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不復存在,人類主宰自然——評拉圖《著陸何處》

書評 | by  彭礪青 | 2022-01-19

「我們能出走偏偏很沮喪/回望天空爆破/其實太脆弱不懂反撲/我們能升空/偏偏發覺很錯/城內祝福無多/後悔不歸去搜索」(地球來的人)


每次聽這些歌詞,總會如此嘆喟:如果本土可以淹留,不用出走的話,沒有人會走的,而走到最後,你面對的仍是學習與土地好好相處的問題。你「離地」是因為你無法「著陸」,像抵達目的地卻撞上氣流的飛機在空中打轉,一不小心更會機毀人亡。這不獨是香港人必須面對的問題,這是全世界都要面對的現實,不管你是美國人、歐洲人、亞非拉原住民,抑或哪種國族。


另一方面,我們彼此間的利益又休戚與共,不單美軍攻打塔利班會損兵折將,塔利班恐襲美軍也會自食惡果。這樣說也不對:我們忘了自然也是參與大棋局的主要角色,一切試圖破壞自然的工程只會為人類帶來惡果,正如中國的南水北調和三峽工程,只會繼續造就河南鄭洲及長江沿岸城市的洪災,人類只能做的是學習與它共處,而不是去強行改造它。


法國哲學家暨科學人類學家拉圖(Bruno Latour)的近作《著陸何處:全球化、不平等與生態鉅變下,政治該何去何從?》似乎為我們帶來類似啟示,此書主要是針對特朗普退出氣候體制的決定,抨擊這種不負責任、只顧躲在牆內幻想自己偉大起來的態度。


2017年6月,當時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以「美國利益優先」的考量,退出了巴黎協定。這似乎是美國單方面退出全球國家努力對抗氣候暖化而建立的「新氣候制度」(new climatic regime),其實更大的影響是鼓勵各國以自身經濟利益為考量,自外於地球事務,並以為這樣不會嚐到氣候環境變遷所帶來的苦果。而特朗普考量美國利益的尺度,則是假設美國的「本土」,與美國各大相關財團(尤其是石油產業)所代表的利益一致,就支持這位「民粹」總統的民眾、透過本土製造業及能源產業獲利的財團,其面臨失業陰影的千萬員工,及代表其意識型態的國會掮客和白宮幕僚而言,這似乎是天經地義。即使環保份子或全球主義者的答案「地球是一家。」也似乎沒有挑戰到特朗普支持者將「美國利益」等於「美國本土」的假設。但這項假設成立嗎?


「齊澤克:特朗普背叛,出賣的正是民粹」導讀



台灣的群學出版社,近幾年來譯介拉圖的著作不遺餘力,拉圖的思想,與環保主義者對將國家主權和人類政治試圖馴化自然環境的抗議,不謀而合。而面對中國威脅、廢核等議題,環境自然也是台灣知識界一個重要的考慮。拉圖本人早於《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中,就認為所謂「現代人」從未「現代」的其中一個表證,在於「現代人」並未處理好自然和社會的關係,仍抱有像古代希臘人般(如阿里士多德)將城邦與自然分開的概念。在稍後的著作中,他審視細菌科學(《巴斯德的實驗室》)、經濟學(《激情的經濟學》)等科學範疇中固有的武斷和非理性的霸權,而稍後的《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就從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和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開始,提出要把自然與人類視為平等的行動者,從而建立新的氣候體制。最近出版的《著陸何處》雖承接《面對蓋婭》的主題,卻更明顯地要釐清「全球」、「本土」的問題,以及針對特朗普主義的「本土」觀作出一系列批判。


與設計新氣候體制的《面對蓋婭》相比,《著陸何處》無疑是對特朗普主義潮流的檄文,拉圖一貫他將自然加入政治的思考,對「本土」或「在地」作出更透徹的分析,其中最關鍵的觀念誤區,無疑是我們以為「本土」之上的居民,「自古以來」或「天經地義」地,對所居住的土地(以及臨濱的大陸架,和領土上的天空)有予取予攜的權利。這正是我們一直抗拒外來移民的理由。事實上,人類在大地上仍不過像流動的螻蟻,誰都沒理由聲稱自己是所居住土地的合法主人,這是主權理論加諸自然之上的強辯。反過來說,任何將本土自然視作予取予攜的財物,無視自然「報復」的民粹支持者,他們並不知道鎖國的下場會有多慘。拉圖甚至將特朗普主義視為特朗普這具傀儡背後的牽線人精心佈置的馬多夫騙局。


然而在這部政治檄文中,拉圖不單指責特朗普主義,更批評當下所謂「左派」與「右派」政客對全球化的態度,以及雙方及民眾視為理所當然的這種意識型態對立。在已全球化的當下世界裡,前者是希望減緩全球化的步伐,後者則希望加速全球化。此外還有一些處於前現代的「原住民」、「老古板」,他們以為可以捍衛世世代代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土」,而無視「現代化」,是必然發生的事情。關於對原住民的看法,我們還可看出《著陸何處》的框架對現代化的看法,表面上與《我們從未現代過》好像矛盾,但綜合來說,我們可得出如此的論點﹕雖然我無法避免要經歷現代化歷程(不管原住民怎樣抗拒),但我們還是沒有現代過,將這種說法套在書中對全球化失落的看法(「雖然我們奮力走向現代化前沿以進入全球化,但總是失敗,變成各種各樣的民粹。」),就更能讓我們明白拉圖的意思。


