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快感．革命構想——「情感政治與左翼」講座紀錄

「情感」這東西或許過於曖昧複雜，不由分說，一發難以收拾。看似無從捉摸，今天資本主義社會偏偏要操控群眾情緒，左右政治立場與判斷。情感政治的問題，也是駱頴佳博士思索已久的課題，「為何要談情感？第一件事，在西方學術界有所謂『情感轉向』（emotional turn）論述，還有『情動』（affect）這個諸多討論的概念。 」西方經已蔚為顯學的情感研究，何以作為香港社運政治路向的借鏡？

八月上旬舉行的香港馬克思節，六號一晚請來駱頴佳在序言書室主講「情感政治與左翼」，趁著馬克思誕辰二百週年的當下，探討左翼如何看待社會中的情感經驗。駱頴佳早年讀文化研究，後來鑽研法國哲學，尤其對身體、情感等題目感興趣，他笑言：「談《資本論》的話，相信很多人比我講得更好。我決定講一直思考中的情感政治問題，交代一些『左抄右抄』的思想。」於是一整夜駱頴佳旁徵博引左翼理論，開出一張琳琅滿目的情感研究書單，又以前年《100毛》的分獎典禮爭議切入，反覆辯證閱讀情感的壓迫性與顛覆性。

一、當代思潮中的情感轉向

「誰能操控群眾情感，誰便可掌控政治運動。」這是近年很多批判理論家注意到的問題。現今政府、傳媒與不同陣營的政治團體，不需要太理論化地解釋政策背後的因由（rationale），只需引起群眾的恐懼心理。譬如說，我們不難觀察到，特朗普上台和歐洲右翼崛起所帶動的民粹政治，對於難民、新移民與穆斯林等他者的排斥，其運作往往牽涉到恐懼的情緒。更不用說，香港人每當遇上政治爭拗，隨時鬧到七情上面。駱頴佳一句點出情感研究的重要性：「我們每一日都受到很多情感牽動，但少有意識到情感如何控制我們作出政治上的抉擇。」

這個西方批判理論中的情感／情動轉向，可以回溯到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斯賓諾沙（Baruch Spinoza）的哲學脈絡。斯賓諾沙說的情動（affect），是一種影響別人情感，同時反過來被人影響的能力（a capacity to affect and to be affected）。駱頴佳解釋說，情動是一種改變人們行為的隱性逼力。譬如他在序言書室開講，聽眾們的反應如搖頭、打瞌睡，都會隱若地影響到他的情感狀態。如此，人們的行為不單只受制於思想，更會被某個空間內的情感流動改變。

去到當代的政治哲學家中，納思邦（Martha Nussbaum）提出過重要的情感政治論述。駱頴佳舉出其中兩本：《政治的情感》（Political Emotions）與《憤怒與寬恕：重思正義與法律背後的情感價值》（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納思邦認為，情感背後往往牽連某種價值判斷。當我們回應各種事情變得日益情緒化，無論是對他者的恐懼、厭惡抑或愛惜，值得深思的是情感背後附帶甚麽價值判斷。我們討厭哪些族群？見到哪些人會感到憤怒？納思邦說，這些問題盡皆反映你的價值判斷。

此外，駱頴佳還特別推薦自己常用的教科書，納思邦論教育的著作：《培育人文: 人文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其中一個洞見是，如何培育學生的情感與公民價值建構有莫大的關係。簡單地說，假如人們習慣用討厭的眼光看所有非我族類，我們無法真正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最終，培育情感就是培育我們需要的人文精神。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納思邦著

《憤怒與寬恕：重思正義與法律背後的情感價值》

納思邦著，高忠義譯

二、問馬克思，情感為何物

對於左翼宗師馬克思而言，情感又是甚麼呢？駱頴佳說，研究這個問題會發現學術界有不同觀點，對情感在馬克思的理論位置存有分歧。美國社會學家Stjepan Meštrović在其著作《後情感社會》（Postemotional Society）指出，馬克思主義運用的修辭偏重認知（cognition）遠多於情感。通常馬克思主義者提到情感，都是屬於商品拜物教、異化和宗教的非理性等脈絡。由此推論，人性中的情感面向是妨礙革命的，重要的是提高群眾對階級意識的認知。

