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做一個自大的編輯

在出版上，與江總一直合作愉快，但與她有一大分歧，她認為編輯和出版是專業，我同意，但也認為編輯是一種服務行業。所以她會因作者要求過多或無理，中止合作，我總是希望能配合作者的要求。愚以為編輯主要為兩種人服務，其中當然是作者，編輯應把他的作品以最佳形態呈現，這涉及文字（內容）和版式裝幀（形式）的處理，與此同時，也就是為讀者服務，讓書以最佳形態放到讀者手上，這包括閱讀流暢、版式悅目，以至於整部書的美感。當然，每部書的性質都不同，所謂流暢也以書的內容和作者風格為依歸。十分慚愧，我做的書，很少達到自己的要求，作者與讀者將就則個便是。

《知堂回想錄》五度匯校本對我無疑是部教科書，給我很多啟發和指引，只是來得太遲。近年校讀《葉靈鳳日記》和侶倫的《向水屋筆語》，指導原則是保存原貌，但我不能完全做到，如果早點讀到匯校本，或有另外的考慮。雖然，不能完全做到並不是說原貌全非，只是一些技術性的處理，絕不影響內容，最主要的是不想出太多校注，這是為了讀者閱讀的方便，所以凡例總有一條：內文明顯筆誤者，逕行改正，不另出注。

編輯的權力很大，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自大，絕大部分編輯都有一個職業病，就是愛改別人的東西，我以前也是。1993年《素葉文學》46期有杜杜〈旺角浴德池〉一文，其中提到他重訪浴德池，他年輕時常到這裡按摩推背，幾十年沒上去過，現在重遊，發覺鋪子「卻依然是一樣的霧數」，我不知「霧數」是甚麼，順手改為「路數」。後來杜杜寫信告訴我，「霧數」是上海話，張愛玲也用過，他是揚州人，也有這麼一個說法，即廣州話「杌耷」的意思，「杌耷」是杜杜的用語，應讀up dub。現在有互聯網，查字方便得多，但因太相信直覺，不保證每字必查。現在我盡量不改文字，但偶有錯手也未可料。

不同作者有不同文字風格，有的作者故意讓文字顯得彆扭，你改順了就抹殺了個人風格。五度校《知堂回想錄》在保持原汁原味之餘，也顧及普通和非普通讀者的需要。編輯工作的一個守則，就是統一全書的行文用語，即洋人所說的consistency。匯校本頁016有一句：「天明四年甲辰（1784）木板刊行，……」五度注：「1784三育本、桂本作『一七八四』。」知堂老人多在干支紀年後加上西元年份，一般都是用中國數目字，如下文：「我們也就於癸巳（一八九三）年底一同搬去了。」不知為何這裡用上阿拉伯數字，這是前後不統一，換了是我，索性把1784改為一七八四（因以後的紀年都用中國字），就像三育本和桂本所做的一樣。但桂本內文改為一七八四，另出注說明手稿作1784，我會跟三育本，不出注。

五度鉅細無遺注明經改動文字和手稿的差異，可以讓讀者自行判斷改動是否合理，或者比原稿更好。如頁016：「那時恰巧副主考周錫恩正在主考船上聊天，……」，手稿缺聊字，五度注：「三育本添『聊』。桂本作『談天』。」五度取三育本作「聊天」，較桂本為佳。從這些匯校，我們可推想，知堂老人寫回想錄時，也許因趕著交稿，有時無暇斟酌用字或覆核全文，寫好了就把稿寄出去，因而有不少缺漏和筆誤。這可反映他下筆時的環境和心境。從原汁中，我們可嘗出原味。再次，換了是我，也是改了就算，像三育本，似乎從不出注。

注或不注，對我是一大考驗。有些注是必須的，如頁005：「我的誕生是極平凡的，沒有甚麼事先的奇端，也沒不見惡的朕兆。」「沒不見」，負負得正，意即「見」，那就與文意矛盾。據五度注，這裡三育本作「不見」，桂本作「沒有見」。顯然，曹聚仁改得比鍾叔河好（若真是他們兩位先生在改的話），五度保留原文，他的說法是：「『沒不』或屬我手寫我口。」這說法很體貼，很有見地。說話往往不避重複用字，一個近似的例子是「好不熱鬧」，即「很熱鬧」。知堂老人我手寫我口，幾句之後便有一例：「而我適值恰於這後半夜出生，……」「適值」就是「恰於」，我會有很大衝動刪去其中一詞。就像歌神的那句「結果終於娶咗佢」，我一直認為堆砌詞彙，現在想來，「適值恰於」和「結果終於」都是自然的口語，在強調剛好和最後，都是可以的。

真是讀一書，甚至一頁，長一智。

（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