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張曦娜《歡樂島》范銘如序論——〈太過光耀的〉　

張曦娜對於台灣讀者或許是個陌生的名字，在新加坡文壇上卻是赫赫有名的資深作家。從七○年代中期展露鋒芒開始，她幾乎每一兩年就高踞文學獎得獎榜單上。她出版的十一本著作中，小說創作計有《掠過的風》《變調》《鏡花》和《張曦娜小說選》，四部短篇小說集說多不多，其中近半是得獎作品，含金量極高。二○○○年榮膺泰國頒發「東南亞文學獎」，二○一三年獲頒「新華文學獎」。她先後在《晨光報》和《民眾報》擔任記者，一九八四年轉任《聯合早報》副刊記者至退休。副刊記者的職責使她常常訪問當地藝文團體、中港台和歐美的華人作家及學者，對於不同華文書寫區的文學特色與脈動有深入的掌握，部分作家學人的訪談文章集結於《答客問》一書。記者的身分裨益她廣泛接觸到多種階層角落，連帶地使她的作品特別具有社會意識，對於新加坡現代化歷程中的性別、都市化、語言教育和文化認同等議題皆有一定的反思。

初出道時，張曦娜跟同時代的女作家相仿，偏向從人文主義和性別意識的立場檢討現代性與傳統思維價值之間的扞格矛盾。收錄在第一部小說集的《掠過的風》側重以女性在家庭和職場中的困境映照婚戀、工作和生涯發展的時代變革。〈世情〉和〈塵燼〉同樣以一個家庭裡世代和手足的各自際遇反映新舊階段的遞變，前者描繪男尊女卑的陋習對家族四代人所造成的斲傷，後者諷刺號稱進步的現代社會卻因襲落伍守舊的性別化差異，而該保存的鄉俗紐帶及淳厚情誼卻在城市化更新工程中連帶拆除得蕩然無存。第二本短篇小說集《變調》裡的四篇聚焦在金權都市裡飲食男女的爾虞我詐和物慾橫流的醜態，即使曾經是滿腔熱情和一身傲骨的知識青年也禁不起資本主義大染缸的誘惑。什麼崇高的倫常道德、兩性親密關係和理想原則，在商品價值的交易法則裡通通一文不值，必要時皆能當作墊高自己財富地位的拋棄式工具。

九○年代之後，她的批判幅度拓增了後殖民視角，宏觀地思辨英文至上的語言政策、史觀和文化主體性。〈失去的福建街〉透過一對姊妹的不同經歷濃縮新華知識分子的時代悲歌。姊姊和丈夫因參與一九五○年代的反殖民運動遭到政府通緝，被迫逃往中國。來不及帶走的大女兒無奈地送人領養，幸好在養父母的優渥養育下成家立業，卻對親生父母和新加坡感覺疏離，隨時準備移民澳洲；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小女兒從小背負「海歸人士」的身分備受歧視，成年後想方設法如願移居法國。居留新加坡奮鬥的妹妹一家，只因為華教的出身背景，職業選擇和發展處處受限。當暮年的姊姊終敢返鄉探親時，目睹當年連獨立都不可得的殖民地蛻變為富庶繁榮的國家，激動驕傲不已，時日一長就體認到，變身國際大都會的成本是本土景觀習俗和文化價值的消失，而她個人為了這樣的國家犧牲的是無法修復的親情。姊妹兩種不同的理想踐履卻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創作於一九九七年的〈爵士、雕像與我爸〉以未來小說的模式將時代背景設在二○一九年，距萊佛士爵士──星洲版的哥倫布──「發現」新加坡剛好兩百年。小說預想的狀況是，當局一定延續利用歷史教科書和入學考試灌輸英國人拓荒神話的手段，大肆慶祝所謂萊佛士開港兩百周年。故事就是藉由舉國歡騰的狂歡，冷眼嘲諷執政者無視本土發源的歷史證據，不但不檢討殖民者的掠奪剝削，竟因襲殖民史觀美化統治性的作法。小說預言的超能力令人又驚異又感慨，後來現實世界中果真出現了萊佛士開港兩百年的慶典，不只熱鬧非凡，隔幾年還又增加一座偉岸的爵士雕像。