另一端的詮釋是把情感視作馬克思人性觀的內在核心，這角度可以在青年馬克思著作中得到印證。譬如社會學教授L. Frank Wehyer就發表過一篇學術期刊論文，Re-Reading Sociology via the Emotions: Karl Marx'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Estrangement，當中引述到馬克思寫於26歲的代表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青年馬克思說，「人類是感官的存有（sensuous being），因而是受苦的存有（suffering being）。」換言之，情感是我們感知痛苦的條件，若不同意這一點，便無法推斷出我們能感受工人被剝削之痛苦。

馬克思更認為，情感乃是人與世界建立整全關係的條件，駱頴佳闡釋道，「大家知道馬克思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知，必須先由情動身體（affective body）的物質性出發。」客觀地説，馬克思從未建構一套有系統的情感理論，我們閱讀《經濟學哲學手稿》，也只能引述一些相關的段落。但是在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情感與身體這些物質元素可謂構成勞動主體的重要條件。

即使談到勞動異化的問題，背後也基於一個假設：人需要自主地選擇熱愛的工作，隨本性發揮自己的情感才會感到自由。駱頴佳興奮地讀出《經濟學哲學手稿》一番話，說很適合放在臉書分享：「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於他的本質；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相信讀者諸君都感同身受。正因如此，偷懶某程度上可能是為了「向異化說不」，不是不努力工作，而是不想出賣自己的體力與智力而已。這不是說笑的，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Paul Lafargue）便寫過一本著作叫《懶惰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Lazy），高舉懶惰和創作力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泉源。

假如讀者對異化問題感興趣，駱頴佳再推薦楊照的一本入門書《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資本主義一日未崩潰，馬克思的批判便永不過時，依舊值得細聽。近十年來，不少左翼學者從情動理論的角度重新閱讀馬克思，由此打開我們對情緒和異化的理解。

《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馬克思著，李中文譯

《懶惰的權利以及其他》

保羅拉法格、查爾斯克爾著，陳蒼多譯

三、被剝削的情感：壓抑、倦怠與憂鬱

其中一種左翼角度，就是看人的情感如何在資本主義下受剝削。上文提到Meštrović的著作，他提出的「後情感主義」（postemotionalism）即現代社會所設計的一個防止情緒失調（emotional disorder）的系統。狂野的情緒須要被教化，社會機器才能保持運作順暢。這說法不難理解，只消到寫字樓上班，便感受到工作環境要求員工保持冷靜。有見及此，駱頴佳要為講是非的打工仔平反：「是非就是規範下的一道裂縫。公司要控制你的情緒，於是你在廁所、茶水間盡情釋放。」上班時情緒受盡壓抑，下班了更急需渠道宣泄。《後情感社會》於1997年出版，其見解卻愈發在今天社交媒體中得到印證：今天的世界充斥著由文化工業胡亂錯置和操控的情緒，而Meštrović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情緒表達對改變社會又有沒有益處？

寫字樓職員需要長期保持冷靜，而服務性行業則跳到另一極端，動輒發揮情感服務顧客。此說法出自另一位社會學家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的經典著作《被管理的心靈》（The Managed Heart）。她用上異化（estrangement）一字形容「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ur）——為了迎合顧客，就連本屬私人的情感也被商品化，情感不再由自我出發。例如迪士尼服務員需要接受笑容訓練，將之標準化，這些都屬於情緒勞動。霍希爾德說，這種形式的情緒是很淺薄的（thin），並且減弱自我與他者的連繫，更加劇了馬克思說的勞動異化問題。

這還不夠，當今職場常說要有生涯規劃，鼓勵你整個人生保持樂觀積極，隨時壓抑了別的情感。柏林藝術大學教授韓炳哲的著作《倦怠社會》（The Burnout Society）就從哲學角度解釋，我們為何上班要搞到這麼累。韓炳哲指出，今日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功績社會，過度強調要不停爭取成就，從而產生「功績主體」。追不上這種節奏，或者追趕得太快的人自然感到倦怠，呈現出一種類似憂鬱症的狀態。

談到憂鬱，駱頴佳同時推薦另一本書：甯應斌與何春蕤合著的《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當中提到，若有人無法交出符合社會標準的履歷，便會陷入情緒失調狀態。駱頴佳特別談到當日準備講座時，留意到兩宗對比很大的新聞：其一，當然是情緒病患者盧凱彤驟然離世的噩耗；其二是文憑試狀元穿上醫生袍大談對未來的抱負。我們的社會一向只欣賞積極正面的人，而這些狀元日後將成為主流社會標準下的成功人士。駱頴佳由此聯想到此書：「《民困愁城》講到，在一個用履歷建立自我的社會文化之中，最悲慘的就是有一類無法進入主流的人」。如此種種，無法不教人深思社會壓榨情感的嚴酷性。

