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嫻為陳慧新書《小暴力》寫序。小説主要通過小顧、白大順、洪安安、洪啟瑞、周郁芬、李立中、夏木、金理高這八個人物，講述暴力的流動，從上一代到下一代，從職場、歡場到家庭，遮蓋於親子關係或黑暗房間，而街頭上，陌生人之間，看似暴力的作為卻反而蘊含著愛。她問，暴力的反面，就是愛嗎？我們要怎麼分辨呢？——有些暴力，會以愛之名加諸於你我；有些愛，卻不得不以暴力型態現身。表面上，《小暴力》似乎講的是年輕人怎樣對抗父親，女人怎樣對抗男人，基層怎樣對抗體制。其實陳慧願意讓受壓迫者擁有更高的動能，讀者將發現，孩子知道自救，女人可以出走，基層也有他游擊、滲透的策略。「香港」和「文學」是兩條隱伏泉脈，它們自傷痛和回憶裡湧現，成為打開《小暴力》的另外兩個密碼。

封德屏為新經典文化11月新書《文學．老屋．好料理》寫序，談及台灣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大多會在家裡宴客。飯後喝茶聊天，交換創作、養兒育女心得，興致好的甚至來上四圈麻將。封德屏說自己在餐會中聽他們憶往思昔，臧否人事，談文論藝，成為他日後編輯台上寶貴的素材。二〇一一年，台北市文化局委託封德屏帶領《文訊》專業團隊，負責經營紀州庵文學森林。承接歷史任務的她想借助實體空間進行文學展演與推廣的跨界實踐。但苦於沒有經驗，定位與特色頗費思量。早年前輩作家的美食豐盈了她的心與胃。她忽然靈光閃現，想到作家美食：可以透過美食講不同作家的美好故事，喚醒美食靈魂的第四覺「思覺」，有美食之「思」入菜的「作家私房菜」於焉誕生。作家私房菜每逢有新作發表，一如作家的新書發表會，總是聚焦吸睛。藝文界、美食界、作家親友、媒體朋友…齊聚一堂。作者登台顧盼生姿，作品呈現原汁原味，嚐美食、聽故事、聊心得，盛況空前！作家私房菜由作家本人執筆，細說從頭，如數家珍，美食、美文交會，相互輝映。

薯伯伯新書《逍遙行稿：逆風翱翔》由過往數年的旅遊及心靈短文結集，內容由其豐富的旅行及人生體驗出發，提出各種關於人生際遇、面對限制與逆境的思考。從岡仁波齊到乞力馬扎羅，從塔斯曼尼亞到坦桑尼亞，從巴米揚石刻、珠峰大本營、恆河、瀘沽湖、戈壁到撒哈拉，薯伯伯的足跡廣而變動不居。薯伯伯到過「死前必須去」的打卡勝地，也曾認真待留在作家珍‧莫里斯所說看似零賣點的什麼都不是的nowhere。途中有長程徒步，也會用歐洲火車證暢遊神根公約國家。陳冠中看他的行旅，認為重要的是安於任何異地，也樂住此刻此間的態度。這是一種經得起審視的人生選擇。

作家顧玉玲近日甫出版的新書《一切都在此時此刻》，記述多年前在工傷協會任職時，經歷勞安議題、工傷事件、性別族群與階層等不同面向的人與事。在新書分享會中，邀請到作家吳曉樂與談。吳曉樂分享關於承擔他人痛苦經驗的紛雜感受，她深有共鳴。顧玉玲說，很多痛苦其實是怎麼做都無法分擔的；但是分擔痛苦的意願，是可以被感受到的，光是這個感受即已足夠。顧玉玲大學畢業後加入任職的《自立晚報》工會並擔任祕書，後來到工傷協會任職，長期與工傷者緊密共事，她說，「回想起來，我在工傷協會9年多，其實哭的時候不多，經常看到的是力量、是想盡辦法。我們不一定是打贏才去打，我們經常是明知會輸，還非打不可。但是在那打的過程裡頭，人就長出力量來了。」工人的生命中憤怒與快樂並存，一方面他們經受不人道的壓榨以及許多工作帶來的後遺症，但另一方面給他們也為自己勞動而有尊嚴和感到驕傲。在書寫過程中，顧玉玲認為紀實與虛構相互滲透，成為了他者與自我的生命交織。記憶並不完全反映現實，但對她而言卻是生命之中的一部分。：「是他們滋養、挑戰了我的生命，交織在我的生命裡頭，我不是在寫他者的故事，是我的故事。對，這本《一切都在此時此刻》就是我要說的話。」

非牟利人文圖書館「打書釘」在2021年底開始以「銅鑼灣企鵝」於社交平台分享觀察，深入探索社區內的城市現象，呈現銅鑼灣豐富的人文地景，最近更結集成《銅鑼灣企鵝——散步遊記》。如果你跟銅鑼灣企鵝一樣，經常在銅鑼灣出沒，可能曾遇過某男子在傍晚散步，並總是右手牽着西摩犬，左手牽着松鼠狗。在選篇中，主人Bone與兩隻狗狗由謝斐道的家出發，沿路分享相處之道，也說政府多年來的公園管理方式，以及康文署近年推出的寵物共享公園試驗計劃，探討寵物如何與人類走入社區。

曾著《想像的共同體》、《全球化的時代》及《比較的幽靈》的著名民族主義大師班納迪克 · 安德森最新作品《語言與權力》推出繁體中譯版本。本書的研究核心重回印尼政治的各種面貌之中，印尼不僅是安德森長年研究的重心，更是他逝世之處。印尼的民族意識自17世紀早期荷蘭征服殖民後開始發芽茁壯，20世紀獨立後的當代政治更使用被稱為「印尼語」的語言，然而，語言與民族的關係，經歷了哪些篩選與內化？原本被視為高等語言詞彙的爪哇語，又是如何面臨城市語言的崛起而逐步消亡？這樣的文化撿選，背後又隱含了哪些族群意識？ 安德森在《語言與權力》中深入分析了這一複雜矛盾，透過古典詩歌、公共紀念碑和漫畫等多樣材料，探討印尼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困境。他指出，語言作為民族意識的重要元素，卻同時帶來矛盾之所在。安德森透過爪哇語揭示了語言與政治權力間的複雜關係，反映了語言在政治合法性中的困境。 本書不僅是對印尼政治的剖析，也是對東南亞民族主義的理解。安德森通過溫暖且有力的筆觸，描繪印尼在混亂與極權體制下的真實面貌，成為理解當代印尼與東南亞的必讀之作。 此次書摘選取了〈漫畫與紀念碑：政治溝通在新秩序之下的演變〉一章，一窺印尼政治在不同文本呈現中的演變。

葉浩在講座中從班雅明的多重身份與其人生的「時差」開始講起，他在德國傳統哲學發展到極致的時候，轉而追求更具當代意義的哲學，卻因不合時宜而未能進入學術界。班雅明的生命中充滿各種時差，包括婚姻的匆忙、其後與身邊親友分離的漫長，以及最後逃避納粹追捕卻在邊界自殺的絕望結局。他的思想與作品，在他對克利《新天使》的歷史天使意象的反思之中，留下了對歷史與藝術的深刻理解。 在《班雅明傳》中，兩位作者既以批判的視角重新詮釋班雅明的生活與思想，展示他對藝術評論的看法；也詳細描繪了他的感情生活，以及他與當時許多天才文人的來往。透過私人軼事及藝術觀的相互和應，那個群星閃耀的時代氛圍變得立體而容易親近。 此外，班雅明的歷史唯物論挑戰了傳統的歷史觀，他在意被遺忘的群眾，並認為政治美學的危險在於將美感與政治混淆。與阿多諾的美學觀不同，班雅明寄希望於電影作為批判的工具，警示當代人應警惕威權主義的回潮。葉浩在講座尾聲亦提到「若在民主的時代底下，還擁抱著威權時代的各種想像，那就是擁抱舊時代的美感，在操作新時代的政治。」

汪精衛作為現代中國政治和文學中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之一，詩人與政治人物，愛國者或叛國賊，但其故事從未被妥善地講述過，甚至現時中國禁止任何關於戰時合作政權的學術研究，以汪精衛為最。在《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中，作者楊治宜認為汪精衛的抒情詩在建構他的政治身分上扮演了核心角色，而且深刻影響了大眾對他的身後記憶。她援引中國大陸、臺灣、日本、美國、法國與德國的檔案，以及回憶錄、歷史期刊、報紙、訪談與其他學術作品，嘗試以批判的角度與客觀立場，來探究汪精衛政治、文學與個人生活的傳記。

《懶鬼出門》是詩人淮遠90年代出版的散文集，藏書家鄭明仁把他早年的三本作品《鸚鵡韆鞦》、《跳虱》和《懶鬼出門》並稱為「淮遠三寶」，前兩本都在十幾年前再版過，如今終於等來《懶鬼出門》的復刻。第一場新書發佈會「懶鬼的腿，銳利的眼：這樣寫旅行也可以？」也在2024年香港書展期間舉行，淮遠本人出門親臨，亦親自講解「懶鬼」的三大出門守則：不敬羅衣不畏惡人、少判斷多觀察、只抱怨不偷書，而旅途的見聞最重要寫得坦蕩，寫想要寫的事。

郭詩詠博士近日出版《差異與連結——香港七十後作家對談》，當中收錄了十四位同代香港作家的七組對談，概括地勾勒出後九七香港文學的風景線。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台灣作家楊佳嫻為此作序，認為讀來感應到一股內在騷動，可能因為共鳴，也可能來自參差對照下產生的趣味與體會。她在書裡看出一些連結香港七十後作家的文藝回憶，就如啟蒙者、刊物、獎項、書店、文化標記、閱讀經驗，也指出作家之間的差異，又正因為「差異」仍有「連結」為基底，使得對談成其可能——講文學，也講如何投入與融入不同程度的抗爭，而全書歸結在文學教育，以示延續與希望。

香港詩人、作家劉偉成繼2020年《果實微溫》後一再深挖自我的內核，出版《窗池不皺》，嘗試重現「一期一會」煞是迷人的初見與告別的一體兩面。在自序中，他指出《窗池不皺》的架構很大程度上啟發自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燈塔行》，其臨場感不斷縈繞於他的腦海，自傳意味甚濃的作品架構更是吸引他不時重温這部小說。，十八幅「窗池」小景牽出七輯七十多首對世情的體悟，隱隱呼應着吳爾芙《燈塔行》的結構，檢視封存心底的許多難忘的回憶片段，而窗景在回顧中日漸澄明，就如他完成了「窗池」和「燈猴」組詩後，有一種「大功告成」的舒坦，彷彿看清縈繞心頭多年的幻象。