社會意識和批判性思維在台灣文壇早已司空見慣、甚或被某些人視為過氣的文學傳統，文學獎常勝軍的名號也可能反射性地招致什麼場域、權力位置的佔位、出版合約或者得獎公式等等時興的文學獎分析範式，殊不知台新兩地的文化生態大相逕庭。誠然，文學新人透過競賽獲得能見度和獎勵是類基礎功能有之，但是在英文掛帥的新加坡，華文出版多是倚仗熱心的小型、獨立單位，出版「市場」相當有限，得獎光環並不會連帶引來什麼出版獵才和豐厚的合約。更有甚者，由於政策的影響（後文會再詳談），華文報紙和雜誌在七○年代後期快速萎縮，倖存下來的寥寥可數，文藝版面少之又少。作家為了發表，小說創作通常以短篇且篇幅不長為主，結集成書的開本頁數多為短小輕薄，極短篇或所謂的微型小說一度盛行。不僅如此，根據當地作家暨資深文藝編輯謝克先生接受新加坡檔案局採訪的口述回憶，因為忌憚政治尺度的干預，報社編輯們會控管風險謹慎地自我審查，有點敏感或批評意味的作品都不敢刊登。好在為了標榜國際化，文學獎常會邀請境外的作家學者擔任評審，一旦有了這些不懂潛規則的「化外」名家的背書，不管得獎作品寫什麼題材和寫多長，編輯就可以放心來稿照登。簡單來說，對張曦娜這類關注社會現象的作家而言，得文學獎更大的意義還在於突圍，爭取的不過是，原稿刊登的基本要求。像〈爵士、雕像與我爸〉這篇後殖民批判性質濃厚的政治小說，即使是以預言式的虛構模式呈現，也從未在新加坡媒體上刊登，逕自收錄在2007年出版的《張曦娜小說選》中。沉寂了幾近二十年，退休後減少罣礙和干擾的作家，驚喜地交出了創作生涯的代表作《歡樂島》，首度以專題構思的系列小說，延續向來對邊緣敘述的關懷，全方面由時代、地誌和地緣流動，再現被隱蔽消音的新加坡歷史。

開國神話外的恐怖故事

每一個國家都有美化並簡化的開國神話，既作為教科書裡欽定的國族敘事，亦是對外的形象文宣。傳說中關於新加坡的歷史大約是，從前從前，十九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萊佛士跟柔佛蘇丹簽約在該地殖民，成功地將小漁村開墾成繁榮的轉運港。二戰時被日軍短暫佔領三年八個月，二戰後伴隨著東南亞國家風起雲湧的獨立運動浪潮，一九五九年新加坡獲英國同意成立自治邦，四年後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旋即於一九六五年被驅逐而自立建國為新加坡共和國。倉促間被迫獨立的新加坡在英明領袖的帶領下全民一心勵精圖治，自一九七○年代經濟起飛，政府大量興建組屋（國民住宅）實現住者有其屋的理想；由於法治嚴明、推動英文教育與國際接軌，一九八○年代躍居亞洲四小龍之一，至今在全球多項經濟指標中名列前茅，成為亞洲數一數二的國際金融中心。這則小國崛起的傳奇，堪稱新興國家典範，值得舉世敬佩和效法。很遺憾地，張曦娜的《歡樂島》暴露出，這個猶如童話般美好的版本裡有不少被撕毀和竄改的頁面。作家用十篇國族敘事的番外篇，黏貼起那些被官樣論述掃入縫隙裡的歷史碎片。

