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麥難民的墓前,再思自由抗爭的可能——「阿甘本與變向裸命」講座紀錄

報導 | by  致寧 | 2018-07-25


黑夜之後,破曉之前,有一群靜靜散落在都市底層的靈魂。他們小心翼翼地匯集到快餐店,坐著入睡直至天光。在香港,有超過100間麥當勞24小時營業,這裡過夜的無家者就被外國傳媒稱為「麥難民」(McRefugee)。


某個無眠的晚上,馬玉江到灣仔麥當勞買漢堡包,自幼長於中國農村的他偶然發現,「與無家可歸的人在一起,有種熟悉感、安全感。」於是他用了一年時間收集麥難民的餐飲單據,做成個展《夜未央》。七月八日的講座「阿甘本與變向裸命」,由策展人朗天主講,他笑言雖名為講座,實則是他小小的個人分享報告。展覽揭示的麥難民現象,觸發朗天思考自由抗爭的可能,他更指出麥難民的生存狀況與我們相距不遠。因為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都在走向becoming-bare-life的絕望境地。」


甫踏進展場,望向井井有條的四壁鋪滿麥難民的單據,真有置身於骨灰龕場的幻覺,陰風撲面。「這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消費社會底層的靈魂墓地」朗天開宗明義道。現場同時擺放一個精密電子磅,每張單據下面都記下時間、日期和重量。感熱紙隨年月逐漸褪色,直至化為輕於鴻毛的虛有之物。在麥難民靈魂的墓前,朗天聯想到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有關「裸命」的論述,那些赤裸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每張餐飲單據下面都記有時間、日期和重量。感熱紙隨年月逐漸褪色,直至化為輕於鴻毛的虛有之物。


由古羅馬的牲人到香港麥難民


朗天先從阿甘本的裸命概念說起。裸命一說,出自阿甘本兩本最為人熟悉的著作:《牲人——主權與裸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和《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 Homo Sacer II, 1。根據記載,阿甘本留意到古羅馬法律有「牲人」(homo sacer)的存在。他們或被選為祭品但沒用上,或犯下嚴重罪行而被剝奪所有人權。他們在城邦遊蕩,任何人皆可殺死他們而不犯法,但帶著鄙視眼光的人們,會嫌殺死他們都白費氣力。雖說牲人是古羅馬時期的特殊產物,「裸命」卻可被視為中外皆有的生存狀態原型。朗天提到,中國古代也有相似人物的記載,譬如《莊子·內篇·大宗師》裡的「畸人」。「裸命」(bare life)一詞無非是說:除了赤裸的生命本身,所有東西一概被剝奪。


然後我們談到「例外狀態」。按照阿甘本的判斷,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是裸命的存在條件。「例外」——法例管轄範圍之外。一個人處於例外狀態,意思是任何法律都不能加諸其身上。以常識理解,戰爭時期就會引發例外狀態。朗天舉例說,古羅馬有一個獨裁者頭銜名為「凱撒」。戰爭一旦爆發,元老院可繞過選舉的正常程序,委任一名獨裁者掌控所有軍政法大權。這時共和國法律在此人身上完全失效,這名國家領袖同時是體現城邦主權的「主權者」。


於是,同樣處於例外狀態的「裸命」與「主權者」各據權力的兩個極端:一端完全被剝奪政治權利,權力指數等於零;一端獨攬所有大權,是一國權力指數最高之人。這樣的兩極架構有何特別之處?「這其實是自由的兩種極端的表現方式。中間是我們理解一般生活的自由,但有兩種自由是極端的:獨裁者的絕對自由和裸命狀態的自由。」朗天自言,後者的自由,是他和馬玉江在觀點上最多激盪之處,希望能刺激大家討論自由的真義。