陶國璋在新作《無聊、空虛、絕望⋯⋯紓解無助感的哲學配方》也談到何謂絕望，他先指出齊克果的說法，認為絕望感是屬於人類特有的表現，進而以哲學的方式處理絕望的問題。他認為絕望從分析上可分成兩個類型：較普遍的沒有可能性的絕望（Despair of being without possibility），及沒有必然性的絕望（Despair of being without necessity），後者別具哲學性，又可分成三種型態。最後，他以愛情為例，有時我們容受苦難的理由，是我們相信這世界一定有另一半（another half）存在，只要找到，生命就有意義。但陶國璋提醒我們，這種想法存在危機。

被譽為「漫畫之神」的手塚治虫開創了日本戰後漫畫新文法。以誇張一點的說法來說，如果沒有手塚治虫，也許就沒有今天我們看得熟悉的日本漫畫了。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李衣雲，為《「拜託你了，讓我工作吧」》作推薦序，指出手塚治虫對日本漫畫文法結構的開創性：他是戰後首個將電影蒙太奇的技巧系統性地用進漫畫中，如各種鏡頭的混剪、對表情的重視，以及大量無文字畫面的運用，同時延續戰前漫畫以來狀聲字的使用，將聲音帶入漫畫中。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鄺可怡早前出版鉅著《跨越歐亞：香港報刊抗戰文藝資料翻譯與選輯（1937-1945）》，並與張歷君、鄭政恆，陳智德舉行新書對談會，施勁超摘錄並整理了各位講者分享的內容。鄺可怡先以三個關鍵詞介紹編著《跨越歐亞》的過程和構思——「重構」、「超越」和「協商」；陳智德以三、四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視野，分享他作為讀者和研究者，對《跨越歐亞》的所思所感；張歷君回憶當年小思老師已強調戴望舒編《星島日報．星座》的重要性，他再以書中四篇提及瑪雅可夫斯基的著作為例，淺析鄺可怡如何以跨文化視野將俄國形式主義等議題帶到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鄺可怡一直想把香港報刊的抗戰文藝重置於世界戰爭語境，面對近年的全球戰火、新冷戰格局、更逼近的本土社會政治發展，她知道那些研究課題，已到達必須回應的時刻。《跨越歐亞：香港報刊抗戰文藝資料翻譯與選輯（1937-1945）》全書收錄中文報刊文章145篇、日文報刊文章51篇，體現香港如何成為戰爭語境之下不完全受制的「協商區域」，展現戰時意識形態的多樣性，並強調戰時中國知識分子不囿於民族主義的觀點，從全球視野、跨越歐亞的歷史和戰爭語境重新思考中日戰事。

香港作家陳志堅沉澱五年後出版第二冊散文集《記憶的錯序》，作品訴說記憶中的成長故事、生活中的人情冷暖，甚或是教育界的眾生相。劉偉成博士為他作序，認為他的文章有種「哽咽感」，並像在通過寫作尋找妥協的空間和分寸。又因為他是個工作狂，劉偉成認為書中讀到陳志堅所爭取的寧靜時光，都像是啟動「懺悔」的程序，而對於一位文化水平把關者的教育界高層來說，有勇氣接受妥協後的標準成為生活的常規，才是最難面對的窘境，但劉偉成又問，若不妥協，又如何尋回嚮往的寧謐？又怎可能再滋養自己的文學生命？

朱少璋博士繼2020年出版散文集《消寒帖》，過了四年光景，出版最新結集的散文集《拂石記》。他在自序中訴說在此岸寫作的心情，先是感嘆此岸人事已有很大的變化，已搞不清是今非昔比還是昔非今比，但願大家都明白「得閒飲茶」的意思；「拂石」與「寫文章」同樣為漫長時間作證，不問勝負得失，而是驗證和體會；面對別人的暢銷秘技，他提醒自己要叛幟千秋。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今年為葉偉信導演出版《爆裂小念頭　葉偉信》，書名糅合了其名作《爆裂刑警》與詠春招式「小念頭」，強調其黑色幽默與逆向思維。在這編者序中，透露了該書訪問到多位台前幕後的工作夥伴和老拍檔，包括鄭保瑞、鄒凱光、彭玉琳、吳鎮宇、任達華等，更特別輯錄2008年葉偉信與中學同學兼編劇拍檔司徒錦源的對談，作為二人友情的紀念。該書專訪嘉賓及評論文章的數量，都足以呈現更深入、更多面向、更立體的葉偉信及其電影。

香港作家淮遠1991年出版他的第二本散文集《懶鬼出門》，收錄他1981年至1990年期間撰寫的多篇旅遊散文，足跡遍佈中、歐、非洲多個國家，以其率性得來略帶尖酸的筆鋒記錄細節。本次「香港文學生活館」推出復刻版獲中大中文系退休教授樊善標專文作序，形容淮遠的散文「並非僅僅過癮自娛，而是隱含對現實的重新體察」，而《懶鬼出門》正正就是淮遠散文美學的入口：短小、精準、銳利、幽默。

香港重要作家、詩人梁秉鈞（也斯），1978年出版詩集《雷聲與蟬鳴》，旋即成為香港文學經典。梁秉鈞熱愛香港，也熱愛生活，是書寫本土生活詩的先行者，以平白淺淡的語言，發掘日常事物的尋常之美，寫出七十年代香港生活的獨特節奏，影響多代香港作家。是次「香港文學生活館」的復刻版獲也斯同代人兼好友黃楚喬作序，她先回憶了七十年代的文學、藝術氛圍，並描述了與也斯及其他朋友在東涌、蒲苔島等地的旅行經歷。後來也斯赴美修讀博士，又移居加拿大。在2006年，他特地到訪黃楚喬在多倫多新搬進的舊樓房，把當時裝修的混亂狀態一一寫進詩裡。

香港詩人池荒懸早前推出新詩集《閒物廢歌》，輯錄2016至2023年間沉澱所得的選詩，關於鄉愁、命運、閒物、家族、塔羅、音樂等。在新書講座中，由評論人鄭政恆與池荒懸對談，由填詞人雷暐樂主持，談及《閒物廢歌》的去留母題和過往詩集裡不容忽視的主題——與父輩的牽連。除此之外，池荒懸也分享出版第二本詩集後，開始思考「本土詩」的核心，也嘗試向廣東話的音樂性探問，於是他參與不同計劃、接觸不同藝術媒介，成為創作養份，轉化成觸及面廣闊的《閒物廢歌》。

葉蔭聰認為游靜的新書《天堂春夢》並沒有為「香港」下一個剛性定義，「若勉強歸納，大概就是香港公司籌劃的商業電影吧」，只要能用來理解香港電影的，她也嘗試追溯。因此，他認為游靜打開了不少超出我們想像共同體的系譜，而那些系譜呈現出人脈、電影類型及其演變、意識形態主題，三者互為貫穿。游靜的「史論」以周星馳收結，論述其電影的無厘頭與九七的關係，葉蔭聰看見游靜另闢蹊徑的解讀，點出了由粵語片的鄧寄塵、梁醒波等開始，至周星馳電影裡的醜女與反串，形成的一種奇怪的延續。

睽違二十年，廖偉棠繼《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後再度推出短篇小說集，《末日練習》集結2005年至近期的創作十六篇，王德威在序中指他的小說構思奇詭，形式多變，難以歸類，以詩人之筆敘述故事，「果然別具一格。」小說集充滿各種有關終末的情境，出入科幻和玄妙之間，甚至從AI生成或轉譯詩歌，用為情節的接駁。當中以香港為主題的作品雖然很少，卻經常在有意無意時，「點」到香港一鱗半爪，廖偉棠流露的情懷更讓王德威聯想到唐君毅讀《水滸傳》的心得。

當代德國哲學家猶利安・尼達諾姆林（Julian Nida-Ruemelin）聯同自由作家娜塔麗・魏登費爾德（Nathalie Weidenfeld）出版《性、愛欲、人文主義 ：從文化差異到情愛取向，一場關於人類原始慾望的哲學思辨》，以「愛欲的人文主義」（Erotischen Humanismus）為基本立場，探討了15個兩性主題，例如性別正義、色情片、藝術裡的色情、街頭性騷擾等問題，亦輔引自文學、電影橋段、電視影集或個人經驗，找出個人自主與社會規範間的平衡點，並對女性主義及性別正義的樣貌，進行全新的闡釋。

自四月周耀輝與黃耀明久違合體出席簽名見面會後，周耀輝再於上周為樂迷帶來喜訊。他於社交平台公布，聯同文化歷史學家Jeroen de Kloet （高偉雲）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傳媒研究學者Leonie Schmidt，即日由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英語學術著作《It’s My Party: Tat Ming Pair and the Postcolonial Politics of Popular Music in Hong Kong》，連結融貫達明一派、香港文化及流行音樂史，並開放予公眾免費下載取用全書。

香港作家，電影導演與文化評論學者游靜去月重磅出版《天堂春夢：二十世紀香港電影史論》，當中以文化歷史為經，以論述分析為緯，重溯香港上世紀20至90年代的文化脈絡，重構香港電影中文化政治的史觀，對昨日與今日的香港，提供不一樣的理解。在自序中，游靜回憶自己接觸香港電影的經驗，香港電影如何帶給他性別教育及民族意識培訓，又如何被推進殖民地教育機器時，迅速學習看外語片。直到遇上新浪潮，出國念電影成為他當時的唯一志願，電影最終成為他重新認識香港的最重要路徑。

《喧嘩的碎片》為香港年輕文學作者周丹楓首部長篇小說，他以理性與感性交錯的目光，遊走於城市的兩極，寫著我們城巿的沉重現實。這位「彷彿天外飛來，而且只是剛剛起步」的作家，引來了各方的專序與書評，朗天從他的片段表達會想起德國哲學家諾華利斯，謝曉虹認為書中的人臉碎片有著巴特勒的「危脆性」，鄧小樺則認為小說的社會關懷是超越現實和存在之上，葉嘉詠從宗教書寫的角度理解其人文精神，而鄧皓天不禁把周丹楓和卡夫卡的樣貌自然聯繫，並想到韓炳哲的《倦怠社會》。「虛詞」編輯部以此結集成輯，並收入周丹楓的訪問文章，讓我們更深入理解其筆下的碎片社會，以及當中每張面孔背後的空洞心靈。

馬尼尼為首部長篇小說《故鄉無用》，她以「無用」一詞形容自己的馬來西亞故鄉，以虛實交錯手法寫自己家族裡那些沒有學歷、艱苦謀生、病了瘋了甚至永無發達之日的人是無用之人，那片成長之地則成了無用之鄉。但她寫道：「但是這些東西已經在我體內生根發芽，只有我對這些人有興趣，對這些事有興趣。」她直面長期以來受壓抑的鄉愁，以及揮之不去的「無用」感，寫出這部曲折離奇的鄉土傳說，被劉克襄評為「小刀式的書寫，精準俐落，充滿張力」。