如何呈現時間跨度綿長的宏大敘事是小說家們首要抉擇的難題，有的作家選擇用一個英雄或反英雄的單獨視角，有的採用一個或多個家族的敘述線，《歡樂島》以十個短篇交由不同的敘述者或主角，多樣的身分、經驗和世代共構起庶民群像。勉強要說有所交集、連結成鬆散人物關係圖的核心是第五篇〈雲氏海鮮館〉的雲氏一家，與各篇主角或是遠親、舊友或工作上的點頭之交，其他篇章的角色間多不相識，所以每個故事皆可單獨閱讀。每篇主要的敘事時間都設置在當代，透過主角遭遇過或牽涉到的事件，以倒敘、插敘或補述的方式指涉相應的歷史片段，從第一篇到最後一篇順時序接續起新加坡自殖民時期以迄當代的嬗變。張曦娜且一洗過往多依據情節鋪陳或心理描寫的推進方式，採取低度張力、內斂又冷調的敘述聲音，不耗費過多的筆墨正面描寫事件本身，角色即使經歷了驚心動魄的歷程也不渲染其間心情的湧落。既無什麼大時代的蕩氣迴腸，亦乏抑揚頓挫的戲劇感，簡要說明故事大綱約莫就是主角們觸動起舊事或舊人重逢，言談間輕描淡寫地回顧了當年。情節上簡約，作家卻聰穎地運用現在式的敘述時間等速或擴速、過去式的故事時間概述或省略的書寫模式，加劇今和昔這兩種小說時間速度的落差感，營造出時移事往、多少驚濤駭浪已成閒話兩三的蒼涼效果，蘊藉而低迴。文本觸及的公案複雜，作家每能自繁冗的文獻資訊中洗練地速寫案由，避免歷史書寫裡常見史料堆砌的弊端，確保敘述節奏的流暢。熟稔來龍去脈的內行讀者尤其能從行文間欲言又止、欲語還休的吞吐裡意會種種幽微隱晦的禁忌，不熟悉新加坡歷史的國內外讀者可就摸不著頭緒，必須回填額外的背景脈絡才好讀懂那些沉吟裡微妙的空氣。

依文本裡舊事的時間軸排序，《歡樂島》以單篇或姊妹篇的組合描述特定的斷代，涓涓串流起時代私語。揭開序幕的第一篇〈在北角〉和第二篇〈亞美尼亞街〉指涉的是建國神話前的「楔子」，也是向來被噤聲的敏感政治議題，反殖運動和冷藏行動。五、六○年代是新加坡最動盪、也是最眾聲喧譁的時期。二戰後英國儘管重回星馬繼續殖民統治，卻遭受當地日愈強大的民族主義和社會運動的挑戰，學潮、工運、農運和婦運等要求平權獨立的呼聲此起彼落，英國先是採取武裝鎮壓，最後透過嚴選代理人的方式允許星馬分別施行自治。為求表現，兩邊代理人強硬打壓反殖分子，造成五○年代多次的衝突和流血事件。為了確保星馬獨立後維持英國最大利益，協力的兩地長官各自發動剷除共產黨勢力的大規模行動。新加坡這廂於一九六三年二月依據〈內部安全法〉發起「冷藏行動」，以掃蕩境內左傾份子為名發動幾波逮捕潮，成功拘捕了共產黨暨一干社運異議人士，領導人的有力政敵們也「適巧地」在叛亂黑名單中，從此確立了長治久安的政黨治理體制。〈在北角〉和〈亞美尼亞街〉就是描寫這一批不見容於史冊的政治犯後來的遭遇。

第三篇和第四篇主要涵蓋的時序到了七○年代以降，〈奎因街〉除了延續冷藏行動的後遺症，還牽涉到反左傾、社運以及廢華文的事件，〈邊城〉則是從七○年代少數的社運人士如何被逼入馬共叢林，回溯新加坡華人與馬共的淵源。對台灣戒嚴時期稍有常識的讀者應該不需費舌解釋所謂「共產黨及其同路人」是一頂多麼方便扣上任何反對（嫌疑）者頭上的彈性帽，不解的應是為什麼在華人主政且人口幾近八成的新國要打壓華文自行鎖喉。主流敘述是以實用導向來解說緣由，其一是英語的國際流通力有助推動跨國經貿往來，其二是安撫國內馬來裔和印度裔並降低周邊國家對「第三中國」意象的警戒，因此建國後各類政府、教育和商業機關皆以英文為首要語文，即使憲法裡英文和三個族群的母語同列為官方語言。稗官野史的說法則偏向政爭。反殖運動和學運領袖多數出身自華文教育體系，南洋大學更是培養新馬華人知識（異議）分子的重要搖籃。這批華教背景的在野菁英與多為英國教育體制訓練出的官僚階級，政見上時有分岐矛盾，在冷藏行動和後來的幾波反叛亂逮捕中紛紛入獄。然而散布在各級文教團體和媒體的華校生持續發出噪音，執政者自七○年代伊始遂展開一連串整頓/整肅華文媒體的行動，最終在一九八三年將兩家主要華文報《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整併為《聯合早報》，全國報紙統一納入報業控股麾下，官營的淡馬錫集團為其長期投資者。華文教育也從一九七○年代中後期開始緊縮，後來並廢除舊有的英校、華校、馬來語和澹米爾語學校四類並立的教育體制，規定全國學校皆須以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其他母語以第二語言的水準和時數學習即可。華僑自行捐款募資於一九五五年成立、東南亞唯一全華文授課的南洋大學在一九八○年裁定併入英語授課的新加坡大學，高中小各級華文學校如骨牌崩落。原本的華校生在轉入英文授課的課堂以及升學大考中立刻位處劣勢，華校中以華文教授不同專業科目的老師雖然保住飯碗，卻被要求進行英文教學的培訓成為變流老師。與此同時，官方推動「講華語運動」，即中國普通話和台灣的國語，取代當地大多數華人使用的中國南方方言──福建、廣東（客家和潮州）和海南等，取消電視台上所有的方言節目，即使是購自台灣和香港的戲劇一律改成華語配音。

