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冷戰以降的群眾運動大多以失敗告終，但是受壓迫者的境況和這些男男女女因不公而生的怒火終究是不會消散的，他們的怒火必將會展現出來，永不消滅，《蒙面騎士》一書正是訴說這個故事，戴錦華先生對薩帕塔運動精神的推崇，對女性主義的渴望和高呼「受夠了就是受夠了」的筆觸，更是教人動容。

最近幾年間，卡繆著作的台灣譯本再版、重譯紛現，或者亦反映了這個政治動盪的「極端年代」。彭礪青認為，一般論者討論卡繆著作的思想軌跡時，會談到荒謬和反抗，但同時卡繆畢生也在思考殺人和被殺背後的合理性，探討透過謀殺實現革命正義的矛盾。卡繆並沒有提供一套教條，他看重的是每個人在這些困境中如何取捨。也許最後陪伴你的只是絞刑架，眾人都嘲笑你，你的革命正義、你的大愛也只能由上帝或者你自己來欣賞，明明希望懸民於水火但這些「民」卻無法明白，歷史也沒有因此而改變。真正的正義必然是矛盾而孤獨的，革命也是矛盾而孤獨的。

近年在台灣出版的《緬甸詩人的故事書》，關於緬甸詩歌的紀錄片和中文評論，都讓讀者對當代緬甸詩歌有一定的了解。但過去其它地區有沒有中譯緬甸詩選的出版呢？宋子江最近進行了相關的蒐集，發現了兩本詩選值得一談，並可從中了解緬甸詩歌過去的左翼面向。

天邊外劇場製作的《2042世界望鄉之旅》，本是由日本資深舞台劇家小池博史編劇，講述一群25歲的嬰兒生活在地下世界，試圖擺脫嚴密的監控，以及在激烈暴力的反抗過程中，各種拉扯和撕裂。故事沒指涉任何地區或政權，但馮曉彤形容，舞台上噴出白煙、高頻率閃動的燈、緊急車輛的警號等，放到陳曙曦手上之後，他將劇本與香港扣連，運用虛幻的劇場情節「寫實」。

讀過謝曉虹新著《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之後，陳韻紅則以「錯讀」的形式，對書中內容有另一番聯想，並延伸到其他文本脈絡，如描寫電腦程式軟件被實現化的《玲音》，如《少女革命》中著名的學生會宣言。為擺脫曖昧而透明的殼，箱中女孩注定要戰鬥。

溥儀一直受困於與現實行為和結果不斷違背的意志，電影一直叩問的是這位悲劇人物如何定義自己。

走進店裡，細心看，地板上還有點點滴滴紅漆的痕跡，是當日林老闆遇襲後回到書店時留下的。他此刻在收銀桌旁正應接不暇，頭髮上仍殘留著些許乾透的紅色，在此時此地，也成為另一種隱喻。

1965年，胡金銓，33歲。這一年，胡金銓告別了他多年的演員生涯，同時，他作為電影導演的武俠片革命，才剛開始。

作為十二星座裡唯一的無機物，天秤座象徵公義之判斷，因此常被說成和平主義者，但其實天秤座不是喜愛和平，而是喜愛世界呈現平衡的狀態；天秤座也不是愛美，對美的執著也源於對平衡的執著。對平衡性的永恆執著，令不少天秤座成為了看世界不順眼的人。醜陋的世界需要糾正，革命就由天秤座做起。

很多年之後，《月亮》（La luna，1979）的兩幕影像仍在我腦內揮之不去。第一幕：母親日間在陽台跟剛開始走路的兒子玩耍，父親拿著捕獲的魚回來，母親注意力轉到他身上，開啟留聲機，扭動身子與之起舞；失去了母親的兒子看在眼裡，哭喪著臉，晃著纏繞毛線的赤軀投向外祖母；下一個鏡頭已是晚上，母親推著嬰兒車在山路上獨行，抬頭望天，一輪明月高懸。

這年暑假，遊了捷克幾個地方，其中一處是布拉格。在布拉格逗留了五天，住在老城區的公寓裡，因此每次出入定必經過老城廣場（又名布拉格廣場或胡斯廣場）。老城廣場是布拉格老城區的心臟，始建於10世紀，廣場中央有一座胡斯紀念碑，圍繞廣場四周有各個歷史時期的建築物，羅馬式、哥德式、巴洛克、洛可可、文藝復興、新古典主義等建築風格都包羅其中，而舊市政廳、天文鐘、提恩教堂、聖尼古拉教堂、火藥塔等著名建築物都在附近，因此站在廣場中間，單看建築藝術也足以令人流連忘返。

「情感」這東西或許過於曖昧複雜，不由分說，一發難以收拾。看似無從捉摸，今天資本主義社會偏偏要操控群眾情緒，左右政治立場與判斷。八月上旬舉行的香港馬克思節，六號一晚請來駱頴佳在序言書室主講「情感政治與左翼」，趁著馬克思誕辰二百週年的當下，探討左翼如何看待社會中的情感經驗。

在三十五度炎夏的中環，只有十秒橫過馬路的綠燈時間，四周密密麻麻全是西裝筆挺呼喘過路的行人——控訴中環節奏已經是十分老套的事，然而如今，這種逼迫感正像癌細胞般大肆蔓延，在沙田、大埔、上水、屯門、元朗發病。以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後現代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時空壓縮」（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觀之，一代人的青春快要窒息死亡。我們的香港強調快，彼端的石澳高爾夫球場卻強調慢，士紳父老在傭人簇擁中緩步遊走於數十萬呎青蔥綠地之中、徜徉於藍天碧海之間——在港境之南絲毫感受不到土地和空間問題，但從元朗到石澳，是遙不可及的距離。塑造我們困境的，是時間、空間、社會權力之間相互支配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