台灣詩人陳黎睽違九年出版最新詩集《淡藍色一百擊》，他在後記中記錄了病魔多次襲來的身心之困，甚至有段日子無一日不興「棄世」之念，但詩人依然以拳拳到位的語言，自我療傷。詩集揉雜日本俳句短歌、古希臘抒情詩、德國猶太裔詩人作品等血脈，其中最為堅實的祕密武器是花蓮的山風海雨、小城的家族日常。

「○二四三」，有個學術一點的名稱叫「類音階」，即是它們有類似音階的性質，卻又絕不等同於音階。它是一項在粵語歌詞創作中很有用的輔助工具，在新世紀以來，廣獲填詞愛好者採用，甚而到了2020年6月，有心人更編寫了一個相關的網站平台，名為0243.hk。

三個月後，曾繼賢重回上環太平山街的見山書店，也是即將結業的見山書店。適逢繪畫人黃仁逵（阿鬼）於這裡出版散文集《天一半地一半》，告別見山之前，也想好好作個記錄，便邀請阿鬼做新書訪問，阿鬼說慶幸選了在見山會面，其實是滿足了他的儀式感。相約當天是平日，見山旁邊的「郁鍵快餐」人頭湧湧，幾個遊客四處踱步打咭，他在閣樓等著，眺望後方遊樂場的孩子。未幾，黃仁逵叼著香煙徐徐走來，像撤下了氣場，著他坐在門口旁的椅子上，他打趣說忘了帶上啤酒，就此在冷風中展開了訪談。

是的，讀周丹楓，不斷想起的不是盧梭，不是尼采，而是諾華利斯。是因為書寫者年紀或氣質相若嗎？不，作為解構的讀者，早慣於逼近和迎接文字的不可能性，在那些可以短至一行的文字碎片裡，見證有時甚至真的化為四處散失的單詞，肆意考驗所「置身」的空間，零落如即將被輾碎的花蕾（頁70-71），我們看到的，不止是作者的思絮。假如我們沒有被那反覆互織的心音餘韻導入歧途，竟妄想尋找某些故事，那我們大抵不難發現從碎言斷語間冉冉升起的，那個近年我們已不想再提起名字的城市，它（她）的剪影，它（她）的暗景，它（她）聽見或聽不見的雜音。

《最後的蔓珠莎華：梅艷芳的演藝人生》 出版十年後增訂，加入多個訪問，從梅艷芳的親人、徒弟、好友及工作拍檔的回憶中拼湊出梅姐的演藝人生，也可見香港流行文化的輝煌歲月。在此摘錄電影《梅艷芳》的主創人梁樂民的專訪，當中談及他對梅姐的印象，以及創作《梅艷芳》的意念，他說相比關錦鵬、杜琪峯那代導演，像他這種曾經在上海探過一次班，又隔了一代的電影人，要為她拍傳記反而有著剛好的距離。

整體而言，有關劉以鬯的研究是相對豐碩的，而若將之置於香港文學研究的平台上則更是如此。但相較而言，對劉以鬯作品著力最多的部分往往是其實驗性，尤其是大家熟知的「娛樂自己」的小說書寫，筆者也忝列其中，曾經寫過長文論述劉以鬯的小說的敘事創新以及香港性（Hongkongness）呈現等。而對其「娛人小說」研究相對較少，究其要因，一方面，人們會想當然認為其水平相對較低，缺乏可以細緻挖掘的空間，而另一方面，因為其數量較多，且往往散居於各地報刊上，不易搜集和閱讀。

香港百年餐飲業歷史，少不了一筆寫敍香園。第一間創辦於1926年，屹立於中環德輔道中，是街頭熙來攘往的一抹風景。敍香園先後開辦五間分店，分別位於中環、銅鑼灣、油麻地、尖沙咀和灣仔，是著名的粵菜餐館。敍香園家族後人李恩霖（Roger），透過多年資料篩選及整理，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寫成半自傳式的家族及餐廳故事，平實記錄背後卻有一份動人的溫情。

資深出版人、曾任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總裁的陳萬雄博士，在其求學生涯中，影響最深的是農圃道新亞書院四年的學習生活。《新亞問學記》是作者在不同時期撰寫的關於母校香港新亞書院的文章結集，上篇「承教與問學」，是記述新亞求學時期有緣親炙受教的幾位老師；下篇「新亞生活與新亞精神」，總結出他從四年的求學生活中，體驗到的新亞學風和新亞精神。

周丹楓出版新書《喧嘩的碎片》，有謝曉虹的專序導讀。謝曉虹以西西的《美麗大廈》和唐睿的《Footnotes》看作追溯這部小說的在地系譜的座標，而當中一句「我們都只是死前的租客」概括了「我」這一代真正「無根」的感受，就如故事傳達了居於此城一種深刻的焦慮：記憶，以及愛之失落——這種深情而哀傷的手勢，可見周丹楓正試圖沿碎片提供的起伏線索，來追溯更完整的生命圖景。

早前商務印書館新出版歷史學家王德昭先生從未匯集成冊的《史學研究法講義》，由王德昭的學生、同為歷史學家的周佳榮教授將舊手稿整理成書，內容包括史學與史學方法、史料的蒐集，史料的本身鑒定、史料的內容鑒定、史事的綜合、史事的表達幾部分。成書過程複雜，耗時也近十年，所以韓心雨和巫如雯與周佳榮教授特別圍繞此書作了一個筆錄對談。

日前，黃燦然的新書《詩合集》發佈會在台北春秋書店舉行，詩人親臨主講，本書責任編輯鄧小樺主持。黃燦然抵台便先後出席金馬影展及讀詩會，行程雖奔波，抵達老宅書店迎見滿屋讀者時，還是雀躍地笑說要與大家一起好好讀詩。當中分享了編輯《詩合集》的軼事、香港詩人與土地的關係，也表示自己到了承擔宿命的年齡，要以詩人的身分繼續承受着時代變遷、家庭壓力、中年孤獨、身體痛苦的各種施壓。

媒體人何秀萍揣摩著各種人生劇本：「進念二十面體」創團成員、劇場演員、電台節目主持及監製、填詞人、專欄作家，也因在商台節目《妖獸都市》中獲得「母夜叉」一角，而人稱「叉姐」。她繼《一個女人》後再書寫現代女性多重身分的人生，相隔十年推出散文集《一陣塵煙》，時代變遷，她所呈現的面貌也更為多元。我們約定於見山書店訪談，初時眼前的是一日店長，一開始訪問又退回到何秀萍本身，去敘述關於作家身分的她，以及她自己。

在香港，黃飛鴻的名字幾乎無人不識，這與自1949年以來上映了逾百部以黃飛鴻為題材的電影不無關係，但他於1925年病逝後，沒有留下任何個人遺物，僅靠後人流傳其傳奇故事。《香江飛鴻——黃飛鴻傳奇與嶺南文化》透過文字和黃飛鴻相關紙本藏品，包括書籍、電影特刊、戲橋、相片等，分六個章節，將黃飛鴻傳奇的誕生、傳承和演化過程，一一呈現。

自疫情解封後，市民紛紛離港消費，本地經濟持續下滑。根據入境處數字顯示，聖誕四日長假期間，合計逾140萬港人北上及外遊，不但香港零售及餐飲業大受打擊，聖誕檔期電影票房亦錄得20年新低。今年書業亦彷彿迎來寒冬，生意額大不如前，近月獨立書店更屢受打擊。在這時刻，買書除了是精神的滋養，也能給予作者、出版社及書業實際的支持。「虛詞編輯部」特意精選年度重點文藝書籍，羅列2023年不容錯過的佳作，在新一年，願好書有好報。

香港島及諸離島星懸海上，與九龍半島對望，九龍則背靠新界諸山，可說整個香港地勢是背山面海，但從文學、文化角度看，香港長期都是背海之城。在城市發展歷史中，尚未出現如西方《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Sea ）和《白鯨記》（Moby Dick）一類磅礡的海洋文學名著，甚至在早期，海洋鮮少成為作家投射、想像、稱頌的對象，海洋隱身於陸地之下，被城界排拒於外，海洋在文學作品中佔比偏低。然而，這個現象到了一九七〇年代開始有了變化，受到本土意識興起的影響，作家們開始看到本地的海洋，一九九〇年代甚至到了千禧年代之後有更顯著的轉變，許多作家開始挖掘香港海洋文化的價值，以海洋意象及想像作為創作主體，「文學海洋」在香港開始受到創作者重視。本書的編輯初衷，便是想喚起讀者和研究者的興趣，去探尋香港文學中「海洋」的面貌，藉此找回這座城市的海洋文化及其意義。

黎紫書從舊作《簡寫》、《無巧不成書》中挑出47篇微型小說，另從尚未結集的作品中選出24篇，合成這本自選集《余生》，這也是她告別微型小說創作的一次回顧和總結。在僅僅千字的篇幅內，黎紫書以非線性、後設、甚至帶實驗性的多變敘事筆法，寫當代社會、記憶、情感與生死。在此選出〈窗簾〉與〈我在〉，一說出櫃議題，一說家庭照的歷史，故事短小但精幹。

2023年的《年少日記》與《白日之下》，總讓人想起去年的四字電影熱潮。查柏朗在去年的香港電影脈絡中，處處可見兩代在價值觀、文化傳承或權力上的不對等。不論《流水落花》、《正義迴廊》曖昧地與建制共舞，還是《窄路微塵》、《白日青春》、《野草不盡》在不被看見與出走之間兜轉，新生代要找到自己的聲音，要有相應行動支持理念，並建立自己一套影像美學，也在持續地揭露現成體系的不義的同時，寄望能時刻自省權力身位的轉移，不重蹈前人覆轍。

要怎麼形容《喧嘩的碎片》呢？理論上，《喧嘩的碎片》主要地理場景是主角「我」成長的黃大仙東頭邨的屋邨，及「我」後來任職金融的工作地點中環，兩者之間的貧富反差，構成小說的最重要成分。縫紉其間的是「我」與母親及其他人的關係，那些被統治與被奴役者對奴役他們的思維與邏輯的臣服，透過家庭關係而對「我」產生難以逃逸的掌控之力；而「我」對於周遭一切，既以精微細緻的鷹眼觀察之，亦同時哲學反省式的思考批判之，更對許多擦身而過、無名的社會底層畸零者，付以同情又距離適切的凝視睇盼。

年輕作家葉梓誦曾共同創辦本地文藝評論雜誌《SAMPLE樣本》，近來出版了首本個人文集《斷層路徑》。他在書裡寫書信，寫哀悼，寫人際和寵物的離別，夾雜不同的哲學和文化理論，又回過頭寫陳奕迅的〈不來也不去〉；旁徵博引，據說曾讓編輯和校對看到頭昏腦脹。但葉梓誦說，他要講的東西一直都很簡單：「就是一種溝通的慾望，想跨越的慾望，想在叢叢雜訊中找到可以連結對方的可能。」