小說讀者無能也無須判斷實用論或陰謀論的說詞何者更貼近政策動機，境外群眾亦無權對他國施政置喙，不過壓縮華文教育和傳播的歷史事實影響當地幾個世代的華人生活和文化生態，引起藝文界人士激烈反彈，是閱讀當代新華文學必須具備的背景知識。名家如英培安、張揮、梁文福和孫愛玲皆曾書寫過對語言政策的抨擊，甚至可說是八、九○年代新華文學裡最顯著的主題之一，或稱新華文學史中的「傷痕文學」。台灣讀者不妨以國民政府來台後斷然禁日語致使受日文教育的百姓升學升遷無門淪為「失語世代」，以及「請說國語」運動導致代際溝通障礙與母語流失的歷史情境，去體會類似政策對新華社群造成多廣大的傷害和多久遠的後遺症。更何況，對那些在異族殖民統治時期猶堅守華教維護民族氣節的人士，建國大業圓夢後卻迎來同族更高壓、羞辱式的語言打壓，情何以堪。張曦娜之前的作品如〈出身〉和〈任牧之〉皆曾聚焦探討華文被打壓歧視的議題，本書除了〈奎因街〉〈金枝電髮院〉涉及華校生和華校老師的際遇，〈在北角〉也以敘述者聽到福建話想起祖母一事影射講華語運動，第八篇〈索美塞地鐵站〉則描繪華文教育工具化後的當代癥狀。

〈雲氏海鮮館〉、〈芸莉舞團〉和〈金枝電髮院〉時序延伸到七、八○年代後，反殖和反左傾的影響迫害還在，但是偏向由政治受難者家屬和普通百姓的角度敘述波及的範圍，焦點也從政治史轉往新加坡經濟社會發展史，從飲食、藝術、運輸和時尚產業等文化面向的流變以至本土意識的萌發。〈索美塞地鐵站〉和〈火城〉時代延展到了九○年代和兩千年初，描繪全球化後的移民潮和跨國產業移動，產業結構如何從輕工業轉型為資訊經濟和創意產業，去深度化的華文教育如何變成應付母語檢定的補教經濟。作為本書書名的壓軸短篇〈歡樂島〉藉由聖陶沙島的前世今生，縮時攝影般立體展演新加坡從孤島、漁村、殖民、建國到當下的政經演化，受物質慾望驅動擬像（simulation）而成的樂園蜃影，為本書的諷喻畫下完美的句點。

這十篇小說的敘述者採用女性、庶民、政治犯及其家屬，並在政經事件的發展外加重飲食、藝術、傳媒和流行等軟性文化的篇幅，呼應社會史觀由底層說歷史（history from below）的主張。即使正面挑戰至今尚諱莫如深的敏感議題，作家的立意既非揭開黑幕控訴歷史的不公不義，亦非聲嘶力竭的平反，故而在史實和人物故事的敘述上總是採取中立而節制的語調。此書的真正主角雖然是新加坡史，而非文本裡的任一角色，作家卻刻意將人物置於歷史的前景，彰顯時代對各類身分背景的百姓所造成的波動，政治犯家屬，特別是女性，如何在工作、照護、等待或情感勞動之中，承載並內化原本並非直接針對她們的政治壓迫。以庶民與家庭為核心場域，再現國族暴力如何穿透公共政治領域，並在日常生活與生命歷程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創傷。不過，儘管政經變遷和人物經歷是這部史詩吸睛的焦點，卻不是張曦娜心中新加坡史的全部內涵，如果我們忽略文本裡對地誌和地緣流動的著墨，那就太低估小說家的企圖了。

