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考到輟筆：評《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
近日香港正在經歷疫症和國安法的威力，很多參與反政府活動人士，都因為涉嫌違反國安法而被控告。這時候，鍾耀華正在把他過往的文章、書評，重新輯錄、改寫、結集成為《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這部文集，透過看似書評的文章表達更深刻的思想。作為書評作者和讀者，我相信沒有人能拒絕這部文集。
鍾耀華曾為中文大學學生幹事會會長，後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常務秘書，也曾在端傳媒裡任職記者。在回歸後的這個年代，這重身份是一個擔子。在雨傘期間，鍾與周永康等人曾代表學聯與當時尚為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會晤，亦因曾參與佔中而被捲入2019年的「佔中九子案」，被裁定「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作為「佔中」參與者，他的「參與」更大程度上是作為學聯代表，或走進佔領現場接觸抗爭者，或進入政府接觸高官。事實說明，在運動中真正與政府發生衝突的，並不是他們任何學生組織代表，而是更多無名抗爭者。
也許是由於這種對運動參與的覺悟，鍾耀華轉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從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變成在社區的耕耘者。他這種「轉向」的原因，並不是單純地懷疑雙學（學聯、學民）在運動中發揮的作用。他的反思比策略或原則更深刻，也許還涉及對整個社會運動或城市前途的質疑。關於這幾年的掙扎，他一直沒公開表白，只是任其在心裡靜靜發酵，釀成書中的片言隻語。
這些感悟是他長期思索其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的成果。鍾耀華在本書出版前寫的「介」裡寫道，進入大學前，作者一直思索：人該如何活，個體之於群體，人扮演甚麼角色，到底自己在世界中有甚麼意義等與政治攸關的問題。最終進入中大政治系唸書，似乎也是求仁得仁的結果。及後加入中大學生會及成為學生會會長，遇上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的概念，並因為學生代表的身份而參與雨傘，都可謂適逢其會。然而透過政治參與、社會經驗，對世界又有新的體會。如果世界萬物都在變易中，而人的制度雖然表面上被一再維持，實則隨世代、人事去留而變化，那麼所謂的民主、法治、主權、公共行政或社會秩序又是甚麼？那些聲稱守護它們的人早已認不出它們的面貌。
正是這一連串的思考和疑竇，令作者變成一個追尋信仰的懷疑論者：「我沒有信仰，但不斷在追尋信仰。」（序之三篇）「信仰」就是「超越的神聖」，要用生命去「嘗試」趨近意義的源頭，這表明鍾耀華仍是（也許是不幸！）理性宗教的尋求者，認為可以理性地討論問題。大概有些無法用理性去分析、估算、預測的事情，就只能訴諸宗教的信心。
書名《時間也許不站在我們這邊》，源於梁文道致林鄭月娥信中的一句話。曾幾何時，有好些公共知識份子領袖級人物，以為可以和政府對話，或者成為民意代表或為政府或民間指點出路。鍾的文章〈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而權力永遠站在時間一邊〉寫於2017年，上距梁文道就政府清拆皇后碼頭時寫給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一封名為「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的信，已有十年時間。信中表達了對於時間站在下一代人那邊而不是舊殖民地官僚的信心。然而十年過去，林鄭由發展局局長變成特首，再回看當初奢言北望神州，並想啟導大陸政府民間思維的公共知識份子，如梁文道、陳冠中等，作者不禁慨嘆復問道：時間真的站在我們這邊嗎？而與公共知識份子恰成對比的，就是像梁鳳儀代表的那種又言商又愛國的商界菁英，在經歷回歸多年的鉅變，他們也不見得比前者更能一展抱負。
既是這樣，一個香港的作者應該如何自處，如何面對那一把自信滿滿的官方聲音，既保留個性和真實的愛憎，又不被封殺，甚至不讓他的作品在任何書店裡發售﹖如果作者必須真誠面對自己，才能寫出有價值的東西，而作者本身的聲音又屬於被禁制的一類，那麼應如何與讀者建立聯繫﹖作者應該把作品埋在地窖，或放進漂流瓶扔進大海，然後祈禱上蒼讓有心人有一日會讀到他的作品，然後作者與讀者終於建立了私密的聯繫嗎﹖