黎紫書從舊作《簡寫》、《無巧不成書》中挑出47篇微型小說，另從尚未結集的作品中選出24篇，合成這本自選集《余生》，這也是她告別微型小說創作的一次回顧和總結。在僅僅千字的篇幅內，黎紫書以非線性、後設、甚至帶實驗性的多變敘事筆法，寫當代社會、記憶、情感與生死。旅台馬華作家張貴興為此撰推薦序，形容《余生》是無花果樹，沒有花枝招展，但葉茂果豐，每一個故事都可以繼續發展。

詩人不可以被遺落，正如Vicente Huidobro（比森特·維多夫羅，智利著名詩人）所言︰「詩人是一個小神」，而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比凡人更特殊的存在才能夠拯救我們倖免於難。這就是為甚麼我堅信並且不斷重複地指出「詩人必須站在為生命而戰的前線」。際此文明危機的時勢，《星球之歌》的詩人正是為世所需的使者。我們用以書寫的墨水正是我們靈魂的鮮血，此所以詩歌如同一頭渴求公義的狂怒怪物，從靈魂裡面闖出來。

一個生長於湖南邊陲之地，整日與大自然打交道的野孩子，青年時代混跡於龍蛇混雜的軍旅；忽然靈光閃動，隻身遠闖人文薈萃的北京，浪跡於文學園地。三十歲後名氣漸顯，奠定在文壇的地位。中年由作家而晉身大學教壇，一身而兼作家、教授和文學刊物主編多職，享譽日隆。1949 年後打入另冊，離開文壇，擔任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講解員，用他的話說，就是「在午門樓上轉了十年，學了十年」。幾十年陰晴不定的政治空氣下，他長時間絕跡於文學界和教壇，苦心孤詣，自甘寂寞，從事文物的研究。這樣曲折的人生過程，這種甜酸苦辣的閱歷，在沈先生的行止容貌上，竟然沒有留下任何應有的世故和滄桑的印記。年過古稀，仍然一派純真，真是不可思議。這種純真，沒摻入一點造作，又不同於長於富貴、少不更事、不通世務的天真。沈從文先生保持着的，原是一顆赤子之心。

許鞍華的《詩》，黃燦然看了兩次。 黃燦然說，曾有人為他拍攝紀錄片，錄影帶寄來後，他從未打開。後來他受邀出席映後談，卻缺席了放映會，只因「詩人最怕看到自己在銀幕出現，好恐怖。」這次他拍許鞍華的《詩》，初看同樣驚嚇，後來放飛自我豁出去，首映那天他在觀眾席，突然覺得可抽離地觀看這套為詩而拍的紀錄片。問及接拍原因，他輕描淡寫地說：「沒甚麼，拍就拍。許鞍華是有點不同，她是一個藝術家。」

編輯這本書大約用了兩年時間，我們原本希望快一點出書，但因為楊先生對書稿精益求精，翻譯和編輯的過程很長，出版日期便一拖再拖。楊先生的嚴謹和認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這只是一本散文隨筆集，但是楊先生完全是以編輯科學論文的態度來工作的。他在每篇稿子上都加上了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科學符號，然後告訴我們，書稿的目錄和次序是他親自編定的，不可以隨意調換。對於文中，某個詞應當如何翻譯，他都曾與翁帆再三討論，反覆斟酌。他交給我們的是一大摞非常清楚、乾淨的列印稿，對我們說，這稿子我們可以複印一份使用，原稿要退還給他。

李昕曾於不同的出版社和大型書店任職高位，此次出版《一生一事：做書的日子》，回顧四十年的編輯生涯，不但述及與諸位名家在編輯過程中的交往，也從編輯層面抒發自己的心得與遺憾，是編書讀書愛書人的必讀之書，亦正如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鄭勇所言：「是傳世可期的當代出版史」。

黃自鴻把在《信報》專欄《優雅的生活》裡的撰文結集，編成這部《尚未劇終》，但這並非一般的文章結集。當中每篇散文都在透過經典的文本和大眾喜愛的流行文化，輔以適切的文哲理論，讓讀者能深入淺出地認識、理解、甚至愛上文學。重編文章的用心處，是作者以論文結構的方式，把原本龐雜的散文以文學的形式、語言、價值、倫理、讀者、形象、心理、身體、生活、評論分成十類，再從這類別中以「文學的價值」作為整本書的問題意識。結構上以文評理論所熟悉的「作者」、「作品與社會功能」與「文本」作為編輯內容的核心，文本以顧城的〈錯過〉、魯迅的〈臉孔〉、端木蕻良的〈爺爺為甚麼不吃高粱米粥〉、白先勇的〈一把青〉、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等作為文本分析例證，讓整部書稿結構分明。心水清的讀者或會發現，在文評理論中欠缺了「讀者」的部分，這從讀者而來的接受美學，正是我們作為讀者，在閱讀本書的經驗過程，同時也是在這無涯之旅中發現文學尚未劇終的原因。

林若寧的風格，是否一種方法，或者說是否一種可以歸類的文學風格，這也許充滿了不確定性。先暫且不討論他早期寫過的音樂劇／舞台劇歌詞，那與流行歌詞的創作重點不盡相同。以林若寧自己的話來說，他明白流行歌詞是要為歌手和旋律服務的，甚至他喜歡旋律給歌詞帶來的限制。正如他以與本名完全無關聯的筆名寫詞，將生活中的自我與作詞者分開，這些都影響了他一直以來的歌詞創作，也融為他早期風格的一部分。他是觀察者和陳述者，講述別人的故事，講述歌手的想像，盡量無悲無喜，可堪是一位「歌詞後的人」。

詩人寫小說，也許平常不過，但如果詩人寫武俠小說呢？曾拿下台灣金車現代詩獎的「最年輕得主」韓祺疇，於本年的「天行小說賞徵文比賽」獲獎而得以出版其參賽作品《虛風構雨》。與傳統武俠小說不同，這部具有後設元素的武俠小說，不僅以「九流十家」作為派別，更將不入流的「小說家」秦顧設為主人公，連同縱橫家懷玉，兩個末代傳人，對抗儒法大道，足見其破格創新與匠心獨運。

到了1942年底，日本佔領了香港，能夠制止走私嗎？其實日治時期的吐露港情況極為混亂，既有不同的賊幫橫行，也有平民百姓為了生計而做「水客」，被不同的賊幫「抽水」；加上本地人協助中國文化人和英國義勇軍人員偷渡離境，這片海域真的很繁忙。據說當時情況那麽亂七八糟，連賊幫也看不過眼，其中一些受了義氣鼓動，決定要在吐露港維持一定程度的安全。（從集中營逃出來的英軍也見證了匪幫的義氣：他們拿著一張簡陋的地圖，日間躲藏，黑夜上路，希望走到廣東未淪陷的地區，中途遇上劫匪，要把他們僅有的物資搶去。但劫匪弄明白他們是英軍之後，不但物歸原主，而且一直護送他們到達惠州。）

這本份量不輕的著述，研究著眼於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四位北洋元首的詩文，這四位長期投身軍旅的「軍閥」――元首，原來對中國傳統的「詩教」非常重視，在他們的詩文中，或憂心時局，或憤懣懷才不遇，或以山水隱逸自適其間，或寄情禪悅、書畫，並在其書寫之中，流露了各自的感世之言、塑造出自我的形象，作者在書中特別論述到他們藉著自己的詩作，多「感世」與「自適」之情，以北洋元首塑造自我形象，並進而透過其詩作影響輿論時局、世道人心。這是否能為幾位亂世元首塑造出一個合乎本人心願的自我形象？

2002 年3 月21 日，美國國防部與司法部頒佈新的軍事審判機關指導方針，指示美方該如何審判被拘留在美國與關塔那摩灣的囚犯。這些拘留案件中最令人驚訝且持續引起眾人關注的，是大多數戰俘皆無權諮詢法律顧問，也無權參與審判程序。新的軍事審判機關並非阿富汗戰俘有權參與的法庭。某些人會接受審判，而某些人不會。本文書寫之際，美方剛宣佈：650名被拘留超過一年的犯人中，只有六人會接受審判。《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規定的諮詢權、上訴管道與回國受審等，皆不適用於關塔那摩灣的戰俘。而美國雖然主張塔利班亦受《日內瓦公約》保障，但卻同時說道，塔利班就如同關塔那摩灣的囚犯一樣，並不符合戰俘地位。

戊戌政變失敗，維新派依然認為光緒總是好的，因此要保皇；平民是聽勸的，因此用盡方法令他們覺醒——維新派搖擺的性格帶來的一大弊端，就是容易軟弱和對事業陷入浪漫而不切實際的想象。譚嗣同行刑前的想法是「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但所謂「去留肝膽兩昆崙」的默契分工，極可能是浪漫的一廂情願，在道德勇氣和行動勇氣的驅使下，決定表演就義，最終換來了甚麼？許知遠寫道：「公開處決是朝廷彰顯權威的一種儀式，它也是一場暴力狂歡，總吸引著圍觀者的雀躍，作為他們單調日常生活的調劑。在一張記錄犯人被砍頭的舊照片上，圍觀者幾乎擁到了受刑者的身前，眼裡並沒有同情或恐懼。」用就義的精彩表演激起清國人的義憤、引起他們不滿專政的共鳴，也是一廂情願，事實上，權力崇拜的傳統極深的清國人，有著令外國人都驚異的極強忍耐能力，清國人但求有一個秉公執法的好政府，「完全沒有流露出打算報復的意思，而是默默地生活，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福澤諭吉在明治初年引發的強烈迴響，很可惜沒有在另一片土地發生。

周漢輝繼《光隱於塵》以真摯而平實的情感帶來《地納於心》，他特有的生活化書寫，承襲香港詩自也斯、葉輝、鄧阿藍、關夢南等以降的獨特脈絡，廖偉棠認為他不但沒有因為「公權」對詩的不公而停筆，反而越寫越好，以空間詩學彰顯香港公屋，也以小傳紀式寫作為詩作具備時間維度，交出了這本稱得上香港詩之正典的詩集。

後來，當我跟桑穆成為情侶，我才知道，柏拉圖之所以頻繁出現在九二一室，大食會並非唯一的誘因，還有一誘因便是桑穆。那一陣子他與桑穆打得火熱。據柏拉圖自己後來在一篇文章說，他是被桑穆的奇思異想所蠱惑，才像中了邪似地每天一起床就往那個房間跑。桑穆的室友們對此儘管心存疑惑，也漸漸習慣了這道奇異的風景，常常是，桑穆還在蚊帳裡元龍高臥，這夥計就來了，坐在旁邊一邊看書一邊等他起床。

大食會乃香港俗語，意為一班朋友相聚一堂，胡吃海喝。就其生動性而言，比華東師大時代我們口中的「聚餐」，更接地氣。大者，狂也，一幫被那飯堂青菜肉丸大排吃得「口裡淡出鳥來」的學子，將一些胡亂搜羅來的食物聚集一處，以一些也是胡亂搜羅來的鍋盆碗盞煮炒燜拌，海吃海喝。