全書中最令人難忘的理論模型,是拉圖以座標圖形解釋前現代的本土、現代化的全球,以及所謂「在地」與「離地」的位置。拉圖認為,我們自「本土」出發,一直朝向「全球」(Globe)這一目的地出發,拉圖假設人類有一道從「本土」走向「全球」的「向量」(Vecteur)。圖表採用了微積分中的向量(Vector)概念,假設在左下和右上方有兩個吸子(attractors),圖表左下角的1號吸子為「前現代化的本土」,它正朝右上方沿對角線前進到名為「現代化的全球」的2號吸子。斜線所代表的「全球化」航道必須穿越中間的現代化前線。如果從「前現代的本土」走向「現代化的全球」的歷程能成功的話,人類社會還會向那個方向繼續前進,諸如變成「後人類」等。然而大家隱約覺得,在這個全球化進程裡,只有少數人能夠獲益,於是就有人開始憧憬那古老的「本土」了。


然而拉圖很清楚地告訴讀者,原來的本土已經不復存在,只是那些緬懷本土的少數人仍執意要回到本土,正如少數既得利益者和他們的支持者仍執意要走向「全球」。拉圖認為這些人所追求的並不是真正的「全球」和「本土」,只是「減法—全球」(Global-Moins)和「減法—本土」(Local-Moins)而已,這種「全球」和「本土」都只是塌陷的承諾。這種作者口中的「攪擾」,令曾讓「現代人」自信滿滿的「現代世界」變了模樣,變得自相矛盾。


這時候,特朗普主義的出現,為全世界帶來一個新的幻象,一種可以回歸「在地」的幻象。這「地」(Sol, Land)是人們在經歷「減法本土」和「減法全球」的悲慘現實後,試圖回到歸屬大地、連結地球的願望,但拉圖認為特朗普這種態度無視「地緣政治」(géopolitique)的現實,只想「離岸」到「境外」(offshore,拉圖以避稅天堂為比喻)。但拉圖並非只一味抨擊特朗普主義,他認為走向全球的左派和右派,以及出於各種意識型態和利益屬性而互相鬥爭的政治團體,都必須要負責任。


拉圖說我們不能再使用陳舊的標籤,比如「左右派」、「自由」、「解放」、「市場力量」等,也不用使用長期以來被視作理所當然的時空劃分,如「過去」或「未來」,「本土」或「全球」等,甚至我們必須明白到,今日一切政治概念及其引發的紛爭,都不過是因為各自的「定向」(orientation)不同而產生的,而「定向」不過是為解決不同的問題,因而在座標上佔了一個位置,然而只要同一主張的黨派要處理另一個問題時,自然會佔了另一個位置。


但拉圖並沒有責怪所有左右翼政黨(除了特朗普主義者)的意思,他只是呼籲所有政治派別重新繪製地圖而已,這意味着拉圖已在《面對蓋婭》中說過的話,在政治考慮的元素中,必須加入「大地」(這是對自然的另一種稱呼)。這將使左翼或右翼派別對階級、社群、國族等的考慮重新移位。其中一個要改變評價的範疇,就是跨國經濟體系裡的階級鬥爭,必須由社會階級位置變成「地理-社會位置」(places géo-sociales),才能真正解決人類的政治問題,因為自然本身不是舞台,它也是我們這齣劇的重要角色。


這相應地意味着我們需要一套新的認識論,需要一套新的認識論去認識我們生活其中的地球。我們知道,所謂「現代科學」(尤其是實證科學),一向都強調從外部去瞭解事物,這其中一個例子(作者也在《面對蓋婭》裡面討論過)就是我們總是試圖從外太空去觀察地球,是眾多行星的一個,與其他天體類似。但我們瞭解地球嗎?自然原來的意義嗎?在《著陸何處》中,拉圖將過往著作的思想撮要起來,化作一部犀利的政治宣言,向讀者大聲疾呼:我們求諸己身吧!


如果我們翻開哲學史,就會發現透過認識論方面的哥白尼式革命,把現代性帶到人間的哲人,就是把萬物視為「不可知」的「物自身」的康德。但也因為康德,科學才能擺脫教條的影響,變成以經驗和實證為尺度的現代科學。這種以經驗論代替實在論的哥白尼式革命,導致了工業和科學革命,最終也顛倒了自然與人類的主從關係。在現代世界中,我們所身處的自然已經與以往大異其趣了,拉圖一再提及科學家查拉切西奇(Jan Zalaciewicz)在2012年提出的「人類世」概念,這一概念指出以往由自然主宰人類生活的「全新世」(Holocene)早已一去不返了,現在是人類主宰自然的「人類世」。然而拉圖再三提到「人類世」是要責備人類嗎?是要否定「現代」與「全球化」帶來的震撼和迷失嗎?其實不是。


說到這樣,與其說拉圖的態度模棱兩可,不如說拉圖希望信奉各種政治意識型態的人們,打開腦袋的窗口,既接受大地並非靜態的自然而是積極的行動者,也接受人類自己發揮的積極作用。對各種政治立場的針鋒相對,拉圖的立場是終止批判。不單如此,他還為歐洲這個古老的文明侵略者辯護。拉圖這種想法也許是要肯定巴黎協定與會方對建立新氣候體制的努力,相對來說就是責備特朗普主義美國的逃避。除了逃避以外,拉圖也反對那種自居中心的慣性思維,他強調,這場新氣候體制與我們的利益攸關,但主角不是我們,我們與大地,以及一切生物,都是行動者、持份者。這些想法在《面對蓋婭》中已見端倪,但拉圖卻在《著陸何處》透過巴黎協定把他的「自然—政治」主張說得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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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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