這類作者僅限於那些不再自覺面對一大群有固定期望的讀者，並要求以文字真誠面對自己的人。我不敢斷定鍾耀華已做到這一點，他只是嘗試面向自己。散文”essai”的本意，不就是嘗試嗎？作者嘗試梳理、講述自己生於其時代的感悟、思考，或反思大家習以為常的觀念或概念，不就是散文的本色嗎？鍾耀華一直嘗試回歸散文本色，對於社會或政治問題的思考，反而只是散文的起點。我們能在裡面讀到他怎樣從問題回溯本質的嘗試，談書論書反而成為了一個不起眼的引子。作為書評人，這一刻我彷彿被他提醒：閱讀的目的，是走入生活，或切入問題的核心，探索生活本質，對其中問題作出思考，任何想要從中抽離的閱讀，都站不住腳。
正如作者說的，他在寫文章時做的，是一種意識的流動，是一種不循規蹈矩的思考，讓讀者感到某種生命的氣息。大概是對寫作的這種執著，令鍾耀華的文字讀來不似被賦予某種形式的思考。我們也許讀過邏輯嚴謹的文章，這樣的文章我們會怕讀得辛苦，但會讚賞那些作者思路周密。相反，對於一些訴諸感覺，但內容空乏的文章，我們會讀得很舒服，彷彿吃了一口棉花糖，甜甜的，然後甚麼也沒有。鍾耀華的感性文字卻展現出他思考問題過後的痛楚。沒有思考就沒有痛，沒有痛就沒有悲傷，沒對文字進行反省就不會摒棄情感抽離的文字。然而感性到一個怎樣的程度，那又是另一個問題。
鍾耀華對城市命運，對公共問題的「痛」，並非談幾句意識型態對立就可以糊弄過去。關於這座城市的崩壞，有人說是回歸的必然結果，但鍾耀華的答案，卻並非如此，因為這更大程度上是發展扭曲人性的結果。新界東北發展固然與所謂「中港融合」有關，但關鍵仍是那種盲目相信發展的意識。但批判了這種意識過後，我們又該如何？很多人幻想回歸田園，但關鍵並非在於回復鄉村化與否，而是人們賴以生活的經濟價值觀，以及支撐着這種價值觀，對於人際關係、社會活動和生活型態的信念。在談及《推土機前種花》這本書時，作者已經很清楚這一點﹔而在〈城門開〉討論北島文集《城門開》和阮義忠影集《人與土地》的時候，作者也回顧了人與土地關係的變化，重新思考八十後「保育運動」的意義。但當權者對於社會運動及其矛盾的理解，至多只能曲解成大部份市民無力買樓的貧富差距而已，更深層的問題，即對於「發展」、「計劃」或「管治」的迷思，或人在生活上的迷失，依然沒有被正視。作者閱讀美國無政府人類學家史考特（James C. Scott）的著作，拿自己多年來參與並見證社會抗爭的經驗對比，並思考社會政治的過程時，似乎找到一個清晰的答案：人們從開山劈石，接受教化發展的一刻開始，從背離自然的一刻開始，便已註定要活在奴役中或在壓迫下滅亡。對於那些大談公權力、主權、國家實力的人來說，這恐怕是最不想面對但又要確切的答案。
但就一個政府的權力或政策運作來說，你不可能真誠地正視問題，至多就只能擺平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異議。文字不過是幫助處理這種複雜問題的修辭，鍾耀華既然以文字求「真」，就注定做不成政治家或社會活動家，甚至擁有廣大讀者群的作家。他總是對一切持着深刻而悲觀的懷疑態度，連自己的文字也懷疑。鍾耀華在一首詩作裡這樣寫道：「有時候文字像風，輕輕一吹又搖曳/不清不楚像影搖又曳/但你永遠會知道/那是風的感覺，影的陰霾/合約條款是文字，文字是工作責任與薪資……」他在〈徒勞的重複〉開頭甚至說：「最近因為媒體拒絕的關係，不再定期供稿寫作了，藉著這個契機，我也想停一停了。」一個作者很少坦言停止寫作。
如果文字不再成為為思想的桎梏，那麼，曾經失落的感覺也會歸來，與書本的內容、生活的見證連接在一起。鍾耀華不單要召喚那些書本的故事（如阿歷塞維奇的故事），也要召喚自己的過往、意識長河中載浮載沉的記憶、思想中偶爾迸發的火花、他的癡迷、他的失落、清醒的瞬間，等等。寫下這些文字的作者，似乎已經離開了抗爭現場，或鎂光燈的照射，可是那些冗長的司法程序並未就此終結，作者與社會的糾纏也並未結束，反而當思想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我們不知道，終有一天，作者或許會重新走入抗爭現場﹖我們不是作者，不能為作者回答此問題，但在當下，我們讀到的鍾耀華，是掘他全副心力，重新感受及思考過去十年間以致當下發生的事情。雖未明言輟筆，但此時此地，也有千種理由壓住筆桿，一字一句都是艱難。
因為在我們這個「重新認識國家」的年代，在每一個作者心中，都彷彿聽到一把洪亮的聲音，它直白無諱地說：「人們或因為無知，或因為利益，而掀起反社會的動亂，現在動亂已經平息了，當局也寛大地處理了相關人等。作者請不要以自己的思想指點社會了。國家在這裡，法律就在這裡，不要以為把你腦中的東西寫出來就能立法，就能建立你們的文字共和國。」這把聲音，無疑讓每個作者重新思考，是否應該繼續書寫他們經歷過的事情，或微不足道的個人感受。國家是美好的，立意諷寓的文學本身，也沒有必要存在，不用拿文章負載思考或感受，只要跟着國家的「公意」，就能重新認知和感受世界，世界自然也會美好起來。作者無時無刻活在這種聲音之下，應該如何書寫自己的聲音，這本來就是極大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