鄭九連忙掏出手電筒來，用電光照射那條大鱷魚，等牠的眼睛轉成紅色時，縱身下樹，敏捷地將獵叉插住牠的長嘴，以為得手了，冷不防給另外一條鱷魚用尾巴掃倒在地上。 幸而鄭九身體茁壯，摔了一跤，沒有暈過去。 際此生死關頭，鄭九立刻在地上打了個滾，滾到大樹底下，閃身樹幹背後，那條用尾巴掃他的鱷魚已經張開長長的大嘴露出一副凶相。

《馬來姑娘》是劉以鬯未曾結集出版的中篇小說，一九五九年在《星島晚報》連載，現由中華書局出版。當時《馬來姑娘》搬上銀幕時才寫了這篇前言，當中交代了宏大而純正的寫作動機：各民族必須相親相愛，和諧共處，他亦透露了故事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的原因，而只是平鋪直敘地寫出了一個馬來少女怎樣忠實於自己感情的故事。

香港中華書局今年推出劉以鬯散文集《同道心影》，收錄了〈顧城的城〉一文，又適逢顧城離世三十週年，當年《香港文學》第108期特此設計專輯，劉以鬯為其撰文，說明顧城、謝燁夫妻倆與《香港文學》的緣分與通信內容，由此表達對兩人的不捨哀逝，紀念這名詩人。

李立峯作為一位在大學新聞與傳播院系任教的老師，在少了學生讀新聞系的情況下出版《閱讀新聞－專業價值和媒體批判》，並深信其價值。導言中談到新聞的本質與功能，也許只是一些理念，卻不無現實意義。然而，一旦回到現實層面，又受到傳播媒介和社會文化價值等因素影響，故此新書中談論了很多關於新聞的有趣現象，為讀者建立一種關於新聞、新聞工作，和新聞媒體的立體理解。

你總是在那個車站上，穿一件白色的制服，漿得硬硬的領，配着銀色的銅扣。你說，車子該開了，車就開了。於是我從一個火車停泊的場所過來，我們就在那邊的座位上舐雪糕。這是尖沙咀，這是九龍，這是香港。我們怎麼會來到這裏﹖

短篇小說作為較親近日常生活的文學類型，到底是如何興起？又有何特徵使然？鄧小樺在新書《文學看得開〈作品篇）》一一拆解，徵引中西作品，疏理其發展脈絡，指出短篇小說的核心在於結構和人物，但是作品的短小不能規限其詩意、深度及時間跨度。

從研究香港史的角度看，我認為杜煥的南音對香港文化具獨特的意義。2000年代初，榮鴻曾送了他製作的《失明人杜煥憶往》光碟給我，是杜煥憶述自己生平的歌曲——是他的回憶錄！我感到很震撼。除了動人的曲詞外，它還是一套很有研究價值的原始資料，勾畫出香港不同時代的社會面目，他以第一身的經歷唱出來，十分真實，也十分真摯。最令我佩服的是一個失明人，怎麼能「寫」出這樣的歌詞來？普通人要寫一篇這樣又長又有條理，內容充實豐富的「文章」也不容易！而杜煥唱出來的時候，有板有眼，一字不漏。對我來說，這個無法先把歌詞用筆墨寫出來的作詞人，竟能完成這神奇的創作工程，簡直是不可思議，教我怎不五體投地？

還有呼喚弟弟的人。小說敘事者譚可意自弟弟可樂誕生便陪伴在側，這個姊姊強悍如石。父母吵架，十三歲少女抱走襁褓中的弟弟離家出走，逃得毫無眷戀。「因為那是必須的。你甚麼都沒有，唯一有的就是反叛，你有的就僅是跟整個世界過不去。」拒絕「現在的年輕人…」式說教，陳慧把矛頭對準大人們。「所以假如一個人到了四十歲突然說要反叛，省省吧。」彷彿可意在面前譏諷，「簡直討厭！你已經甚麼都有了，還說要反叛。」

西西的創作，始於詩也終於詩。2023年中華書局出版由何福仁主編的詩集《左手之思》，當中收錄了西西未曾結集的七十二首詩作，記錄其寫作生涯的原點、軌跡與終點，書末更附詩論九篇，是西西少見的談詩之作，反映她形成於青年時代、成熟而周延的詩觀，讓我們得以更貼近西西的步伐。何福仁形容西西對詩有自己一貫的看法，所以若要評價她的詩，則必須重新閱讀，重新認識像她這麼一個詩作者。

早前文學館邀請到小說《崩末》作者勞緯洛與《字花》執行編輯葉梓誦對談，以「書寫災異的時間」為題，圍繞這本以災異為題的新出版小說，顯現勞緯洛思考黑暗時代的歌如何唱的歷程路徑，也分享兩人平時在文學創作的思考歷程，以及對於當代文學方向和災異書寫的看法。

在文學館出版的新書《文學看得開〈作品篇）》，鄧小樺從經典名著《百年孤寂》說起，談到書中令人神魂顛倒的孤獨形態、魔幻和現實之間的關係，以及此書之於現今世代的意義。不論古今，原來在壓抑的時代，我們總可以憑藉想像力找到自由。

由希望學編輯團隊製作的《異鄉港孩》剛剛出版，當中訪談了文化評論人鄧正健一家五口移遷英國的故事，以及他對於兒童教育、身份認同的想法，但他認為自己難以再藉着香港人的身份說話，而是更明確地構成了一種離散的身份，同時亦不欲將香港人的身份強行灌輸到子女身上，因為他們應當擁有選擇自我身份的權利。

本書由三卷形式體制不同的散文組成，卷一從歌曲到文學、從文學到電影、從歌手到樂人和填詞人、從歌詞分析到時代文化與個體生命的抒懷，細述一重又一重的歌曲與文學文本的互涉。卷二書寫音樂與文學與人生的隱然聯繫，以至幾段時代變遷與個人成長的軌跡。卷三從舊唱片和舊書刊的復刻、文學舊作的重寫及「香港字」的文化復刻，展望文藝的前景與可能。

為什麼我對香港情有獨鍾？我想離不開兩個因素：它的時空處境，和獨特的通俗文化傳統，前者是我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後者則是我眾多雜文的主題。我寫香港的都市不乏批判，特別對於它的建築，因為我對於「石屎森林」式的高樓大廈密集建築十分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因為它是人口和空間逼迫下的必然產物。也有美國朋友問我：為什麼我不在美國退休，搬到一個中西部的小城，買一棟房子，享受田園式的生活？我的回答是：這是我作為都市人必須付出的代價。香港的人口密集，然而恰是在這個密集的空間臥虎藏龍，人才濟濟，相互激盪，冒出火花。因此我願意把我的「作家」榮譽拱手讓出，獻給這些深藏於香港中西混雜的文化森林中的各路英雄。最吸引我的當然是港產影片，演藝文化也不遑多讓，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可惜的是，這些都成了歷史遺產。

鍾玲玲與鍾曉陽，二人都是香港的傳奇女作家，不過寫作風格迥異。鍾曉陽的筆觸細膩動人，其作品在中學教科書中，為人所必讀。鍾玲玲則自言是小眾作家，其文字充滿哲思與實驗色彩。而她們同樣曾沉潛二十年，直至近年又各自重寫舊作。今年她們合寫了一本新書——《雲雀與夜鶯》，透過對話、書信和小說文本，以各自的文字凝練走過的時光，私語她們在寫作路上的心跡。

你有覺得身邊的世界過度熟悉而變得狹窄嗎？你有覺得自己與主流格格不入而感到孤單嗎？你有覺得人性複雜，耳邊又充斥老生常談的解釋，讓你覺得不可信而加倍煩厭嗎？你有覺得萬物都短暫而傾向幻滅，你缺乏信念與參照嗎？若你遇到以上問題，也許已聽過很多人叫你上網／煲劇／去旅行——但我們相信，你需要的其實是，進入文學那豐繁幽異的世界。

大學哲學講師、《哲學有偈傾》主持李敬恒新作《尋常與作樂——哲學與文藝的25則思考》，內容涵蓋生活、文藝、哲學等不同範疇，同時亦緊貼時事熱話，貼近香港人日常生活經驗，為讀者提供哲學入門路徑，大師兄Roger在書序分享自己這兩三年的二三事，談及本書之所以可能，一切都是由「五夜講場」開始。

如在〈野豬城〉裡，鍾國強著力描寫野豬和城市的關係，「野豬不喜歡離島，情願冒生命危險走進市區，很多香港人也一樣，情願留在此地。如今大環境改變，我更深感要把這些關係呈現出來，詩的畫面可能讓人有一剎那的觸動，但要說明一些具體的東西，還得依靠故事。」又如在〈家鼠〉裡，一個個「家」便呼應著主角不同處境：主角父親那被迫拆卸的老屋裡，本來只有怕人的家鼠，後來竟引來蝙蝠與蛇寄居；中段主角到廣州影城搭建虛有其表的香港公屋，卻遇到一群目中無人的溝鼠；最後主角受內地客人委託為劏房裝修，只見一隻蒼老瘦小，以垃圾渣滓求存的家鼠。《動》就是這樣，透過種種艱難的生存形相書寫，描劃寓托我城變化。

崔舜華在新書《你道是浮花浪蕊》的後記，談到自己必須不斷地寫作，直到再無分毫握筆的氣力。寫作十餘年，追尋的文學的誠實與生存的真實，究竟被握在何方神聖的大掌心裡，她感覺自己的身體離這世界很遠很遠，放棄了期盼卻依舊期盼著，自己是那天選的靈根異卉。

這些動物有時的確營造了不少像喬伊斯提倡的頓悟（epiphany，或譯「靈光乍現」）效果。所謂「頓悟」源於中世紀阿奎那的觀念，最初在喬伊斯《一個年青藝術家的畫像》原稿《史提芬英雄》中出現，指一些「纖細、飄忽的瞬間感受的具體顯現。」小說主人翁從這瞹間的光照中，瞥見了事物深刻的意義，甚至自身的存在本質。

匯集眾多年輕寫作者聽覺記憶的新書《耳窩》，以聲入文，關切的不止聲音本身的事體，書寫聲音，實在是我們如何觀察日常。細讀不同寫作人以年輕作家之姿，納聲紀事，何映宜在這篇書序提到，幻想奇思的夢田在其眼前敞開，最讀進心裡的，卻從來是薄物細故，是日常。

勞緯洛新書以敘事構築《崩末》的環形迷宮，整部小說建立於「餘生」的體認上，《虛詞》編輯部整理小輯，收錄作者勞緯洛的專訪、王碧蔚的封面繪畫日記，以及謝曉虹的書序。即使文學指向不在場且無法回應的他者，《崩末》仍然展現出嘗試靠近的姿勢，勞緯洛認為「願意打開自己本身比我說甚麼更加珍貴」。

