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友俞傳來《罪人們》影評，指出電影以吸血鬼作為主題的故事，其創新之處在於融入賽博龐克元素的集體意識，吸血鬼在戲中作為群體存在，他們象徵反基督力量，同時體現集體主義特性，可視之為共產主義對抗資本主義與基督教的壓迫體系。縱使吸血鬼群體自身遭受迫害，他們仍成為迫害黑人的加害者，不論是吸血鬼群體或是黑人群體都是被這個更大的體制給壓迫著，展現出體制權力如何助長「弱弱相殘」的行為。

曾友俞傳來《下流偷生族》影評，指出主角Aurora作為揀貨員的單調日常，揭示資本社會中人的荒謬、異化與孤獨。日復一日，她手持掃碼槍穿梭層架，生活如輸送帶上的貨物——看似移動，實則停滯，恰似薛西佛斯推石的無盡輪迴。Aurora與同事的短暫互動、生活的瑣碎窘境，均映照出勞動與社會關係的疏離。曾友俞認為，《下》以寫實又中立的角度，刻畫出資本社會中大部分人的存在樣態的故事。

港台作者近日群起討論稿費問題，彭依仁撰文說明自己看法，談到作者與編輯其實是種共生的關係，並舉歷史為例，闡述寫作如何體現金融資本主義的本質，現代作者的定義則是由「群眾」的出現而被形塑的。

今年已讀不回最後一集，青年作家勞緯洛帶來吳明益的短篇小說集《苦雨之地》，一齊開發大腦，感受自然環境的溫柔與生機。作為近年在台灣成為最受注目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吳明益的創作一直關注自然生態保育和台灣原住民等議題，想了解人類面對自然感受的倫理與美學的重要一課，記得收看。

疲倦、自戀、再度疲倦，是駱頴佳在新書《情感資本主義》嘗試以理論處理的命題之一。此書本是駱研究近代情感文化理論及哲學的一次爬梳及反省，卻沒想到經歷浩大的反送中運動。書不易讀，正如過去一年很多情緒，都難以放下，但從訪問中可以明白，駱並不是要否定憤怒，只是不要讓憤怒轉移視線。持續地憤怒是必須的，但長遠的路要怎麼走？

駱頴佳的新書《情感資本主義》，書寫過程經歷兩件巨大的「情感事件」，社會運動與肺炎疫情，都觸動香港人的情緒。未來的路難行，作者透過這本新書，望能刺激更多的人，對情感政治作進一步的思考。

不知你今天過得如何，外面靜了很多，我們還能做什麼？但每次想起，有發生過，就是有發生過。

那麼在二十一世紀，我們要如何走向社會主義？是要打碎、馴服、抵制，還是逃離資本主義？

作為象喻，Little Joe空洞卻又明確，可以是有毒心靈雞湯或小確幸，可以是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嬰兒，可以是軟性維穩工具，可以是武漢冠狀病毒⋯⋯但本質上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產物，恐怖在害人於無形，人不是被魅惑，就是為了「和諧」若無其事，一旦遺禍全球並且不可收拾，我們就要從此跟它共存下去——21世紀電影對災難或怪物的嶄新觀點，不是說消失就消失，《真・哥斯拉》（“Shin Godzilla”，庵野秀明、樋口真嗣導演，2016）就是一例。

社會科技日新月異，為何受精神疾病所困的人卻在不斷增加，甚至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精神疾病製造商》的作者伊恩．弗格森答你：問題喺個資本主義制度。

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最終會因為承受不了自身矛盾而崩潰。很多左翼學者都將這一預言視為充滿彌賽亞式降臨色彩，就像我們說起「支爆」即將降臨的契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維希留（Paul Virilio）影響深遠，其學術研究不斷比對昔日的戰爭和當前時代的相似之處，批判這個不斷加速的時代。

在三十五度炎夏的中環，只有十秒橫過馬路的綠燈時間，四周密密麻麻全是西裝筆挺呼喘過路的行人——控訴中環節奏已經是十分老套的事，然而如今，這種逼迫感正像癌細胞般大肆蔓延，在沙田、大埔、上水、屯門、元朗發病。以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後現代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時空壓縮」（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觀之，一代人的青春快要窒息死亡。我們的香港強調快，彼端的石澳高爾夫球場卻強調慢，士紳父老在傭人簇擁中緩步遊走於數十萬呎青蔥綠地之中、徜徉於藍天碧海之間——在港境之南絲毫感受不到土地和空間問題，但從元朗到石澳，是遙不可及的距離。塑造我們困境的，是時間、空間、社會權力之間相互支配的關係。

某個無眠的晚上，馬玉江到灣仔麥當勞買漢堡包，自幼長於中國農村的他偶然發現，「與無家可歸的人在一起，有種熟悉感、安全感。」於是他用了一年時間收集麥難民的餐飲單據，做成個展《夜未央》。七月八日的講座「阿甘本與變向裸命」，由策展人朗天主講，他笑言雖名為講座，實則是他小小的個人分享報告。展覽揭示的麥難民現象，觸發朗天思考自由抗爭的可能，他更指出麥難民的生存狀況與我們相距不遠。因為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都在走向becoming-bare-life的絕望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