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的君主：略談布魯諾拉圖的思想遺產
2022年10月9日，當俄烏雙方仍在酣戰，因而導致全球糧食及能源問題時，倡議「新氣候制度」（new climactic regime）的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卻因為胰臟癌，而離開了這個世界。法國總統馬克龍說﹕「布魯諾·拉圖是一位人文主義者，他兼持多元精神，在法國廣為人知之前就已經世界知名。」法國總理博爾內更說他「是一位生態思想的偉人，他留給我們的作品將不斷喚醒我們的良知。」拉圖試圖以其著作重塑人們對自身，對自然生態及對地球的認識。這對於描述拉圖這樣一位人物，其實遠遠不夠。他的著作雖以科學哲學為主，但亦夾雜他對於社會、人文諸領域的濃厚興趣；而我們在談到這位思想巨人時，未必會稱他為科學哲學家，更多時候會稱他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
這的確呼應着這位從事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簡稱STS）、倡導「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簡稱ANT）的思想家的軌跡。拉圖在1947年6月22日生於勃艮第釀酒家族，大學時先修讀哲學後再修讀人類學，1982至2006年任國立巴黎高等礦業學校創新社會學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de l'Innovation,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mines）任教，自2007至2016年又在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 Paris）任教。作為人類學家，他的田野研究對象為加州及非洲工作的科學家及工程師。這種研究內容影響了他日後關注的課題，即科學家進行研究工作的環境，為了投入對「科學家研究」進行研究，他長期進入科學實驗室進行觀察，比如他為與英國社會學家伍爾加（Steve Woolgar）合撰大作《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1979），花上兩年時間待在加州聖迭戈索爾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故此，科學研究對他來說，不再是抽象的理論建構，而是實在的行動。
如此近距離觀察科學家工作，改變了拉圖對於「科學」的理解，他在1987年寫成了《行動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一書，此書可視之為STS方面的教材，與《實驗室生活》一樣以科學家每日在實驗室工作的紀錄開始。《實驗室生活》的作者發現，科學理論並非純然依照各方面相關實驗並集合結果建立出來，科學家對於實驗中搜集得來的數據，更多時候需作出判斷和取捨的決定，這一切都在實驗室內進行並受其條件所影響。單就「實驗室生活」對科學理論的影響，我們就足以質疑科學實驗中發掘到的「事實」能否代表「真實」，又或者，「真實」總是受到生產它的社會網絡所影響。
如果我們理解到所謂「科學知識」涉及研究機關的日常操作方式，這種操作方式所產生的結果之所以成為知識就更與科學機構的「權力」攸關，即使我們不願承認科學研究背後就是政治。拉圖日後寫成的《巴斯德的實驗室》（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甚至解構這位19世紀法國醫療史上的民族英雄，揭示細菌學之父背後的法國政治背景：當時的第三共和建立在被德軍戰敗的恥辱事件上，巴斯德的「研究成果」，開啟了第三共和、實施全國衛生政策的契機，以衛生為理由控制社會人口。巴斯德作為科學成果確鑿的人物，書中卻指出巴斯德的實驗室已決定整個法國社會的政策和人們的行動模式，對巴斯德實驗室的重新研究，不單呈現科學背後的政治，也重現他在早期奠基之作《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中對現代社會所謂「現代性」的質疑。
