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李敬恒將他閱讀文學作品的文章，結集成《謎樣的森林》，並大受讀者歡迎。彭依仁由此思考文學家與哲學家的關係，也看李敬恒的閱讀經驗，發現他在《謎樣的森林》側重於文學作品的細節，比如詩中若隱若現的細節、小說的背景描寫，而不是像哲學家談微言大義，也不像很多正經的文學評論家避談流行曲。正如他分析顧城的〈遠和近〉時，其關注明顯地超越了文字本身，在各種各樣的文本中，也讀出每個人存在於世上的基本狀況。

2023年是詩人鍾國強的豐收之年，除了小說集《動物家族》外，還有在中國大陸出版了由其翻譯的《春天及一切﹕威廉斯詩選》及《煙與鋼﹕桑德堡詩選》，然後是去年年底字花出版詩歌評論集《默讀餘溫》，我反覆閱讀當中一些文章，這些文章，或為鍾閱讀詩歌、翻譯外國詩的筆記，或為闡述對本土詩或年輕一代詩歌創作的看法而寫的短文。

這些動物有時的確營造了不少像喬伊斯提倡的頓悟（epiphany，或譯「靈光乍現」）效果。所謂「頓悟」源於中世紀阿奎那的觀念，最初在喬伊斯《一個年青藝術家的畫像》原稿《史提芬英雄》中出現，指一些「纖細、飄忽的瞬間感受的具體顯現。」小說主人翁從這瞹間的光照中，瞥見了事物深刻的意義，甚至自身的存在本質。

這種「我與你」的關係，發展到後來，越發透過宗教寓言的方式得到體現。陳澤霖在文章中認為，運用宗教符號和口頭粵語是飲江詩的特色，他還指出飲江詩中經常出現對立意念。其實，只有運用詩人本身的口語及思辯性的矛盾修辭時，將詩歌置於干涉上帝干涉和人類存在經驗的戲劇場景中，宗教經驗才變得更具體，更不抽象。然而飲江詩中的「我與你」並不是人與上帝的關係，很多論者指出飲江的上帝是一個命運般的主宰，詩中「我與你」的關係反而建基於「有情」的條件之上，而作為AI的「阿法狗」，正是詩中其中一種「我與你」關係的展現。

有關稿費的討論，在港台作者間成為熱話，文藝待遇的議題備受大眾關注。鄧小樺先後撰文談論稿費，也講及文學園地資助的現實；張婉雯坦言認識的寫作人，全部都要兼職打工；彭依仁舉歷史為例，闡述寫作如何體現金融資本主義的本質；孔德維博士則談文字定價的歷史觀察；高重建從局內人、局外人和超越者的概念，講述如何應用在追求文字有價的例子。互相尊重，相輔相成，無論是追求文字有價，抑或爭取其他改變也如是。

當俄烏雙方仍在酣戰，因而導致全球糧食及能源問題時，倡議「新氣候制度」的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卻因為胰臟癌而離開這個世界。拉圖試圖以其著作重塑人們對自身，對自然生態及對地球的認識，但彭依仁認為這對於描述拉圖這樣一位人物，其實遠遠不夠，並藉此文略談拉圖給人們的思想遺產。

港台作者近日群起討論稿費問題，彭依仁撰文說明自己看法，談到作者與編輯其實是種共生的關係，並舉歷史為例，闡述寫作如何體現金融資本主義的本質，現代作者的定義則是由「群眾」的出現而被形塑的。

鄂蘭在《人的條件》中，將人的行動生活分為沒有創造性的勞役、有創造性的技藝和公共參與，然而，曾為鄂蘭學生的社會學家桑內特，在《匠人》一書提出不同觀點，認為如此將「勞動」與「工作」劃分，也許忽略了兩者之間的微妙關係，無視知識往往是由不斷重複的勞動實踐積累而成的，而創見或創造，都必須由上述兩者積累而成，或有兩者作為基礎發生意外的「質變」。《匠人》從大量觀察各種匠人的過程中，看出「勞動之獸」的思考，說明作為勞動者的匠人，與創造性的藝術家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交集。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源自美國作家梭羅在1848年寫的一篇文章〈反抗公民政府〉(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梭羅指出當時的公民政府有屠殺美洲原住民、蓄奴、侵略墨西哥等不義之舉，故號召人們在良心上拒絕(conscientious refusal)向麻省州政府繳納稅款，後人遂以「公民抗命」稱之。到了二十世紀，甘地譴責英國殖民政府強行向印度傾銷棉紗，扼殺印度本地紡紗業，故號召國人響應「不合作」運動。馬丁‧路德‧金基本上參詳了梭羅和甘地的抗命原則。