崔崔也必是理解，與我同樣的矛盾：極其痛苦而現實中難以承受的事物，在另一個層次看其實是理想。只是任執一端都好像磨滅了當中的複雜度，於是只能一再迎戰──我發現在書中，崔舜華的特殊成長型態是：能力與困境同時提升。像她有愈來愈強的搬家能力，就搬愈來愈難搬的家。像她喝了酒又服藥，酒量和藥量都一直增加，因為它們互相抵消，無有任何累積。

大海嘯中亡母但鍥而不捨在濁河中追捕鯰魚王的日本學生、清洗糞便時無意看見失智父親私處像鼠窩的青年、昏厥後重遇亡友的少年、在跛子丈夫家暴中虛度青春的女孩、透過流鶯肉體追尋過往戀情的縱火者、聽懂野豬話語的青年學子，作者調動的人間百態，正如他筆下香江不常出現的鳥魚蟲獸，勾勒出人世和一個國際大港逐漸陷入的變遷和絕境。

廖偉棠最新出版的《有托邦〔索隱〕》，穿梭於文學、影像、藝術等各種文本，反思疫情、自然災害等議題，激勵我們對「有托邦」的想像，廖偉棠亦寫了四篇〈致十年後〉的代序，本文收錄他寫給十年後的兒女、朋友與AI的篇章，讓讀者感受他對未來的希冀與想像。

陳冠中全新評論集《又一個時代》，收錄其近年的評論隨筆，演示他作為華文界重要知識份子的博學與精準判斷力，編織歷史與當下，鄧小樺撰寫的這篇編者序，談到陳冠中的論述一貫清明理性，但又有一種微妙動人的感性，一如《又一個時代》這個書名，既是一覽眾山小的氣度，又是詩意的感嘆。

朗天新書《正在思想——當代哲思十八家》，深入淺出地說明了不同當代理論家的哲學思想，而在這次的新書分享會中，朗天與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的張歷君教授，從不同的角度討論究竟何為理論，現今時代為何要閱讀當代思潮理論，分享他們對於「理論」二字的不同理解和想法。

讀勞緯洛的新書《崩末》，謝曉虹認為它是具野心的文本，其實驗性的文體抗拒被界定，但卻決意把其讀成一部史詩，不僅因為它詩化文字所追求的莊嚴與神聖，也因為其中半人半神的英雄，以及祂／他在自身所連結的文明歷史及其崩壞裡，渴求的救贖與超越。

香港過去十年的故事該從何說起？作家、學者、詩人羅貴祥最新作品《夜行紀錄》，嘗試將二○一四年與二○一九年連繫思考，王德威撰寫的這篇推薦序，提及小說在異鄉出版，更說明了「夜行」的幽閉性，危機時刻的文學唯有以其「幽光」，傳遞出綿延不輟的能量。

勞緯洛以敘事構築《崩末》的環形迷宮，新書封面找來王碧蔚繪畫，以其直覺決定色調與構圖。在這篇封面繪畫日記，王碧蔚分享自己的落筆過程，在畫作，在書中，醒著行走，唯盼事物皆模糊一瞬，帶霧色溫沉的光度。

活在後真相年代，世界向右轉，世事雜亂紛陳，思想經常缺席，甚至愈來愈多人視思考為苦差，「樂於反智，奢言放空」，研讀觀念與思想哲學多年的朗天，將多年來當代哲學的思想結晶集結成新書《正在思想——當代哲思十八家》，介述十七加一名哲學大家，在成書的過程中化作記憶的回歸者，讓潛行於思想的讀者們，消化他過去閱讀過的思想精華，轉化成在新時代中自處的一種啟示，在現今全球化、後期資本主義、後現代、後真相文化宰制下覓尋出路。

亞然在新書《重回舊地》記下來的，除了是書裡面想要記住的內容，更多時候，記下了讀書時的心情起伏和時代背景，變成一種另類的日記。回看這些書稿，彷彿就是重讀那兩三年的日記，這些文字正正記錄了變化的前後，捕捉著城市隕落的一刻。

陳苑珊新書《演藝之城》在臺出版，伍淑賢在推薦序談及與對方的結緣，認為這本書一如她以往的作品，全盤布局細密有致，思慮周詳，層層揭開男主角淳的天生幸運和自選的不幸，也期望新書這次 在臺出版，除了建立臺灣讀者群，也能讓港人藉此多讀其作品，享受箇中的文字妙趣。

在台北永康街巷弄裡的音樂空間「聲色Sound」，早前舉行了一場村上春樹的新書發佈會，在琳瑯滿目的黑膠唱片跟前，古典音樂評論家、專欄作家焦元溥捧著厚實的隨筆散文集《村上私藏——懷舊美好的古典樂唱片》，偶爾拿起身後的唱片，逐一展示及與書中內文對讀。

梁世韜讀何兆武的《上學記》與《上班記》，認為這兩本書被稱為最不可或缺的知識份子記錄也絕不為過，即使歷盡苦難，何兆武仍在回溯歷史，直面荒誕，誠實以對，探問在現實政治環境下不宜提出但至關重要的問題，有如耳提面命，警醒我們要免於虛無，免於放棄求真。

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周蜜蜜即將出版的新書《亂世孤魂——我與羅海星，從惠吉西二坊二號到唐寧街十號》，記述了她於八十年代曾進入亞視任編劇，旁觀香港電視黃金歲月的人情百態與工作情況，也旁觀許多名人巨星的真實面貌；同時間其家翁、著名左派文化人羅孚由統戰領袖一變被指為間諜而遭拘禁，再加之周蜜蜜本身懷上第二胎，是一段驚險跌宕的日子。《虛詞》分成兩篇文章刊載內容，此文承接〈我在電視台工作的日子〉上篇，讓讀者先睹為快。

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周蜜蜜的新書《亂世孤魂——我與羅海星，從惠吉西二坊二號到唐寧街十號》，記述了她於八十年代曾進入亞視任編劇，旁觀香港電視黃金歲月的人情百態與工作情況，也旁觀許多名人巨星的真實面貌；同時間其家翁、著名左派文化人羅孚由統戰領袖一變被指為間諜而遭拘禁，再加之周蜜蜜本身懷上第二胎，是一段驚險跌宕的日子，《虛詞》將分兩篇文章刊載內容，讓讀者先睹為快。

風緣嘗試用一個比較不傳統的方法切入，談張婉雯的散文集《參差杪》，認為文章調子的幽暗反映作者世界觀的灰霾，但作者的幽默不是嬉笑而是對世界真實的深刻確切認識中找到其荒謬詼諧之處，讓人放心讀下去亦會讀到會心微笑。

「歷史學本身沒有意義，它的意義是歷史學家所賦予的。人生本來也沒有意義，它的意義，是你所賦予的。」千萬不要被任何烏托邦的幻想唬住。甭管甚麼宗教、主義，不論它多麼壯闊、多麼的美輪美奐，只要一世俗化就完蛋。包括自由主義，這是我師兄補充的，自由主義也是一種烏托邦。當我讀亨廷頓的書，意識到「普世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時候，又一次陷入了恐慌。如今，左派、右派都迷失了，整個人類陷入了信仰危機。但，人生依舊值得追求，人生必須值得追求。

盛夏日子，客廳裡放著的切花一天一天衰敗，本周的瓶花放著朱蕉、鬱金香、桔梗、蠟梅、庭園玫瑰、地榆、小菊、粉雪、胡蘿蔔花、黃花、金合歡與尤加利葉，一大把繁花盛放。我總是以為，一室有花，就能在平凡日子裡平添許些精緻。然而，剪花易謝，鬱金香一晚就凋謝，玫瑰不耐熱，就算每天剪枝換水，還是緩緩垂下了頭，其他的花開到荼靡，散發著濃重的乙烯，一大束花從豔麗到凋謝，不過是幾天之間的事。花瓶從大換到小，一束花慢慢變成一小把，最後剩下幾支最是耐放的，比如菊花，比如乾燥了的尤加利葉。

聽着楊秀卓訴說對於自己個人信仰的質疑，腦內正在想像的，卻是他獨自坐在美心快餐店裡面，向窗叩問自己倒影的模樣。作為楊秀卓徒弟以及當日對談的主持陳景輝，一共整合了四個重點，創意書院副校長蔡芷筠亦有作出有關傳承的回應，當日的對話彷如散落於地的拼圖，最後由楊秀卓一塊一塊拼湊出屬於自己完整的圖畫，一切一切，原來源於一個獨自排街症，在等待醫院安排期間觀察旁人苦況，長期浸淫於別人痛苦的小孩。

黑體文化最近出版的新書《吉卜力電影完全指南》，回顧吉卜力每一部長片，搭配大量精美劇照與海報、創意團隊與工作室的照片，帶領讀者進入吉卜力的魔法世界，《螢火蟲之墓》揭露了青少年清太如何帶著年幼的妹妹節子，度過戰爭的恐怖及戰後地獄般的日子，不論就動畫還是故事而言都屬上乘藝術；同時它也是有史以來極為悲傷的電影之一。

作為一位縱貫三十多年的詩歌寫作者，孟浪一生清苦、奔波。他素然地把冰與火集於一身。幾十年順從於命運，漂泊的生存，淡漠的寫作……他內心的火焰總是以苛刻的角度噴放。在最近出版的《自由詩魂 孟浪詩全集》，常被其黃金句子打動的徐敬亞，以「中國快槍手」為題寫序，《虛詞》將分成上、下兩篇轉載全文，讓讀者藉此了解更多關於孟浪的詩歌美學。

黑體文化最近出版的新書《吉卜力電影完全指南》，回顧吉卜力每一部長片，搭配大量精美劇照與海報、創意團隊與工作室的照片，帶領讀者進入吉卜力的魔法世界，《千與千尋》這部電影，正好展現了吉卜力擁有創造令人著迷的世界的獨特能力。

資深傳媒人「老總」鄭明仁出版《香港文壇回味錄》，讓港人夕拾鮮為人知的朝花，重溫昔日書店繁花盛放的七八十年代，適逢香港書展以「歷史文化 ‧ 城市書寫」為主題，並以「從香港閱讀世界：憶．寫香港故事」點題，日前書展舉辦了舉辦鄭明仁《香港文壇回味錄》的新書發佈會，更邀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樊善標教授任嘉賓講者，與台下一眾老朋友談舊書、舊書店、舊報紙的小故事。

林夕是香港最重要的詞人之一，他的歌詞曾陪許多人渡過人生許多困難的時刻，難以輕易抹去；他的作品既富文學修養，也極追求新意，情感細微矛盾之處，他寫出了不少人所難及的高度。他對於香港的愛，也是香港人應該銘記於心的。