庶民行腳的地誌和地緣流動

翻閱這本著作的目錄，很難不留意到十篇小說中有九篇是以空間命名，包括商店、地標、街道或區域，小說內文裡亦篇篇鏤刻著新加坡真實的地名與地景。順著篇次讀下來，稍具地方知識的讀者會赫然發覺，文本裡的街區地標不僅只是烘托角色和主題的適當場景，這些地景的分布和時代特徵，基本上勾勒出新加坡區域發展的先後輪廓。除了第一篇敘述舞台設在香港和第四篇置於泰馬邊界的勿洞，作家描繪的新加坡地點依次大致坐落在市中心南部、東部／東北，以及西部與離島，故事的時代設定也能契合這些地域的階段特色。換句話說，張曦娜有意識地將小說裡的空間運用提升到米勒（J. Hillis Miller）所說的地誌學（topography）層次，透過對道路、聚落、山川、湖海、鄉鎮、名勝古蹟等具體事實的刻畫，牽引出隱含其間的區域沿革典故，開展對特定地方的自然、人文景觀以至風土民情的回顧、檢討或展望。作家對時空型搭配上的講究透露，她想要傳述的新加坡史不侷限於人物和事件，還有土地的故事。

書裡小說地景的選擇基本反映了城市地理史裡幾大區域特徵與功能的演進。揭幕的〈亞美尼亞街〉和〈奎因街〉敘事主題關乎殖民至建國初期，執政者與華僑、華校生和社運人士的衝突，主要地景設置在新加坡最早核心樞紐的市中心南部，前者涵蓋史丹福路、亞美尼亞街、紅磚國家圖書館和土生華人文化館，後者的武吉士、奎因街和政府大樓，對應殖民期的行政與文化重鎮以迄建國初期市中心商業與行政區的整合。隨著七○年代後經濟區塊拓展和都市計畫的翻新，中間幾篇小說側重產業結構轉型以及都市規畫下地貌與鄉村景觀的快速消逝，〈雲氏海鮮館〉和〈芸莉舞團〉裡的鬧區綿延到了新加坡河的兩側、國會大廈和濱海灣金沙，以及填海新興的高級住宅區，展示殖民港口、建國初期的行政至近代金融與商業核心的區畫趨勢。〈金枝電髮院〉的甘榜與巴耶利峇重點呈現東部和東北部內陸傳統社群聚落往住宅和輕工業調整的過渡階段，側記當年在甘榜和阿裕尼區的製衣工廠以及西部的裕廊重工業區，對應一九七○年代的工業化結構下，從早期農地與灘地轉型為集合住宅和工業出口導向的進程。同時期另一個重要經濟命脈還有〈火城〉裡記述的加冷路、勞明達街、甘榜武吉士這一區域裡集合煤氣場、造船廠和火炬廠的輕工業集中帶。