然而傅柯、阿甘本或埃斯波西托等哲人之所以討論生命政治，並不是要告訴我們生命不過受主權操控的事實，而是要讓我們去想像一種新的可能，傅柯認為古典哲學不乏教導個人重新管轄身體的篇幅，阿甘本從方濟各會苦修士生活思考一種全新的、不受社會或政權操控的生命形式，埃斯波西托則提出一種肯定性的免疫機制。

2009年，村上春樹獲得耶路撒冷文學奬，發表關於雞蛋與高牆的演說，亦因此讓「高牆」進入政治抗爭者的語言，由具備政治抗爭的特殊意涵，變成一般人都明白的隱喻。彭依仁覺得在隱喻以外，那些實實在在矗立著的高牆，體現出核心家庭作為戶籍獨立存在的狀態，保護我們的同時，也能封閉和窒息我們；幫助我們定義自己是誰，亦強行局限了我們的身份。

回歸以後，香港一直陷入中港憲政關係的爭論中，深遠地影響政府施政。說到底，還是因為中共主權意志與香港本身作為國際城市的本質有所衝突，也關係到香港人對中共主權的認受性一直有所質疑。說來主權這回事，就像古代的王權，彭依仁以此角度引申，談談現代西方世界的主權概念，跟中世紀的王權有著怎樣的關係。

當卡繆被認定是因普通交通意外而死亡，意大利作家焦萬尼．卡泰利（Giovanni Catelli）的新書，卻揭露卡繆是被蘇聯KGB特工暗殺，以報復他自1956年秋公開表態支持匈牙利起義，並強烈批評蘇聯入侵行動等反蘇言辭。卡泰利在全書結尾表示，希望該書能在「過往曾在海沙上留下的脆弱痕跡，被時間之浪徹底沖刷之前」，將更多證據保留下來。

自古以來，關於人類社會的變化，有以不同質素的時代劃分的。比如古希臘神話，將其劃分為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當中以黃金時代諸神素質為最高，黑鐵時代凡人素質為最低。然而在現代社會，我們不再相信這種劃分時代的觀念，而通常以人的價值素質或以公共領域的素質來審視時代本質。城市理論家珍‧雅各認為，高級文明之所以墮入黑暗時代，是源於自身的潰爛，其中最關鍵的是人們對文化和技術的集體遺忘。

與上一代人撕裂，是每個同情政治行動的人都會有的類似經歷。其中一項因素是：媒體決定人的政治屬性，媒體渠道決定一個人對社會和政治的見解立場。當我認定電視機是古董，大台節目是垃圾，喜歡看YouTube歷史頻道和NatGeo節目並甚少扭開電視的時候，CCTVB每日正在綿密地控制著包括我父母在內大多數上一代人的思維。

為哲學家尼采和海德格作傳的德國哲學家薩弗蘭斯基，最近寫成了《時間之書》，似乎不單要用婦嫗可解的文字解說海德格《存在與時間》中的概念，也要爬梳德國哲學、文學、史學和社會學中的時間 概念。

安東尼．伯吉斯的《發條橙》這部小說，隨着斯坦利‧寇比力克改編的同名電影上映，已引爆人們的道德恐慌。但原來這部小說有一部遺失的續集，被發現於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住過的羅馬寓所中……

大衛．布拉克伯恩的《征服自然》中，就將德國在這二百五十多年間，政府人民以開闢自然為名與河川、地表進行的鬥爭，還有當中所付出的代價，極為生動地描繪出來。這並非單純從科技史、自然開發史及自然變化（如水文、地貌、氣候）去剖析問題的專題著作，而是更像一部德國政府與大自然搏鬥，或試圖改變自然的集體傳記。

2018年12月28日晚上11點，以色列著名作家及以巴和平鬥士阿摩斯‧奧茲，在與癌症短暫搏鬥後，與世長辭。消息是由他的女兒，作家暨歷史學家芬妮亞‧奧茲—薩爾茨貝格(Fania Oz-Salzburger)在推特公佈的，芬妮亞在推特上坦言，父親由於病情「迅速惡化後，於睡夢中去世。」

2014年，董啟章被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該年香港社會對於佔中抗爭的討論正白熱化，及後發生了雙學佔領金鐘的行動，此時此刻年度作家成為敏感的名稱。議者認為作家既然支持社會抗爭，就應拒絕與建制有關的一切，而董啟章的回應是在書展作家感言裡，大談「沉默」的意義如何被扭曲。根據董的說法，近幾年來社會有個錯覺，認為「沉默」就是負面的，而「發聲」就是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