《倦怠社會》（The Burnout Society）

韓炳哲著，譯者：莊雅慈（正文）、管中琪（講稿）

《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

甯應斌、何春蕤著

四、快感的解放——以毛記分獎典禮為例

左翼對情感的思考也不是全然地批判其剝削性。銅幣的另一面是逆向操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們如何動用情感重新組裝抗爭意識？在此，駱頴佳先重提2016年毛記電視「勁曲金曲分獎典禮」當晚，社運圈子在社交媒體上的論爭。「我覺得分獎典禮引起的辯論，其實背後反映出左翼如何理解快感的問題。」駱頴佳說。這並不是甚麼新鮮的討論，早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學者梁濃剛的後現代理論專著《快感與兩性差別》已在書寫相關課題。雖則時代變了，問題的核心仍然一樣：到底快感經驗能否帶來真正的解放？

毛記分獎典禮打正旗號大玩二次創作，無綫電視不會播放的敏感搞笑內容，例如「有請小鳳姐」、「繁忙兒童合唱團」和「盧海鵬試咪」等，在分獎典禮中逐一登場。節目炮製出一時熱話，有觀者讚賞其顛覆性，尤其因為它斗膽挑戰「大台」的媒體霸權及其代表的保守意識形態。例如黃宇軒就表明典禮的反抗精神：「他日睇返香港歷史，《100毛》會唔會一個唔覺意就係呢個城市嘅『膠人』，開始左一場唔向現實屈服嘅運動」；何雪瑩更指出典禮可以為她充權：「今晚的分獎典禮時我們對嬰兒潮一代高呼我來了的宣言。例如整晚典禮都市廢青前廢青後，阿叻說這些網民們在現實生活中都是失敗者……我們不介意你們說我是廢青，我們會以廢青自居。」

同一社運圈中，亦有人對分獎典禮感到不以為然。當晚最大的爭議，莫過於石油公司Shell冠名贊助節目，在社交媒體衍生出「#多謝Shell」的hashtag。莫哲暐便質疑該石油公司一直破壞環境，是一家不道德的企業，進而追問：「《100毛》係一盤靠抽下政治水區取悅年輕人嘅生意……問題係呢種政治教育最終有否導向認真對待政治、分析政治，甚至起而反抗嘅力量？」我們都知道，《100毛》始終是一盤商業生意，不久以後就成為了上市公司。而這種冷嘲熱諷的媒體，最終散播的快感，會否只是另一種驅逐嚴肅政治的保守意識？

回到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傳統，流行文化工業所產生的快感一直是其批判所在。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美學理論》（Aesthetic Theory）中說道：「內在與所有歡快藝術，尤其是娛樂形式中的非正義行為，是抵制死者之苦難的非正義行為，那苦難是積累起來的，是難以言表的。」聽起來很誇張，駱頴佳就補充指，阿多諾對美學理論的思考，自是無法繞過納粹屠猶的經驗。而這樣的思考帶出的問題是，流行文化工業的本質是漠視社會的不公義的。英國左翼學者Mark Fisher的著作Capitalist Realism更會說，就算看似批判資本主義的流行文化，實際上都是建議人們接受資本主義的現實性，不會提供革命與解放的可能。

與此同時，左翼文藝傳統卻不一定完全否定快感，甚至反過來強調快感有其顛覆性。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便指出，戲劇衍生的快感有助觀眾反思社會與群眾的關係。舉例說，他所創作的史詩劇場（epic theatre）會運用疏離效果，通過打破第四面牆逼使觀眾反思現實與想像的邊界，許是從作品的娛樂性和批評性中拿捏平衡。

再進一步，或者可以參考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文本的快感》（The Pleasure of the Text）中對快感的區分：保守性的「愉悅」（pleasure/plaisir）與顛覆性的「狂喜」（bliss/jouissance）。羅蘭巴特說，「愉悅」是保守性的，即是說讀者笑的同時，只會鞏固自己既有的主流社會身份，維持原定的立場。駱頴佳舉例說，王晶的喜劇電影有時會嘲笑智障人士或女性，以此獲得的快感就是愉悅。相反，「狂喜」會使主體迷失，不斷挑戰讀者的想像與世界觀，這是顛覆性的快感體驗。

