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刺殺、正義與大愛

最近幾年間，卡繆著作的台灣譯本再版、重譯，《瘟疫》不斷再版，《族逐與王國》新譯本亦於2021年4月出版，連劇本《正義者》的首個台灣譯本也終於面世了，讓我們得以更全面閱讀卡繆各種著作，瞭解這位二十世紀最迷人又無從歸類的作家一生的哲學理念和堅持。從另一方面說，卡繆的著作亦反映這個「極端年代」的政治動盪事件，必須瞭解這些事件才能瞭解作品，比如阿爾及利亞反殖運動、蘇聯極權主義和共產國際，還有卡繆與沙特等法國左翼知識份子的決裂。卡繆是因為因為後者支持莫斯科政權有違他的反抗哲學立場，他也反對馬克思主義或歷史決定論將歷史目的置於個人自由之上。創作上，卡繆的文學作品延伸了他的哲學態度，他的哲學態度又反映出他的政治立場。

《正義者》、《瘟疫》和《反抗者》都寫於二戰法國淪陷時期，卡繆加入了地下抵抗組織的報章，與荒謬時期相比，這些作品在思考上有著更實在的政治壓迫背景。當中《正義者》這部劇本以1905年沙俄社會革命黨人行刺謝爾日大公(Grand Duke Sergei)事件為藍本，劇中人物除史代潘(Stepan Fedorov)外，包括男主角卡利亞耶夫(Ivan Kaliayev)及女主角朵拉(Dora Doulebov)等人物都真有其人。卡利亞耶夫等策劃及執行暗殺的人物隸屬於社會革命黨，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他們進行了大量暗殺沙俄貴族的恐怖襲擊，殊異於列寧領導下布爾什維克搶劫銀行以購買軍火進行武裝奪權的馬基維里模式。在二月革命後，不少社會革命黨人加入了新成立的臨時政府，但在列寧透過工人蘇維埃和士兵發動十月革命奪權後，大量社會革命黨人以暗殺行動反抗布爾什維克政權，最終在20年代被新政權鎮壓，其中一位被鎮壓的社會革命黨人沙凡科夫(Boris Savinkov)，在其著作《一個恐怖份子的回憶錄》中提到1905年這宗行刺事件，成為卡繆撰寫《正義者》的靈感來源。

一般論者討論卡繆著作的思想軌跡時，都會談到荒謬和反抗，但稍為對比一下卡繆這些作品及著作的課題和情節，就會發現卡繆畢生也在思考殺人和被殺背後的合理性或荒謬，比如在《局外人》中，殺人並沒有一個合理的理由﹔而《快樂的死》則一反人們認為殺人是罪惡、殘害和痛苦的想法，被殺者發現人生是荒謬的，想終結它，於是主角就幫助他，殺死他﹔文章《思索斷頭台》是針對死刑的，認為執法者以合法性去判謀殺者判死刑是荒謬的﹔論著《反抗者》更不用說了，它認為「反抗者」不應以反抗的名義去殺害他人。《正義者》似乎將《反抗者》的推論放進一個歷史事件中，向篤信暴力革命的信徒發問：如果反抗暴政或暴力革命是合理的，但一定會殺害無辜者，出於革命背後的正義理由，我們還應該革命嗎？

這也是該宗刺殺行動失敗的關鍵原因：負責向大公馬車扔炸彈的卡利亞耶夫，因為看見馬車上有大公的兩個孩子，認為孩子是無辜的，殺害他們有違革命的目的和行動原則，所以猶豫了。此劇本基本上符合阿里士多德的戲劇原則：它發生在同一時空，圍繞著同一事件，場景極其簡約。全劇分五幕，除第四幕地點設定在監獄，其餘地點設定都是在恐怖主義者窩藏的公寓內，從人物對白中，觀眾可以感覺到大公馬車即將或已然經過設定地點附近的街道，這種不在場的在場感，讓整個行動更有緊迫感。

