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生活書社
許多年後，會有人提起，雞地曾經有一間書店，賣文學書、社科書、哲學書，也賣元朗醬油；那裡有原木造的小椅，讓人坐；店主是搞社運的，朋友在獄中，或流落異地，他靜靜堅守，但也守不住了。
2018年才開始逛生活書社。
那時在報館工作，每天追逐點擊率。認識我久一點的朋友都知道，我主要是搞文學的，其次才是搞政治的，對於點擊率這回事，不甚了解，但也因為我大概是組內唯一一個較不離地的人，所以就負責追逐點擊率。那陣子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思考如何在新聞圖片上配上煽情句子。
這樣的生活自然不甚愜意。畢業後三年，我每年都至少發表一篇小說，但2018年好像一篇也沒有寫──我給自己的藉口是，2017年已經寫了兩篇。
有時會請年假逛書店。
2018年，生活書社已搬至雞地。從西鐵站出去，穿過元朗廣場，行天橋，下斜路，過小橋，越過水溝，便會看到小店的木外牆；天色稍暗時，燈光柔黃，櫥窗透亮。
我初來時，是八月的下午，下雨，水溝泥黃，充斥垃圾。越橋，到書店，櫥窗為霧氣所掩。放下傘，推門進去。
總有些空間，讓你覺得有點魔幻，魔幻在於它與四周的氣氛截然不同，進到去，就好像可以忘掉世界。
雨忽緊忽慢，在書店裡可以靜靜看書。雨的氣味仍會滲進來，夾雜雨聲，混和木味，那是書店與外間的唯一結連。我後來才知道，書店的木板，每一塊都由店主親手打磨。
我總躲在木梯下的書架，那裡有種田的書，有劉克襄的遊記，有許許多多關於自然的書，看著台灣的田、台灣的村，好像能夠忘記侷促的城市，面朝山野。
店主有時會走近你，好像在偷偷看你在看什麼書；有時在收拾書架，但書架明明很整齊。
那是2018，很多激進的朋友都覺得社會難以撼動，覺得文學只是業餘興趣，開始談買房，說股票，但仍有人堅守。
有時到生活書社，不止是買書、逃遁，而是去追認抽象的事情，提取一些過去的東西，以抵抗可恥的時代，犬儒的自我。
我們那代人的回憶是2014。
香港容不下甚麼遺址，如果說傘運有甚麼遺址的話，生活書社肯定是其中一個，它在實體空間上沒有保留甚麼，它保存的是那種莫以名狀的情感、精神，那種傘運式的天真、樂觀，相信只要堅持，便會帶來改變。
有次買了張貴興的《野豬渡河》，店主像個孩子的跟我說：「嘩，終於有人買呢本書喇。」可以看得出，他真的很喜歡書。還有人記得罷課不罷學嗎？在夏愨道的講堂，仍有人想起嗎？
但最終也守不住了。
佩內洛普．菲茲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寫過一部叫《書店》的小說，敘述者有一句話是這樣的：「我就是想開一家書店，可是，那小鎮並不需要一家書店。」
這注定是個悲劇，但悲劇的意義不在於失敗，而是明知失敗，仍去行動。
五月起，生活書社便停業，那些他們親手打磨的木板，會被拆下來。會換一間怎樣的店呢？不重要了，我大概不會再走到那裡，但一些經過的人會提起：「這裡曾經有一間書店。」也有一些人相信，書店會重開，在雨天，燈光柔黃，櫥窗透亮。
（轉載自作者facebook，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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