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與編輯的共生關係

（編按：港台作者近日群起討論稿費問題，彭依仁撰文說明自己看法，談到作者與編輯其實是種共生的關係，並舉歷史為例，闡述寫作如何體現金融資本主義的本質，現代作者的定義則是由「群眾」的出現而被形塑的。）

其實作者與編輯是一種共生關係，再明星級的作家，開價再高，如無編輯付得起稿費，一樣無利可圖。寫作最體現到金融資本主義本質。

我很少在意一篇文章或一首詩作會賺到幾多錢，因為我知道文字本身就經濟價值來說不值多少，它是我輸出思想的一種技術裝置，藉符號排列達成歷史上的任務而已，退一萬步來說，我也希望藉寫作達成自己文字或思想上的突破。

但會刊登出來，或有稿酬，或兩樣都有，也是很關鍵的事情，因為1. 只有刊登出來才會對這個社會/文藝圈子有影響力，2. 基本稿費意味着我沒有浪費時間做無用的事。

第一段說寫作最能體現到金融資本主義的本質，我必須回到波特萊爾那些「美學珍玩」：波特萊爾當然嫌惡那個「發達資本主義」，但我想他也很清楚，一切寫作，都是靠報章雜誌養起來的，而這些媒體背後，又反映了資產階級或他們那種文化霸權的品味和鑑賞方向。

再猥瑣的情色文學，比如《回歸綫上》系列，甚至《O孃》等，只要他們發掘到投合品味的地方，也可以當作有點辣的前衛作品來欣賞。

再傳統，再展現人文關懷的作品，一旦不再刺激他們的五官和腦袋，就不再為人所記得，我覺得法蘭西斯．雅姆(Francis Jammes)寫驢子的詩很能感動我，但只有中譯者莫渝，法國也沒幾個評論家會談論它們。

西方傳統上，文人寫作與金融權力中心有一種密切的關係，在中世紀歐洲，尤其是法國，作者聚集在教會和宮廷周圍，這並不只因為這些人識字，更因為錢都在他們的口袋裡。到了近世西方，隨着各國發展自己的文字和識字人群，加上在某些國家，部份新教徒家庭藉資本累積和再投資發展出近世資本主義，文學走進高雅家庭和上流社會。

現代作者的定義是由「群眾」的出現而被形塑的。當然各國群眾也有不同特質：在當今中國，文學是由韮菜來定義的。

近二十年前，當中國大陸社會仍然對各種西方新思潮趨之若鶩，文學（或有文學價值的詩歌）成為地產發展商附庸風雅的裝飾品。當時有部份地產商，在推銷新樓盤時，會舉辦詩歌朗誦會。這種附庸風雅的行為，與這三、四十年來大陸詩歌對西方現代文學作附庸風雅的摹仿，其實很匹配，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任何學習文化的人，首先必須附庸風雅，要有附庸風雅的能力，首先必須要有能力附庸風雅的人來付錢，要他們肯付錢，除了要讓他們欣賞附庸風雅對象物的價值外，更重要是要讓他們覺得這門生意有龐大的市場：憑藉寫作和文學欣賞，他們也可以孕育一群有車有樓，付得起錢欣賞和創作更高雅文學作品，或搞文學活動的小資。

然而當社會經濟回到戰時共產體制時，這些小資將會是第一批像露水消失的人，然後寫作將會從售樓大堂轉移到地下室，在那裏，一個個曼杰什塔姆將會像異形一樣，靜靜成長，並伺機向鐵血戰士逆襲。

稿費這回事

（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