地貌是屢經變遷，在時光的沖刷裡增添、抹除與殘餘的集合體；地景即是時間在空間上的沉積。在地狹人稠的新國，現有土地不僅寸土寸金，還需要透過不斷填海的技術擴大陸地面積，國土規畫從殖民時期就遵循著都市計畫的藍圖進行開發和區畫。馬克思地理學者諸如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都詳盡論述過，帝國主義如何透過征服或殖民手段占有土地，趁勢導入新的時空秩序與文化位階；資本主義邏輯支配下的現代化特徵則透過空間的控制再生產剩餘價值，標舉交換價值和功能將土地片段化和均質化，且隨著跨國資本主義的擴張與流通技術的發達，全世界的空間關係被強勢重組，地方舊有的意義被進化論的時間進程淹沒。主導土地重畫與利用的不外乎具有政經優勢與論述能力的官僚、集團和技術人士，透過專業知識和規畫理性將生產需求置於地方意義的首位，進而管控空間實踐與詮釋的權力。職是之故，文化批評家塞杜（Michel de Certeau）才會感慨，被都市計畫摧毀的景觀遠比戰爭更多。但他認為，不管城市再怎麼翻新改建，時尚富麗的建築怎麼取代老式的房屋，總有某些古老磨損的建物或標誌殘存，沉睡般蟄伏在市鎮的角落。這些過時荒垣彷彿歷史陳跡的餘骸，異樣地頑抗著歷史洪流的吞沒，用自己的存在沉默地散發著舊世代的光暈。更重要的是，塞杜主張即使是在被嚴格規畫管理的都會，使用者還是能藉由日常的、生活的行動，進行一種個人化的步行修辭學（rhetoric of walking），將個體在街道街區的行走軌跡任意組合為個別化的地方實踐和語彙，串聯起地方和私己的故事、記憶和無法抹滅的非官方敘事。本書的空間再現策略恰是巧妙地在宏觀的區域發展語境中穿插著微觀的步行修辭學。作家一方面遵循著編年紀事展演獅城的地理歷史學，再現出鉅型的政經組織將空間編碼的過程；另一方面，她又運用文本裡眾多邊緣型敘述者的活動軌跡，跳脫官方規範下的空間定義，還原使用者之於地方的生活連結和情感記憶，譬如已然消逝的同德書報社、南洋大學、密駝路上的眾多工會以及被土地徵收強迫遷移的鄉村景致和人際關係。儘管舊道南學舍已經被改建、被重新命名，僅存門前的雄鷹雕塑追憶，作家藉由古蹟的特寫及其（反殖民）寓意，彰顯此地湮遠的歷史遠甚官方倡導的殖民話語，順勢從地景這張刮除重寫、疊覆連續幾層書寫痕跡的羊皮紙 （palimpsest）上，呈現出被抹除與覆寫的總合。一如那座歷經塗抹仿建的南洋大學舊牌坊，靜默地抗議空間政治的暴力，在官方核定的空間論述夾縫裡，屹立著另類的地方權威。

或許正因為異議的聲音通常是光輝顯耀的國族論述裡必須被賤斥（abjection）排除的雜訊，本書起始的第一篇背景設置在境外的香港，故事裡提及的故土也指向新加坡的外島棋樟山──像台灣火燒島那類的政治犯集中營。相較於兩岸老大哥對於反對者動輒發動大規模的血腥鎮壓，死刑、處決、被失蹤和被自殺，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法治國家顯得文明開化，多採用小規模精準（祕密）逮捕、監禁、訴訟和驅逐出境。將小說開場地點選置香港北角的福建移民區，另一重作用是，透過這些被驅除至中國或英國的政治犯的離散（diaspora）軌跡，分別連繫起新加坡華人與兩個「母國」之間的紐帶，同時揭示兩組動態關係裡歷史性的弔詭：土生土長、夢想建立民主國家的新加坡公民被遣送到祖父輩的祖籍，抵抗殖民政府的民族主義者卻被前宗主國以人權之名救助收容，而左傾份子最後認同的反倒是香港的小市民陣線。隨著故事主場轉進新加坡，我們看到的更有當地人民與周邊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等國家間的密切往來，日常飲食文化裡多元種族的交融混雜，以及中港台文學、影音、大眾流行和創意產業的傳播影響。小說主筆雖然致力於形塑本國地誌，透過人民的遷移、貨物的交易和文化的跨界流動，簡易扣連起東南亞諸國，輻射出一幅以為新加坡為樞紐的國際地緣政治圖。