拉圖的ANT探討社會與技術的關係，它最革命性的前設，亦即與應用在各社會科學領的建構主義理論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同時考慮人類與非人類行動者。拉圖與STS學者米歇爾．卡龍（Michel Callon）、社會學家約翰．勞（John Law）等建立ANT的時候，採取一種「物質—符號學」（material-semiotic）的方法，這對研究非人類行動者，尤其關鍵。勞後來這樣形容ANT：
……一個不同的物質符號學工具、敏感性和分析方法的家族，將社會和自然世界中的一切，視為它們所在的關係網絡中持續產生的影響。它假定在這些關係的設定以外，沒有任何事物具有現實或形式。它的研究探索和描述了網絡和承載它們的實踐。
「網絡」（networks）或「關係網」（webs）是ANT學者很喜歡運用的術語，對於拉圖來說，「網絡」這種稱呼或會引起誤導，因為ANT並不認為交通有固定的形狀，而網絡予人的印象總是有一種固定的形狀，拉圖認為可以有更貼近的術語。ANT聽上去與後結構主義十分接近，對於當代任何強調主體理論，尤其是深受海德格哲學影響之人來說，ANT必然相去雲泥。但拉圖的ANT理論卻引起了承繼海德格遺產，並倡導「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簡稱OOO）的美國哲學家哈曼（Graham Harman）的興趣。哈曼是「思辯實在論」（Speculative Realism）一員，「思辯實在論」挑戰康德以來觀念論哲學對「物自身」的理解﹕康德認識「物自身」是不可知的，後來黑格爾甚至說它是不存在的。當然，相對於觀念論而言，實在論是一直以來存在的哲學觀點，但「思辯實在論」以「物」作為本體論中心，認為「物」無法被化約，「物」也不僅只是其與周遭環境的互動。也許OOO與ANT的惟一共通點在於，他們都將「人」與「非人」平等視之，但對ANT理論家而言（他們不會稱之為「物」而會稱之為「行動者」）只有進行互動建立網絡的行動者及其相互活動，而OOO理論家則更強調「物」的本體不涉及相互交通（如人對自然之物的認識）的特質。
2008年，拉圖與哈曼在倫敦經濟學院（簡稱LSE）進行過一次思想交峰。此事緣起於哈曼在著作《海德格淺析：從現象到物》（Heidegger Explained: From Phenomenon to Thing）展示出海德格與拉圖的連繫，而LSE資訊系統管理系中有學生對ANT與海德格在技術上的關連感興趣（晚年海德格曾發表名為《技術問題》的文章），他們中間有人成立了ANT與海德格會議（簡稱ANTHEM）的讀書小組，促成拉圖和哈曼的相會。
這次對談的筆錄內容被整理成《君主與狼》（The Prince and the Wolf）一書。筆錄者埃爾德利（Peter Erdélyi）說，正統哲學家都像狗一般跟隨自己的思想體系，哈曼卻因為拉圖這位君主出現而成為追隨他的狼。哈曼對拉圖如何看待海德格的形而上學遺產大感興趣，他在當時談論拉圖的著作《網絡的君主》（The Prince of Networks）亦以「拉圖與形而上學」為副題，哈曼認為拉圖亦拒絕將「物」化約，與海德格立場一致。不管拉圖有多抗拒海德格形而上學，哈曼仍笑言自己早於1998年就成為拉圖主義者。
如果我們理解了他的ANT，我們就更能把握他後來與地球生態相關，因而在政治上有更大影響力的著作，比如拉圖在《面對蓋婭》（Facing Gaia）解讀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蓋婭原為古希臘大地女神，這裡指地球）時，反對很多論者認為這「蓋婭」是一個盛載人類及其他生命的有生命主體的看法；相反，他認為「地球」就是人類及其他生命，與大地、海洋等其他行動者的關係網絡，這正是拉圖與其他生態學者、環保份子在觀念上不同之處。
這種「不同之處」在《著陸何處》（Down to Earth）更明顯地政治化，此書針對川普退出巴黎協定一事，進一步闡釋他在《面對蓋婭》對地球的描述：一個陰暗、濕滑、複雜、令人困擾的「洞穴之地」（caveland）。這個「洞穴之地」令人想起柏拉圖的洞穴比喻。柏拉圖的「洞穴」就是我們生活其中、視界受其局限的「真實」世界，而對於馬斯克的太空船計劃，很多生態學家的答案是要回歸我們的家：地球，與好高騖遠的科技企業家相比，這些生態學家的想像也不過像柏拉圖的洞穴人。《著陸何處》挑戰為各種政治意識型態而劍拔弩張的人，也挑戰心態上以國家、土地或世代安居之所為根的人（包括原住民），認為他們要放開對失根的恐懼，放開心胸，因為所有人、所有生命，以及陸地、海洋等，其實都是在宇宙中組織網絡的行動者，是ANT對世界政治紛爭的懇切回應，也是拉圖給人們的思想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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