角色方面，卡繆也設定出不同性格及理念的典型：朵拉是個曾經嚮往美貌、愛情和家庭的年輕女孩，後因熱愛人民而參加革命；卡利亞耶夫是個充滿理想並熱愛生命的浪漫主義者；史代潘則與他成對比，因受牢獄之苦，他變成為相信以暴易暴、為革命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死硬派。劇中還有一些較次要的典型人物，例如革命組織者安南科夫(Boris Annenkov)、警察處長斯庫拉托夫(Skouratov)，及那個無名無姓、卻代表濃厚基督教美善信念的大公夫人。謝爾日大公是全劇關鍵人物，但沒有露面。每個角色的台詞總是強烈透露出他們的性格、經歷，以及參與這次行動的原因，比如第一幕中，史代潘一向安南科夫報到就明白自己是個急譟的行動主義者﹕「我憋都憋死了。行動，要行動……我們會殺掉他，對吧﹖」在同一幕，安南科夫向史代潘介紹卡利亞耶夫時，說他們也稱他為詩人，點出他的浪漫主義性格。

與根據羅馬暴君卡里古拉生平寫的劇本相比，《正義者》更有時代感，且加入大量關於政治倫理的討論，對白文字顯得更簡潔，也更像一齣哲學戲劇，充滿思辯性的對話。卡繆更直白不諱地透過不同角色進行精采的倫理討論，闡釋自己的看法。有時卡繆在對話中重新審視自己的哲學命題，如何浪漫行動者卡利亞耶夫在第一幕中談論革命行動時說，如果行動失敗，就應該效法日本人那麼(自殺)而不投降，彷彿呼應了《薛西弗斯的神話》提出的論斷「只有一種哲學問題﹕自殺的問題」。但冷峻的史代潘隨即就說，要自殺，必須強烈地愛自己，而真正的革命者不能愛自己。

一個革命者能否在革命行動中愛自己，換句話說，也是能否保留個性，如果個人的理性、良知和情感能正確地感知和判斷事情，那麼保留個性就等於在個人層面上愛好人民、好好完成革命任務，而不是奉行革命黨組織命令，但對黨組織的服從亦意味著，相信黨的兄弟能建基於真正大愛，作出理性的決定，當然每個行動都有意外和代價，亦即會有無辜者，很多革命家都會陷入這麼一種內心矛盾，但斯大林主義者乾脆聲稱他們的大整肅大屠殺是為了實現革命正義，不管會否變相成為另一種專制主義。

卡繆透過卡利亞耶夫與史代潘在第二幕的爭辯，探討透過謀殺實現革命正義的矛盾，可以想像到的，即使不會傷及被壓迫者，殺人本身也不是名譽的行為。當史代潘說出「只要正義被實現，就算被謀殺者所實現，你是不是伸張正義者又有何重要。」時，卡利亞耶夫就以人的尊嚴反駁他，遇到史代潘對尊嚴的懷疑時，卡利亞耶夫就堅持說這是人民的尊嚴。史代潘拋出人民沒麵包吃的問題，卡利亞耶夫又轉移到正義與清白的原則。做清白的人、為真正的革命榮譽而犧牲，這就是他堅持的原則，這更像苦行僧嚴守原則去殺人的行動。

除了名譽以外，愛也是一個關鍵動因，愛讓革命不致淪為純粹的殺人，愛是讓革命持續下去的理由，比方說，愛人民，讓他們有了刺殺大公的名義(卡利亞耶夫語)，而弒暴君和拯救國家，也讓他們成為了兄弟(安南科夫語)。在第三幕中，藉著朵拉與卡利亞耶夫的對話，更詳細地討論對自己、人民的愛與革命的關係。對話中，朵拉開始懷疑革命的事業，說這條殺人之路「甚麼都沒有。」然而卡利亞耶夫說：「有愛。」

