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頴佳新書摘錄】自由之夏的良知覺醒：《情感資本主義》後記

If "critical theory" wants to be more than a theory about theory, but about transformation and liberation, then it is to the moral emotions that it can turn for such a possibility of critique.

—Anthony J. Steinbock

沒想過書寫《情感資本主義》的過程要經歷兩件巨大的「情感事件」：反送中運動（2019）與新冠型病毒疫症（2020）。兩件事都觸動香港人的情緒，置香港人於不安及惶恐的情緒狀態。反送中時，我們恐懼走上街頭時會被警察暴力對待；疫症蔓延時，我們恐怕出門時會受到細菌感染。作為香港人，從來未曾如斯察覺到死亡隨時會逼近的脆危感。我們一直引以自豪的安全城市，一去不返。

這段日子，對存在的焦慮感，從未如此深刻過；對未來的絕望感，也從未如此濃烈過。一次，在反送中運動期間的遊行，我站在黃昏六點左右的旺角，平時鬧哄哄的街道，如今變得冷凊，滿目都是一班班不想久留在彌敦道並想盡快回家的途人，城市衰亡感從未如此這麼深刻地感受過。

恐懼感也在「disconnect」（斷裂）人與人的關係。在疫症下我們因著害怕受感染而與人隔離，甚至產生歧視，也中止了一切原有人與人的交流及結連。我們上不了課，也上不了班，也不能遠走高飛，日常的生活方式（準確點說是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被打斷，在斷裂的狀態下直面隨時來襲的死亡。

但儘管心情如斯不爽，我們仍要找出各種負面情感的社會根源，即在何種特別的社會政治經濟操作下把我們的情緒弄得如斯光境。個人情感固然有其內在主觀成因，但也受外在環境的影響。一味被恐懼帶著走，又或自我欺騙地假裝一切無事，未必能真正解決問題。而是次新型冠狀病毒的疫災，政府體制及領導者的腐敗及自私，更是令疫情一發不可收拾，成為集體恐慌的「root cause」（根本原因）。

這本書與其說是談論情感資本主義，或是情感政治經濟學，不如說它是一本談論情感倫理學的著作，特別是論證情感所隱藏的道德力量，在呼醒良知及衍生抗爭意識上的重要性。在 2019 年的香港的「自由之夏」（香港中文大學周保松教授的用語），我們其實已經歷了一場由悲憤、罪疚、友愛及哀傷所促成的集體覺醒，無數的「港豬」都在這幾個月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良知覺醒，並轉化成不同類型的抗爭主體。此外，過往已覺醒的，也一直在「意識」甚至「生命能量」上不斷增生、擴充及轉化，經歷著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見本書第二章〈從倦怠主體到情動主體〉一文）所謂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及跨個體化（trans-individuation）的生命充盈過程。這個自由之夏令香港人變得不再一樣。

當然，裝睡的人，或是自欺地不相信一切已回不了頭的人還是不少，而其實這也是一種情感的閉塞／短路，好令自己繼續活在自己的舒適圈（comfort zone）。這或許需要更多更「埋身」的感受衝擊，他／她們才會覺醒。我甚至相信，當生活有一天回歸「正軌」之後，不少人或許會忘記初衷，如常地對不公義的制度及因之而受苦的人視而不見。所以，我們仍需時刻保守自己的情感觸覺，甚至保守自己的心，免得讓速度化、勞累化及情緒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麻木了自己的良知。

我們得緊記，情感能量仍是資本體制，乃至是國家政體（例如仇恨往往是國族主義者的推動力），想極力充分掌控及利用的情感資源。所以當我們批判資本主義及國族主義的運作時，我們不只要了解意識形態、論述及體系怎樣配合運作，更要批判當中的情感運作與生產，甚至以此作為當代各種批判理論的參照。

此外，我們更要思考如何疏導各種情感能量到更有利於抗爭的位置（例如以此推動各種抗爭運動或公民運動），並以此構成抗爭主體的倫理動力。所以，我們更要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情感，包括恐懼以及憤怒（不用否定它們，否則只會自絕於群眾，但也要小心不落入民粹主義操弄政治情感的手段），主動地帶著它們走，並透過它們思考及感應更多社會體制的問題，以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公民力量—譬這如對政府施壓（醫護的怒火轉化成罷工行動，迫使政府在疫症時封關），或救急扶危（因著愛心，疫症期間有個人及機構，主動替長者及基層張羅口罩）。這或許是將危機轉化為契機之所在，也是本書提到力必多政治（libidinal politics）的關注所在。

最後，我也希望本書能刺激更多的人，對情感政治作進一步的思考。畢竟，未來的路難行，我們需要更多的同路人，在行動上、在論述上，作更多的準備。


《情感資本主義：從情感獨裁到情感救贖》（香港：dirty press，2020）
作者：駱頴佳（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