早前在香港出版的《黎紫書小小說》，收錄著名馬華作家黎紫書的 60 篇微型小說作品，涵蓋「家庭」、「人際」、「情愛」、「抉擇」、「世情」、「理想」、「善性」七大主題。編者鮑國鴻、林惠娟在前言中寫道，黎紫書無意美化現實人生，她筆下的家庭每多矛盾紛爭，人際每多冷漠疏離，情愛每多沉湎執着，雖然顯得灰暗，其中散發的卻是人文關懷的光輝，相信可以提醒讀者積極追求人生的幸福圓滿，以關愛與尊重待人，「止於至善」。

伍迪．艾倫本身就是一個傳奇的「現象」。他一生住在紐約，熱愛紐約，電影多以紐約為背景，充滿在地色彩與生活情味，也成為紐約電影的頭號代表人物，直到晚近才遊走倫敦、巴黎、威尼斯、羅馬、巴塞隆納，為這些歷史名城拍片，卻魅力不減。從一九六九年《傻瓜入獄記》入行，平均每年拍出一部作品，以低成本換取創作自由，不受大片廠箝制。他向來自編自導（還經常自演），代表作多不勝數，往往創造風潮。雖然已有諸多傳記及訪談問世，這本由他自己寫作的告白，卻顯得無可取代

活在2022年的香港，「失去」是我們需要學習的課題，亂世之下，難以心安，唯閱讀能夠使人自由，讀書永遠都有意義，「虛詞編輯部」特意精選以下書單，通過文學與大家直面各種愁緒與黑暗，哪怕身處複雜混沌的世界，仍能存活下來繼續看得開，並信一切付諸的心血都不會白費。

樊善標為張婉雯新作《參差杪》撰序，也探討了張婉雯在小說創作和散文上呈現的兩種面貌。畢竟，小說無論怎樣寫實，在虛構這文類契約的作用下，也只是現實世界的平行宇宙。散文卻像一幢房子，總坐落於某處，有一個地址。

文學館出版的新書《夕拾朝花》，為中大中文系資深副教授黃念欣的《明報》專欄首度結集，封面畫作更是來自香港名作家黃碧雲，極具收藏價值。在新書的自序中，黃念欣提及「限制」給予我們重壓，但與「限制」周旋，未必不能享有樂趣與自由，書裡一字一句，正是她全心全意的所思所想。

文學館出版的新書《文學看得開（作家篇）》請來六位本地作家、大學講師、藝術家、劇作家及文化評論人，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評論及分析古今中外，超過三十位文學大家的生平及其作品，內容深入且多元，意在給更多讀者帶來知識、啟發與感通，打開更多的眼界。鄧小樺在本書前言分享成書過程，那些曾經灑過的心血，一切都不會是了無痕跡。

陳耀成新書《時候》的內容五花八門，包括他早期和近期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李歐梵為這本散文集寫序，分享自己與作者的相識緣分，藉此向港台讀者介紹這位才華滿溢、身兼多種身分的作家導演。

曾獲奧斯卡與金像奬的導演楊紫燁，花耗五年心力，策劃主編由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出版的《昨日的影 今日的光——粵語片劇照風華半世紀》，透過四百多幅精挑細選的珍貴劇照，帶領讀者進入粵語片五光十色的世界，在回顧昔日美好的同時，亦希望喚起年輕一代對粵語片的興趣，嘗試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經典。

星座和文學藝術有何關係？這大概是個很多人問過的問題。文學館出版的新書《文藝星座馬戲團》，以各個星座的特質作為切入點，探索不同作家、藝術家、哲學家的性格、創作的觀念與過程，立題輕鬆，但同時深入到星座及文藝的內部。

金耀基教授最近出版的新書《有緣有幸同斯世》，收錄教授近三十年來的人物書寫，透過作者感性的筆觸，追憶與故人交往的舊事，這篇書摘追念一代史學大家余英時，與其相知相交半世紀的金教授，認為這是他一生中的幸事，深感「有緣有幸同半世」。

陳韻文的《長短句》終印出來，許迪鏘談編書過程的點滴。讀這部書，感受最深的是〈喪了〉，一面讀著一面心上彷彿有一塊大石頭。另一篇〈舊事重提〉，由一件交通意外引發，也令許迪鏘想起另一篇舊報的類似報導。

在新書《身上的每道傷疤》，李慧詩真情剖白內心的矛盾，談到成為世界級選手之前，自己也曾試過大部分運動員都必經的平台期階段。這篇摘自新書章節〈軀幹之無奈〉的文章，看「牛下女車神」如何成功克服停滯，並攀上更高的水平。

賽場上鏡頭前的「牛下女車神」李慧詩，總是予人冷靜且不失幽默的感覺，在新書《身上的每道傷疤》，Sarah真情剖白內心的矛盾，給她出版這本書的劉偉成，歸納這三年來跟她相處的體會，以及對這本書的讀後感，當作是給香港人走出陰霾、做好本分的小錦囊。

疫情改變了當下人們對距離、對旅行的想像。如潘國靈於即將出版的新書《總有些時光在路上》所寫，旅行是身體的流動，是空間的轉移，離開自己所屬或無所屬的棲身地，在離與留之間的暫時過渡。「走遠一點」，是遠方傳來的召喚，其實也是自己的心在作動。但如果歸期無日或歸地不存，那就成了放逐。

沐羽新作《煙街》邀來謝曉虹撰序，在這本關於逃逸的書，逃逸不僅是主題，沐羽非常清楚，寫作本身就是組織逃逸路線。文學的使命是要在主要的語言裡構成少數，脫離疆域。時局急劇變化，不少香港人已成了流亡族群。生活在台灣的沐羽，說自己連廣東話也歪掉的他，對於作為語言的少數，顯然有更複雜的體會。

關於創作，潘源良有過很根本不同的態度與做法。資深傳媒人余家強，訪問曾涉足多種媒介的創作人潘源良，寫成十八篇文章；每篇再附一篇「潘記」，成就這本《為光音作證——潘源良香港誌記》。光陰作證，讓不懂變懂，也讓我們透過書與記憶來連結。

香港只有一個，黃金時代也只有一個嗎？廖偉棠為潘源良的新書寫序，今天我們去到世上所有地方繼續自由的追尋，潘源良的方式，除了歌詞，就是這樣一本如他的歌詞一樣坦蕩自剖的回憶錄，剖析他自己，也就是剖析他那一代的香港。

詞人潘源良一生浪子生涯，前《壹週刊》副總編輯余家強以訪談形式記錄，配以潘源良撰寫回應文章，爬梳交織出一生傳記，新書《為光音作證——潘源良香港誌記》更收錄多張珍貴圖片，以及潘源良未曾發表的詞作，以下文章可讓讀者先睹為快。

鍵盤上的空白鍵，除了留白，亦有檢字、選字的功能。 歷史研究專頁「 Last Minute 香城史 」最近從鍵盤一躍到紙上，出版《空白的一百年—教科書不會告訴你的香港歷史》，為被遺忘的港史補白。他們早前在觀塘工廈書店 #夕拾x閒社 舉辦分享會，共看官研讀五四新思潮的啟示，再思前人種下的香港藍圖。

歷史研究專頁「港識多史」最近出版《教科書不會教的 36 個香港歷史人物》，舉辦新書分享會，慢讀歷史課本遺忘的一段段女性與性別史，就像在唐四樓吃一份西多士，奶油配糖膠糖份滿爆：她愈叫你不要食，你就愈想入非非。

多年後回顧2020年香港電影，我們會記得甚麼？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近出版的《香港電影2020：紀實遺城》，收錄多篇影評人研究香港電影的文章，包括林瀚光這篇對《夜香．鴛鴦．深水埗》的評論，談及電影如何締造出香港人獨有的特殊身份。

樹與地方的關係本來密切，而我們值得向植物借鑑更多。如果以植物的角度來思考一個社區，那會是怎樣的？香港文學館主編的新書《樹心邊．新蒲崗》，收錄作家創作與街坊訪談，也有來自公開的社區徵集文章，藉此喚起讀者對於樹木、自然的愛護與認識之興趣，更了解新蒲崗這棵大樹的年輪。

從一個展覽到集結成一本書，當中包含著許多香港老一輩珍藏的舊物，以及他們寄存在物件的回憶。翻開《在鐵盒上抹一把塵》，是二十四位老人的故事，際此變幻不定的城市景觀，要問留取故物舊憶何用，編輯胡敏儀說，這是她嘗試紀錄香港的第一步，而非一面倒懷舊。本書獲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最佳出版獎（圖文書類別）。

西西的《牛眼和我》最近出版，何福仁在這篇後記，提到接到陳鳳珍女士的來郵，說張景熊原來保存了一套剪報，景熊離世後，她整理其遺物，看到「牛眼和我」的剪報，雖沒記下日期，確實年月還待有心人追跡考訂，但共一百四十六篇卻保存得很好，此書的出版也是對他的懷念。

神州舊書店1966年開業，歷經多次搬舖、經營方向轉變，老闆歐陽文利開拓、守業、傳承，至今逾半世紀。新著《販書追憶》回溯神州舊書店歷史，並見證六七十年代新文學著作的重印及流通情況。小思亦為此書寫序，形容書的來去聚散，雖然有定數，有緣份，但在神州舊書店，「我買到極多珍貴的好書刊及有用資料，更神交了無數專業的藏書、讀書、用書人。」

謝曉虹讀罷《伽藍號角》，形容比紅眼過去的作品更為深沉而婉轉，也流露出對書寫更曲折的思考。小說從不同面向切入近年的社會運動，其中最動人的描寫，幾乎總是和文藝青年的理想形象重疊起來。在文藝（後）青年與社運新世代裡，紅眼似乎同樣看到一股不計成敗、不屈從現實邏輯的抵抗力量。如果「伽藍號角」吹響的是一座城市的備戰／求救訊號，誰是這裡最後的守護者？

讀完紅眼最新小說集《伽藍號角》，董啟章寫下推薦序，形容其文字無論關於社會題材，還是個人生活，都有一種欲蓋彌彰的性感，而這種性感不涉賣弄，是天生的，半模糊半清晰地融入文字之中，形成了張力。「初看上去平平無奇，很尋常的一張臉，但看著看著，漸漸就看出趣味，看出魅力，然後開始教人迷醉。可是看到最後，出其不意又露出了些許不協調，或者些許瑕疵，甚至是扭曲。然後瑕疵突然變大，吞噬了整張臉。紅眼的小說幾乎都有這種由尋常變驚奇的效果，但前提是那張緊緻的素顏。緊緻到一個程度，扯破臉皮。」

在病情反覆有時惡化的狀況下，蘇苑姍以信念、毅力和堅持，完成了《一個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的六萬多字文稿，文字平實而精煉，處處透出對生命深沉的思考與堅持。生命委實不易，出版這本小書，願它可以成為一點「過後」的力量，在困難當下互相支撐，莫失，莫忘。