當然，駱頴佳提醒我們要小心，別太過浪漫化個別讀者的另類或自由詮釋。他提到英國文化研究學者Jim McGuigan的《文化民粹主義》（Cultural Populism）一書，當中便針對提倡創造性閱讀的學者如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批評他們盲目擁抱庶民的流行文化快感經驗，漠視背後剝削性的經濟消費生產模式。如此，McGuigan擔憂文化研究最終只會淪為沒有條件、毫無批判地接受所有流行文化的「文化民粹主義」。

回到剛才分獎典禮的論爭，駱頴佳歸結出兩種左翼觀點。對《100毛》這類流行文化持有否定態度的，往往側重於宏觀政治經濟的批判方式。譬如莫哲暐的批判，是基於文化工業背後有龐大的資金企業支持。而欣賞典禮的一群人，會較接近羅蘭巴特的說法，相對看重讀者的個人解讀。例如一個經歷過雨傘運動的抗爭者，或會在典禮的惡搞內容中找到當下處境的共鳴。駱頴佳認為反對者的觀點並不是無的放矢，尤其是經歷過雨傘運動的挫敗，不少人急於浪漫化地想像《100毛》的嘲諷作為潛在的抗爭模式，無視了它本身是一盤文化生意的事實。

「不過正反雙方都忽視一點：快感有不同性質。」駱頴佳試圖延伸羅蘭巴特的概念。他以何國榮唱《真．香港地》為例說明，其中一段歌詞是這樣的：「係真香港人／可以睇埋同一篇潮文／你一崇拜馬雲／就表示你係第二種人」，相對於垂直的愛國霸權，何國榮這位來港多年的澳洲籍演員以廣東話翻唱《香港地》，其快感是具有顛覆性的；但另一方面，相對於本應多元的本土文化，歌詞對香港人身份的狹隘定義是保守性的。因而駱頴佳指出：「典禮呈現出是一種雙重的快感經驗，我們對快感的理解充滿著曖昧辯證的張力。」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羅蘭巴特著，Richard Miller譯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Mark Fisher著

五、尾聲：情感政治的革命構想

講座至此，駱頴佳讀出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於80年代寫在Pleasure: A Political Issue的一段話，句句鏗鏘：「快感政治既要針對本土問題作出回應，但也需要一種帶來社會轉化的，革命性的烏托邦想像，才能真正推動具有進步意義的快感政治。要不然，這種快感政治不會走得很遠，也總會困在本土或個別小圈子的關注之內，僅屬圍爐取暖的頹廢舉動，永遠不能帶來真正的解放。」猶如羅蘭巴特的狂喜論，詹明信肯定快感具有革命潛力，是因為相信快感能夠動搖主體的身體。

最後，駱頴佳提到兩種以情感作為革命力量的想像。其一是意大利哲學家內格里（Antonio Negri）的「諸眾」（multitude）論述。內格里認為馬克思說的階級分野已經涵蓋不了現時的社會狀況：社會剝削的再不限於物質性的勞動力，還有更多知性的、情感性的勞動力。所以他提出「諸眾」作為一種聯結不同勞動力與勞動者的概念。到底今日還可以如何聚集群眾進行社會革命？內格里指出我們要訴諸一種情感力量，回到一種斯賓諾沙說的「愛的生機力」。皆因人們遺忘了，愛是一個公共政治的概念，是一種為他者負上責任的情感；愛不應演變成僅存於保守家庭的私有化觀念。駱頴佳補充說，猶太基督教的傳統反而會視愛為一種凝聚群眾的力量。他在陳錦輝主編的《一切：聖保羅與當代思潮》文集中也論述道，無論是巴迪歐（Alain Badiou）抑或齊澤克（Slavoj Žižek），都在聖保羅身上看到一種革命力量。而內格里以「愛的生機力」作為基礎號召的，是一種擺脫國家主權、在憲制以外所實踐的基進民主。

而假如讀者還嫌談情說愛過於陳腔濫調，駱頴佳會推薦你看巴特勒（Judith Butler）談哀慟。巴特勒認為面對「脆危性」（precariousness），或一個不斷營造不安感的苦難世界，我們需要將這些情感轉化成一種公共性的哀慟。她在近作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便談到哀悼集會的倫理。這裡處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真正與社會的弱勢群體，甚至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裸命（bare life）同在？對於巴特勒而言，公開的哀悼不只是儀式，也是一種倫理性的身體操演（performative act），能夠產生出一種生命政治的倫理力量。她說，真正值得活的生命，是可以哀慟的生命（grievable life）。透過生命的痛苦，我們或可以連結成改變社會的生命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