朵拉接著解釋道，他們本著革命正義去做的事情，已流了太多的血，真正熱愛正義的人，是不會去愛的，因為愛慢慢讓頭低下，而篤信他們那種正義的人，必須昂起頭來。這裡涉及基督教所講的愛：放低自己(包括自己的信條)，只愛其他人。卡利亞耶夫馬上意識到，他們的革命信念基於對人民的愛，朵拉在大原則上說不過他，就說「對人民的愛」沒有依靠，是一種不幸的愛，他們愛人民，可換來的是人民的沉默(換在今日或許是「篤灰」)。當卡利亞耶夫再次肯定這種對人民的愛，朵拉就以把它定義為「溫情」，與帶著復仇之火的恨是兩碼子事。然後糾結在「愛」和「正義」衝突的女主角，突然問男主角一句：

朵拉：你愛我勝於愛正義、勝於愛組織嗎？

卡利亞耶夫：我並不把你、組織和正義分開。

這像極了耶穌升天前問彼得的話：「你愛我勝過愛這些(在世的需要)嗎？」彼得的回答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約翰福音21.15)只不過，朵拉與組織或正義的分別，是個體與集體，而耶穌與飲食則是對神的愛與物質需要的分別。卡利亞耶夫認為自己並不把朵拉(戀愛對象)、組織和正義分開，彷彿放棄了將愛的對象劃分為個人或群體，透過行動把他的愛一併奉獻給三者。而朵拉仍未完全抹掉那道個人和集體的界線，她會回憶以前穿戴漂亮、渴望愛情的日子。

其他角色對愛也有不同的態度：在安南科夫來看，興許是對暴政的恨，團結了他們的兄弟之愛去解放人民；史代潘大概認為，只要走到革命成功的一日(不管用甚麼手段)，世界才有大愛了(正如大家都有麵包)；而大公夫人相信上帝的愛，認為人不應因為各自的正義而不愛他人；斯庫拉托夫不相信愛，也懷疑任何理念，只信冷冰冰的事實、與罪行相應的懲罰和人性的軟弱。或者，一如警察普遍的態度，他不在乎理念或其背後的愛，也不在乎如何定義大公的身份，只在乎謀殺者造成的結果﹕大公的頭被炸掉，只剩下一隻手和一條腿的碎片﹔他透過強調殺人的卑劣，勸卡利亞耶夫「悔過」供出同伴來。

卡利亞耶夫也相信上帝的愛，但因此也認為必須透過以革命實現正義從而讓所有人被愛，正因如此才不可在過程中殺錯無辜的人。為了證明自己做正義的事情，他不肯向斯庫拉托夫供出同黨，於是接受了死刑。

很明顯卡繆一直在思考革命應該是怎樣的，生於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這很容易理解，但卡繆的「革命行動」是個人從思考到行動的結合，他不滿一個由莫斯科統籌的共產國際，或者哪怕是托派毛派他也不能接受。卡繆在個人的思考到行動中間，反覆進行道德推敲，在那位行動主義者史代潘的台詞裡，即使不乏詭辯也能看出努力說服別人的意圖。而現實是，曾經蹲過牢獄並變得憤世的史代潘，在不斷革命成功並建立政權後，定必變成了2.0版本的斯大林主義者，並得到只認識「冷冰冰事實」的斯庫拉托夫效忠，然後像《動物農莊》那頭獨裁豬「拿破崙」一樣，命令這些狼狗去追捕黨內外的反對者，「大愛」彷彿一份古老文件被束之高閣。

怎麼辦﹖卡繆並沒有提供一套教條，他看重的是每個人在這些困境中如何取捨。也許最後陪伴你的只是絞刑架，眾人都嘲笑你，你的革命正義、你的大愛也只能由上帝或者你自己來欣賞，明明希望懸民於水火但這些「民」卻無法明白，歷史也沒有因此而改變。如此，真正的正義必然是矛盾而孤獨的，革命也是矛盾而孤獨的，然而人在革命行動中，不得不把個人與群體連合在一起，不得不放棄了所有，包括個人生命，他亦要為自己的行動付上責任。卡繆所想的「革命」與我們平時講的罷工、戰爭、審判等活動不同，它就是回到每個人的行動及其心智要求，這亦表明他反對一切歷史決定論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