「資本主義民主化」的核心元素。俄國人對一種理念(諸如國家、宗教)的極端執著還是有歷史淵源的。比如,1941年,蘇聯入侵芬蘭失敗後,兩國簽訂和約,交換戰俘,沒有戰死的蘇軍戰俘一回去就被家人唾棄,政府將他們判入遠方的勞改營,也不許他們請纓去白羅斯的德蘇前綫上陣殺敵。不管在蘇聯和後蘇聯時代,俄羅斯的精神特質在關鍵時刻仍然起作用,就像書中一婦人引用契訶夫的故事﹕一個女人明明有一個好丈夫,還生了孩子,但因為相信所愛另有其人,即使那人是個囚犯,也決意和丈夫離婚,和那囚犯在一起。俄國人總是相信﹕只有放棄理性,只有自我犧牲,全然接受苦難,才是高尚的情操。


阿歷塞維奇訪問的人大多在技工、一般知識份子或低級幹部家庭長大,是有一定教育程、受典型蘇聯思想薰陶的老百姓。他們經常提及70年代的時候,夫婦或朋友們往往私下在廚房談論政治,一邊談一邊提防國安局偷聽。然而不管他們怎樣痛恨整個體制,他們判斷問題的角度往往是從接受共產主義教育所形成的對於「理想」的認知。他們自詡年少天真無知、理想主義,但以此自豪,並以此對比戈爾巴喬夫、蓋達爾等改革派官僚為討好西方或在西方人面前做公關的改革言行。然而在蘇聯解體前夕,當強硬派的總理、內政部長及國安部官員等人發動819政變,企圖調動軍隊攻入莫斯科白宮的時候,這些人不是參與莫斯科市民保衛白宮的行動,就是在家裡和父母爭辯反對強硬派政變。是甚麼令他們改變了想法﹖


在社會變革的時候,人的思想往往複雜矛盾,《二手時代》的作者透過記錄這些人的言談,為讀者重現俄國人經歷時代震撼後多層次的反思,不同世代的人反對上一代人捍衛的制度和思想,在政治上反反覆覆之後,俄國仍然回到普京式的獨裁統治下,而當初曾對自由主義投以期許的人,在寡頭式資本主義折磨個夠之後,他們的孩子又回到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或盼望史達林回歸。不過,當人們緬懷起那個昔日的蘇聯時,他們大概知道自己已不是生活在那個「一手時代」,亦不願生活在那個人人互相提防、今天不知明天的時代,但這背後也有一種認命和一種驕傲的民族心情﹕絕望者,是因為深知俄國本質上無法改造成為西方市場資本主義社會,驕傲者,是期望國家重新以強大形象示人。民族自豪感與帝俄幾百年間的擴張有關,而認命心態則多少因為蓋達爾派改革造就寡頭資本家,從而對西方式改革感到幻滅。


但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危機湧現,這些上一輩的想法,已經漸漸被年輕人要求參與政治的訴求挑戰了。目前俄國到底還是所謂「議會制聯邦國家」,普京式菁英體制能否持續下去仍是個疑問。但肯定的是,當下世界,包括美國、歐洲、俄國或中國等,都正處於新舊世代交替的年代,維持體制的成本愈來愈高昂,不同階層和世代心裡的想法也不是鐵板一般的對立,要把它們一一寫出來,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也許只有阿歷塞維奇這種嶄新的書寫方法,如此犧牲文學地發明一種新文體,筆錄了俄國社會的真實想法,才能全面呈現社會上如此複雜的精神面貌。阿歷塞維奇的寫法不是沒有先例的,杜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也被巴赫金稱為「多聲道」小說,不過《卡拉瑪佐夫兄弟》作者用的是虛構人物記錄自己的想法,而阿歷塞維奇則筆錄別人的想法,這種寫法恰巧又暗合了「二手時代」所指的時代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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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依仁

詩人、評論人,著有詩集《灰鴿自由行》、書評集《日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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