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1996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辛波絲卡並沒有像好些獲得諾奬的作家般,很快被讀者遺忘,而是經久不衰,甚至詩作廣受很多不大讀詩的大眾歡迎,也挺切合「詩壇莫扎特」這一美譽。她的詩通俗易懂,又不受讀者的文化背景所限,道出現代人對生活的細膩感覺。
在某種程度上,她的文學成就還得力於她對其真實經驗及社會實況的隱藏(或無寧說是拋光):我們知道,辛波絲卡生前並沒有留下回憶錄或自傳,也沒有在詩中分享對現實生活的指陳,在她早期某些詩作中,動物的形象往往暗寓人類在政治世界中生存的各種境況,例如遇到危險時把自身分為兩半的海參,暗喻詩人面對體制的寫作要求時必須採取的策略,與社會現實若即若離的態度。另一方面,辛波絲卡那一代詩人與二戰前波蘭詩人的美學風尚割裂,建立屬於自己的詩歌世界。比如她經常反對「青年波蘭運動時期」(Młoda Polska)的詩風,那是自1890至1918年間的波蘭文學現代主義時期,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形容詞是詩歌語言的重點,為詩創造特有氛圍。單純讀她的詩,我們很難想像二戰前夕波蘭以唯美、災變為主題的詩歌,到底是甚麼模樣。
出於政治禁諱,也因為個人性格使然,辛波絲卡很少分享她的寫作經驗。最近台灣出版了安娜.碧孔特、尤安娜.什切斯納合撰的詩人傳記《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也許讓我們能窺探到更多這方面的細節。恰巧時報在稍前出版了《辛波絲卡談寫作》這本小書,也許亦可讓我們瞭解辛波絲卡的詩觀。
《辛波絲卡談寫作》並非詩人特意為文學讀者而寫的寫作手冊,它只是詩人自1953至1981年以編輯身份任職波蘭雜誌《文學生活》,與另一位編輯負責「文學通訊」專欄時,匿名回覆、評論投稿作品的「通訊」輯錄而成。對一般讀者來說,閱讀當中的毒舌評語是有趣的,但他們會在背景闕如的情況感到困惑,對評論者來說,這還考驗對辛波絲卡詩歌及詩歌背後的人格有多瞭解。然而我們仍可以找到這一代讀者普遍認同的文學標準,例如我們摒棄任何明確地表達任何宏大要旨的企圖,尤其是帶政治或道德上的任何目的,我們也拒絕過於外露或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或想法。
換言之,《辛波絲卡談寫作》其實就是她寫的「文學通訊」,但這「文學通訊」有何特別之處呢?在書中〈關於「文學通訊」的對話〉一章,辛波絲卡向訪問者德麗莎.瓦拉絲說明,「通訊」:
就是簡潔的「不予採用」或「建議再努力」等話語,但我們(即輪流主持通訊的辛波絲卡及沃濟米日.馬穹格)有時認為值得為自己的決定說明理由。
辛波絲卡與另一位男編輯寫的通訊,風格也有所不同,後者使用陽性過去式動詞,而辛波絲卡愛好用第一人稱複數而不用陰性過去式。我們不熟悉波蘭語文法,但仍能想像到,辛波絲卡對於批評別人的事情還是很謹慎不暴露自己身份。話雖如此,辛波絲卡對那些投稿的「新人」,還是不留情面的,而且不認為自己無情:
辛波絲卡:無情?連我自己也是從拙劣的詩詞和故事開始的。我知道冷水澆頭所能帶來的療效。
這種自省的態度還是值得感染那些文學新手,「鼓勵人們反思他們所寫的文字,以批評的眼光看待自己。最後就是鼓勵人們閱讀。」隨着對「反思」的討論,瓦拉絲還是追問辛波絲卡會否擔心錯判別人的才華,辛波絲卡則回答說,對自己就劣作的批評,她很有自信,討論進入了文學寫作與庸才或劣作的關係。
這正是當代文學寫作最核心的關係:我們生活在一個媒體極發達的年代,即使在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時期,很多作家的作品只能在朋友間私下傳閱,但現代作者只需往各大文學刊物投稿就可以佔有一版面了,故此發表作品的門檻變得很低。或者,正如瓦拉絲所說的,在「上個電視就能刷『存在感』」的現代,很多人把投稿當作一種「自嗨」的機會,即使辛波絲指出她的「文學通訊」處於一個「非浪漫時期」,人們總是把詩人「放在更高的位置」,即使事實上「隱身無名人群中本應為個人帶來無止境的幸福」,人們也會「想不計代價地讓自己脫穎而出」,即讓自己的名字被刊登出來。
說白一點,文學編輯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投稿者內心深處自視才華及天份很高,但對辛波絲卡這樣真正的詩人和文學編輯來說,文學才華只有一種客觀、普遍認同的標準,而不是各人有各人的標準。當然,對投稿者來說,文學雜誌這種外在機制必須堅持公平、公開徵稿的原則,於是不獲刊登的作者就責怪編輯不夠公平。通訊第一篇〈致克拉科夫的觀察者〉正是回應類似的指罵,作者怪編輯扼殺年輕的文學人才,該作者將「年輕的文學人才」比喻為「脆弱的植物」,「應該細心呵護和照料」而不是「批評其軟弱和無力以期結出成熟的果實」。辛波絲卡的回應體現了一個編輯應有的立場﹕「植物必須在自然天候下成長,並適時地適應環境條件」。
另一方面,很多投稿作者的審美觀或詩觀停留在浪漫主義時代,用那些浪漫主義的華美辭藻寫出內容空洞的應景詩作,當然,浪漫主義詩人也寫不少應景之作,但是不少作者在仰望他們的項背時,似乎忘記自己的寫作環境才是最關鍵的。例如在〈致M. D.〉的通訊中,對方大概寄來一些令人愉悅的押韻詩,辛波絲卡稱這些詩應該有機會有地方性慶祝會上發表﹕
觀眾們在子上調整坐姿,不知道接下來還有什麼節目,或許該去取自助餐了﹖就在此時,屬於我們這小鎮的詩作登場了,作者一一指名道姓,禮貌而和靄!笑聲和掌聲爆發而出。這一切都發生後,最糟的一刻才出現。有人對作者說﹕「您應該寄出去發表,就這樣浪費了多可惜。」
又如在回覆「卡利什的阿塔」的通訊中,辛波絲卡揶揄寫宮廷式作品的作者﹕「如果我們有座占地廣大的城堡,會請您擔任宮廷詩人,吟唱出關於玫瑰的懊惱,只因花瓣上停留著不請自來的蒼蠅。」在面對這些迂腐的詩作時,辛波絲卡的回應往往帶有「詩人辛絲波卡」所獨有的,委婉中帶尖刻的幽默感,至此我們恍然大悟﹕如果辛波絲卡的詩作指明讀者是我們的話,那該是多麼可惜的事情!