時間拉回來現代,我們能想到印度或巴西貧民窟的人民,很可能相當接近裸命的生存狀態。若問他們的生活和古羅馬人最大的分別是甚麽,那就是全球化資本主義操控機制的介入。朗天分析道:「現在極權控制的方式不再是《一九八四》式的高壓統治。千禧過後,跨國企業的消費主義無遠弗屆地輸出,這種統治方式不再壓迫反抗者,而要你自願配合資本主義的統治。」如何誘使人主動投誠?「統治者透過操作劃出一個既得利益者的領域,若你不願意交出某些自由,你就無法進入此領域,被逼分配到邊緣化的空間。」貧民窟是邊緣化空間一例,在香港這個空間也許就是劏房。為免被社會邊緣化,我們在不知不覺間便臣服於資本主義的操作。


入夜的麥當勞就是那個邊緣化的空間。或許有天你不願意再上班,就需要棲身在麥當勞過夜。朗天說,上班就是其中一種配合資本主義的方式。我們知道香港人工時越來越長,但心裡明白有部分辦公時間不是辦公,只是「扮工」,全為了鎖死所有人的時間。日常生活的循環就是不斷上班、下班、旅遊、消費。為遷就工作時間,換取不被社會邊緣化,你只好放棄自己安排的生活。夏日熱辣辣,劏房又侷促,最可憐是資本主義社會每個家庭都裝有冷氣。所謂「麥難民」,可能未必沒有住宿,但只是很想很想睡在麥當勞,嘆一晚冷氣。如是,麥難民有可能是拒絕被支配,又或者說,有機會不被支配。


「夜未央」展覽策劃:朗天。


變向裸命:反省自由的契機


即使麥難民未達到例外狀態的條件,朗天認為這群人是相對於資本主義宰制的存在。而因為「裸命」狀態又不能完全套用在麥難民身上,朗天借用法國哲學家德勒茲與瓜塔里(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的概念來自組新詞「變向裸命」(becoming-bare-life)。德勒茲與瓜塔里有「變向動物」(becoming-animal)一說,出自《千高原》和《卡夫卡:朝向一種少數文學》。朗天說,卡夫卡的《變形記》與資本主義宰制不能切割。因為主角一覺醒來變成一隻甲蟲,第一件事就是無法再上班。人類變成動物完全是一種文學手法(literary device),呈現的正是人與資本主義生活的疏離。


「變向動物」是甚麽意思呢?「人要通過動物去becoming,或者說人要通過『非人』去becoming。德勒茲利用變向動物的概念,鬆動化了我們約定俗成對人的定義,我們便能在人與非人之間的空洞進出。」以讀《變形記》為例,主角變成甲蟲的敘事過程,可使到讀者質疑主角本來的正常生活。主角既生出甲蟲的外觀,又殘存人類的記憶,如此我們開始對人與非人產生「概念上的滑動」。


朗天提出「變向裸命」(becoming-bare-life),作用就是用德勒茲的方法鬆動化「裸命」與「非裸命」之間的分界,省思距離麥難民不遠的我們,還剩下甚麽自由。相比起牲人,麥難民仍然享有更多自由,那麼自由與不自由之間的分界又在哪裡?當然,這樣的思考不可能脫離香港社會的脈絡。用朗天的說法,香港人雖未至於裸命的境地,但正一步一步邁向失去自由的方向。至此,朗天在講座尾聲提供了三個思考自由的切入點:思想的自由、選擇的自由和說不的自由。


第一,思考本身是否一種自由?時下很多人會說「攰到不想思考」,朗天卻認為人理應是越疲累才越會思考,而這正正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下,我們有諸多藉口主動交出自由。第二,選擇甚麽才是自由?不由得想起卡繆的名言:「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儘管看似消極,但常言道「不自由,毋寧死」,在特殊情況下選擇自殺,又能否體現自由?最後,無論遇上任何處境,包括被統治者收編或操控,人總有機會說不。只是拒絕又是否體現自由的方式?


這樣一連串的問題,一時三刻注定無法提供確鑿的答案。朗天只想借《夜未央》展覽的契機,將與自由相關的討論延續下去。在朝向becoming-bare-life的途上,我們關注麥難民的生存狀況,我們繼續反省自由為何。


馬玉江個展「夜未央」(How Heavy is the Night)

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6樓

展期:7月6日(星期五)至8月5日(星期日)

開放時間:星期二至星期日:13:00-19:00(逢星期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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