呂永佳新書《於是送你透明雨衣》，是他個人第三本散文集，成書過程，是一個個與好人相遇的緣分。這種遇見，讓人確信世界真的還有美好的一面，藉著這本小集子，作者希望讓拿起它的人，有一點安慰，有一點共鳴，長路漫漫，從不相識，卻有同行的感覺。

廖偉棠的演講集《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是一部賞析現代詩的文集，原本是三年前的一個現代詩課程「詩意：關於新詩的三十種註腳」，後來擴寫結集成書。本書的副標題是「走近現代詩的40條小徑」，四十篇文章，如四十條現代詩的小徑，沐羽形容「走近」這個詞很精準，它是近而未至的，就像要回答文學是甚麼這個問題時，我們都會選擇圍繞、擦過、走近，讓範圍縮小而非直接判斷。

在呂永佳的散文中，那優美而富節奏感的狐步和拍子，或液化或霧化或氣化，步履徐徐疾疾，朱少璋覺得在其活像散文的人生路上，步姿從容，踽踽獨行。這篇收錄於呂永佳新書的序，讀者不妨先睹為快。

董橋新作《文林回想錄》共五十五篇散文，寫其回憶中的七八十位文林舊交前輩。〈一段因緣〉一文，則提起當年主編《明報月刊》那段日子的幾位舊友。轉眼三十多年了，正是「交往不多，友情不渝」。

董橋2021最新作品《文林回想錄》現已於各大書店有售，其中一篇談及他的朋友余英時，在此讓讀者先睹為快。與余先生結交通信匆匆相見，是機緣的湊泊平生的樂事，在董橋心中，余英時永遠是自己的老師。

謝曉虹第二本短篇小說集《無遮鬼》，秉持她一向的魔幻寫實風格，而觸發點多與時事新聞有關。拜讀謝曉虹的新書前，不妨先看編者前言與後記，了解這本書出現的緣起。

以浪跡天涯為樂的背包客，如果非常年輕而且具備起碼姿色，蓬頭垢面不會有太多人介意，然而一過二十一二歲，此項優惠已經失效，廉航可以照搭青年旅舍可以照住，各類活動豐儉由人，儀容卻不能不打點打點。爛身爛勢的老好日子，過去了就是過去了，千萬不要苦苦留戀，舊相簿如果有毀壞市容的鐵證，不妨當作茶餘飯後談資，「世鈞，我們回不去了」，未嘗不是好事。

董啟章新書《後人間喜劇》，寫的是新加坡，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心在香港。或者，因為世間正在經歷的悲劇，而更加需要喜劇去相沖。這篇沒有收錄在書內的後記，可讓讀者了解更多關於董啟章的創作理念。

駱頴佳的新書《情感資本主義》，書寫過程經歷兩件巨大的「情感事件」，社會運動與肺炎疫情，都觸動香港人的情緒。未來的路難行，作者透過這本新書，望能刺激更多的人，對情感政治作進一步的思考。

所有你小心翼翼蓋好不要溢出來的對地球的不滿、對生活的厭惡，所有你努力維持著光潔的門面，他都要翻開放大，他都要叫你看看自家的後巷和灶底：你睇下你？ 你睇下你？你聽唔聽到呀？

中大哲學系出身的郭柏年，新書《定見之外：生活日常的哲學短篇》以簡煉活潑之文筆，借生活常見話題談「定見」，即人生中各種早已習以為常、看似理所當然的論斷。作為哲學入門，書中意在質疑，而不給予定案，希望讀者能透過反省生活定見，加深對自我的理解。「不論記憶或遺忘，往往都是一種意志。有些回憶， 需要守護；有些往事，最好忘記。人生之難，就在當中的取捨。」

董啟章的寓言式幻想新作《後人間喜劇》，在語言上試圖更加貼近大眾，在寓意上從香港的現況，面向未來，希望往後的人類能過著真正的和平，這篇摘錄讓讀者先睹為快。

廖偉棠不斷在詩中書寫香港，但他抗拒成為香港文學的一員。

讀《文學單身動物園》這本書，看古今中外不同名人如何在情感關係中跌盪或自強，或者不禁輕嘆：在愛情面前，我們都是一樣的人。

好青年荼毒室又有新搞作，就是豬文直播打fallguys……唔係，係出新書才對，「好青年哲學讀本」系列推出第三冊《大時代的哲學》，上一本講「小日常」（《小日常的哲學》），今次講「大時代」，驟聽和今日我們面對的處境不無關係，人人都說我們活在大時代，但其實這定位早於去年六月已經決定，原定去年七月出版，只是受社會氣氛影響計劃一直延後，到今年七月才面世。

神話會成為吳煦斌文本的另一個關鍵詞並非偶然，在小說中它埋下超越性的向度，讓魔幻的筆法水到渠成。

我們感覺到單身在今時今日愈來愈普遍；在日本甚至發展出「超單身社會」的文化，一人燒肉、一人卡拉OK等等不一而足。「單身動物園」的名字甚至來自年前的一齣電影《Lobster》的香港譯名。回到五四以至幾百年前，「單身」可能是為人所詬病或側目的「罪過」；而隨時間過去，「單身」所遭受的外在壓力是否有減少？有沒有更能逃脫他人的目光？「單身動物園」的文章有時不避偏鋒，語帶偏激，因為我們覺得，獨身與否，似乎仍是一個會攪拌起情緒的問題。

這種不住溢出自己，接近他者的欲望，在《渡日若渡海》成為了一種更確切的文學實踐。在智良筆下，那些近在咫尺卻猶如千里以外的我／你／妳，每一個孤獨如被城市放逐，抽著紙菸的他，或她，如果不是在擁擠的路上，便總是在受盡瑣碎事務與雜音折騰的斗室裡，頸椎受損、疲憊無言，無言卻有著相似的身影，沉默迴環應答如鏡。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

比起血的苦難，墨的書寫似乎過於輕易。然而亂世有書，香港作家韓麗珠出版小說集《人皮刺繡》及反修例運動以來的散文結集《黑日》，兩本書的關聯是，它們都帶有傷害的痕跡，那是不同層面的傷害和痛苦，即使難以書寫，但我們仍可無限迫近，因著對不可能的承擔而可能。為此，虛詞編輯部特意製作小輯，當中有書評，亦有作者專訪，作為血與墨的時代紀錄。

白雙全的新書《噩夢牆紙》，雜亂和檔案式的呈現相互交錯，秩序若隱若現，就如創作者本身的精神狀態一樣。經過多年掙扎，他現在已非常清楚自己藝術的價值。面對將社運相關的藝術視為「消費」的這種聲音，白雙全並不置可否。那是他對自己的創作的自信，也是他對整體社會的信心。

當卡繆被認定是因普通交通意外而死亡，意大利作家焦萬尼．卡泰利（Giovanni Catelli）的新書，卻揭露卡繆是被蘇聯KGB特工暗殺，以報復他自1956年秋公開表態支持匈牙利起義，並強烈批評蘇聯入侵行動等反蘇言辭。卡泰利在全書結尾表示，希望該書能在「過往曾在海沙上留下的脆弱痕跡，被時間之浪徹底沖刷之前」，將更多證據保留下來。

廖偉棠說，「我們兩人都是古怪的父親」，這是指他們都身為作家，有著不一樣的價值觀與人生軌跡。但他們對於子女的成長，還是像一般人那樣擔心東擔心西，這也許就可以稱為中年維特的煩惱，少年時期的激情與對於世界的浪漫想像，都收束為對於家庭與後代的擔憂。

資源人力稿件空間四面楚歌、漏夜開會埋馬不停蹄……版在紙本蕭條的年代，要創建一本全新的實體雜誌，聽起來是「膽大妄為」。何況今年六月飄搖動蕩，《方圓》書誌立足於香港而創刊，可謂逆勢而行。更可貴的是，這本書誌有一特點——專門收錄四千至二萬字的長篇創作、評論，還在論文部分設下匿名評審機制，力圖填補民間與學院的間隙、達成真正的自由書寫，要達成以上種種，著實不易。

剛出版以情緒哲學為題的新書《情動於中：生死愛慾的哲學思考》，在香港恆生大學社會科學系任職助理教授的黃沐恩，早前舉辦新書會，討論到反修例運動發展至今，「黃絲」、「藍絲」和警察的不同情緒。黃認為，認識情緒，追問它的意義和價值，有助解釋、理解人們的行為，尤其在社會運動的浪尖上。他又說，情緒愈極端，當中能夠包含的理智就愈低，反思爆發開來的情緒，是當下所需。

火箭的構造很簡單，只是把火藥塞進一根圓管裡，尾部伸出一條引線。不過發射需要一定的技巧，我們分兩階段點燃引線，第一次點燃後，讓火箭飛一段距離，接著第二次點燃，才能成功發射。關鍵是怎樣確保第一次點燃後，火箭飛到特定的位置，在不容許偏差的時機第二次點燃。

《獨行莫戴帽》所收文章從未結集，全書分三輯，輯錄了從70年代（第一輯）至2010年後（第二、 三輯）的文章：寫中學時代、親朋戚友、吃飯穿衣、看電影看醫生、旅行移民、潔癖罵人等種種日常。從青年跳接到中年，如讀著一個本色之人依舊如昔的骨架，淮遠的過去到現在。只是人在中年，或人過中年，必然會點染上一份中年情懷。

關於小說家駱以軍，他的敍事彷彿來來回回，都會回到這些書寫零件上。最近在新的散文集《純真的擔憂》面世時，我又重臨一種好像以前讀過的感覺——déjà vu，既視感。

《焦尾傳奇》算是個人散文創作上的「階段總結」，這趟總結展示了「我寫過這樣的文章」，而並非展示「我寫過這樣好的文章」。

從1967年到1973年，我們認識了356「登陸艇」（軍艦）。356真的是勇猛的鐵殼船，它讓我們大開眼界。它的到來，我們的島嶼變成「國家」的土地、我們民族變成山地山胞，我念大學的身份後來變成邊疆民族。它的到來，帶來了漢族歷史上對少數民族不滅的暴力，阻斷我們海洋民族的對他者的友善……

《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成書，吳靄儀的自傳，既是立此存照，也記錄了同業所代表的信仰與價值。九七過渡、 捍衛居港權、反「23條」立法、力拒高鐵撥款……風雨飄搖幾世代，泰美斯女神的蒙眼布愈來愈鬆，但吳靄儀在旁監察，沒有放鬆一刻。

《拱心石下》是吳靄儀1995年至2012年18年間，任立法會法律界功能組別議員的心路歷程全紀錄。書中另有詹德隆和陳文敏的序，既熱血又專業，基本上已是水銀瀉地，很難再找到闡述的空間了，所以我曾打退堂鼓，建議取消這一篇編者序，怎料吳大狀如此敲下定音鎚︰「你以編輯角度切入，未嘗不可寫出較當局者更新鮮的觀點和更宏觀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