辛波絲卡還得面對很多技巧稚嫰的作品,要給寫作這些作品的人給恰當而不過火的批評無疑是一件苦差,比如「天空中央流動的銀河/神祕,有點嚴酷/像條精緻的圍巾般鋪展開……」(〈致戈萊紐夫的B. K.〉)
寫作並發表這應景之作或浪漫主義陳腔濫調,大半是由於我們不自信,以為現代人的語言不再具備詩意,或者不相信自己有能力,要用那些陳調濫調來掩飾我們缺乏才華的事實。正如辛波絲卡致克拉科夫的H. C.時說的,缺乏文學才華一點也不可恥。
另一方面,文學(或詩歌)又幾乎是不具長期專業訓練以獲得知識的領域,這大概令很多文學上有造詣的人感到汗顏,也令很多在其他領域上卓然有成的人(比如音樂家、建築師、畫家)躍躍欲試卻不得要領。在回答克拉科夫的U. T.時,辛波絲卡坦言道文學不具任何技巧上的祕密,是所有藝術中最不具專業要求的領域,所以作家不一定像音樂家般年輕出道,可以二十歲或七十歲成為作家。當然,最後誰能成功,也要講天賦,該段話的結語是「畢竟基因決定一切。」但文學創作又是很惱人的事情,即使你有才華,如等不到靈感降臨,也是徒勞,〈致拉多姆斯科的伊登〉談到要成為詩人就必須有能耐長時間面對紙筆,完善來自心靈的聽寫之作,辛波絲卡稱之為「天賦」,也許亦解釋了真正的文學才華在於寫作的耐性。
在所有文體中,詩看似最為個性化,卻亦予人理想與現實最大矛盾的幻滅感,詩的材料來自最紮實的現實生活,然而詩的志向卻是像伊卡路斯般飛向太陽。寫詩似乎最好拋開對現實的顧慮,比如某些家有餘裕的人可以不理有沒有受眾,寫完全屬於自己的作品,的確就像賈克梅第說的,「拋開現實就不會做出失敗的作品。」(〈致什切青的阿里〉)問題是,少了對現實的考量,或放棄表達出對世界或自己的野心,也同樣放棄了好壞的評判標準。而即使要做伊卡路斯,他所見的景觀也必須切合他身處的現實世界﹕就像〈致斯武普斯克的L-k B-k〉所說的﹕他看到的會是汽車和卡車飛馳的高速公路、有跑道的機場、大城市、發達的港口等現實情況。應該說對現實的瞭解、現實的引用,才會建立出更宏大、壯觀的詩景。
另外,那些最傑出的現代詩歌(包括辛波絲卡自己的作品)一再顯示「從我們生活中汲取活力,取自真實的生活、苦難經歷和獨立性的思考」,催生它的動力亦在於「世界」因為「此刻已不同於以往」而「必須一被重新書寫」的迫切需要(以上引言來自〈致格但斯克的Ir. Przyb.〉),但詩歌也需要「能從現實中片刻脫離」(引自〈致索波特的烏菈〉,此語承接作者引用美國詩人桑德堡的格言:詩是渴望飛翔的海洋生物所寫的日記)。最高的詩藝,必然包含對一切對立標準(如主觀vs.客觀、個人vs.社會)的平衡能力。
辛波絲卡不單對詩歌作者提出意見,書中不少〈通訊〉內容針對故事寫作的各種問題,有些是寫作原則,大多是人物細節、故事情節合理與否的問題,也有「虛構」本身的意義﹕比如科沙林的M. S.向編輯抱怨自己因為編造故事,而不是寫自己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因而受到批評,辛波絲卡就以福樓拜寫作《包法利夫人》為例,說明「虛構等同於對現實的清晰想像,而清晰的自我想像就如同親身體驗一樣」。還有對角色描述千人一面,比如在〈致華沙的Hen. Zet.〉中稍為含蓄地挖苦那位寫了不同名字的女性人物的作者,「然而她們的運氣實在很糟,無法走進我們的年輕文壇……您有才華,但無桃花運啊!」〈通訊〉中也有不少討論針對關於女性的描述,或對愛情的描寫,〈致卡托維茲的卡利〉的作者在作品寫了很多位取材自生活的女孩,但「女孩的數量並不能等同作品水準」,在〈致波任娜 W. W.〉中,作者更批評這種「相信只要替男女主角取名並將其放在附床的房間裡,所有用來分析這種普遍情感的要素就齊備了」的錯誤觀念。可笑歸可笑,這的確是每位作者都會犯下的錯誤,故此在讀到這些〈通訊〉時,在會心微笑過後最好把那些作者當作「前車之鑑」來警惕自己。
書中還有就各種創作問題提出的意見,比如動物寓言、電視劇本、散文詩等,它們都能表現出辛波絲卡在詩歌中呈現的個性。她機智、世故,因為即使在文字下,她也想做懂得人情世故的普通人,摒除文人常有的目空一切的想像,以人情世故作為詩藝,而這種人情世故也包括對語調的節制、文字的準確和簡潔。不管如何毒舌,她都只想呈現出一個人應有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