有趣的是，在題旨是探討當代新加坡文化的第八篇小說，作家饒有深意地選擇以紀念英國小說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為名的「索美塞地鐵站」作為篇名。毛姆一戰後來到星馬寫了一些東南亞題材的文章，張曦娜還特意引述這位殖民作家眼裡的新加坡，只「忙于自己的事務，不肖於關心瑣碎的事情」自嘲。地鐵站，這種人潮湧動卻無人駐留無法聯繫起人群與社區互動的交通轉運站，在地理學的定義裡，歸類為「非地方」（non-place），無從產生地方感 （sense of place）凝聚起社群經驗感情並累積成自我身分的認同。地鐵站空間，作為次文本，已經暗喻著外來者凝視下的獅城定位，小說的敘述者及其好友亦以九○年代後來自中國的新移民視角觀看蕞爾島國。敘述者的父親是嚮往社會主義的新加坡文人，六○年代回歸祖國身歷文革改造，中國開放後喪父的敘述者帶著尋根的懷想到新加坡深造，畢業後留下從事華文教育數年，在教育現場挫敗多年後幻滅返回中國。華文教育裡文學和文化的傳承雖不受歡迎，華語作為母語檢定的考試項目之一卻有蓬勃的商機。她嫁來新加坡的好友，原來不過是高專畢業的中國藍領，發現華文檢定市場的新藍海一躍而成補教連鎖團隊的大老闆，淘金夢成真。兩位老友重逢慶祝的地點，選在國際馳名的新地標，濱海灣金沙，好來塢電影《瘋狂亞洲富豪》裡炫富的奇觀舞台。六○年代新加坡左派移民投奔中國，九○年代嚮往資本主義的中國移民湧向新加坡，潮來潮往，理想與現實的交鋒，永遠是現實主義者勝出。

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

過去是構成現代的一部分，絕非僅是古老的殘餘、懷舊的本源或壓抑的返復，拉圖爾（Bruno Latour）在《我們從未現代》（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裡如是說。《歡樂島》結合底層、性別、政治史、產業史、地誌和地緣流動的元素，展示了新加坡每一個時期獨特的時空截面。這種由人流、物流、事件和文化的縱橫交錯而成的網絡，既是歷史的，也是地理的，更是由拉圖爾所強調的行動者（actor）活動織就的社會敘事。每個階段裡多重阡陌組織疊覆的時空截面都顯現出與同為華人社群主導的中國、台灣和香港截然有別的文化肌理，充分自證新華文學殊異獨特的主體性，即使一時被國家文學漠視擠壓，世代詩書積累綻發的華文風華如何能被長期遮掩。新加坡傲人的國際成就，並不專屬於高瞻遠矚執行果決的菁英階層，更有許許多多在所謂進步需求的論述下被犧牲被懲罰，背負著個人的創傷或親情缺席的遺憾，堅韌守護破碎家庭和鄉土的底層庶民。文學恰是在此意義上，透過間接、碎裂與延宕的敘事策略，使種種無法被制度化約的經歷，那些因創痛、懼佈或壓抑而無法直接言說的經驗與情感，連同各式消散的地景，諸如僅能從風景畫再現的火城景觀、日記裡的絕後島漁村紀行，修復其於象徵體系裡的能見度。

台灣讀者閱讀近鄰這一頁不為外人道的滄桑，應該意外地眼熟而心有戚戚。有志從事跨國比較的研究者會驚訝地發現許多可資對比的課題，譬如冷藏行動與二二八、新加坡與台灣白色恐怖的異同，對冷戰、馬共、遷移、離散、後/殖民、地緣政治、雙語教育和全球南方有興趣的讀者皆可從中拾獲不少寶貴線索。小說畢竟是虛構的藝術，《歡樂島》在地誌和事件日期上刻意紀實，人物卻是揉雜現實和想像創造出符合時空情境的複合體，自不需要對號入座。但以備研究上有歷史考證所需，〈亞美尼亞街〉裡那一對工運神鵰俠侶的藍本應是參考盧大通及夫人陳亞送伉儷的故事；〈歡樂島〉裡被拘禁的政治犯原型推估是謝太寶，曾經最具魅力的反對派領袖和寶座競爭者，後來關最長久的階下囚，三十二年，完勝南非曼德拉的二十七年，台灣施明德的二十六年。有空延伸搜索一下其人其事，對星洲的政治史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往事如煙，對抱持著向前／錢看的進步論者而言，但往事也並不如煙，對那些能從歷史與記憶讀出意義的人。從底層述說歷史，既涵納許多人的歷史，也包容著理解各種記憶和敘事的位置。小說裡的事件受害人，有的作為見證者留下證詞、信物、創作、口述史或回憶錄，不在現場的同代人以及後代，或許透過照片、檔案、文學、影像，或許就是藉由口語相傳的家庭敘事，亦即以赫希（Marianne Hirsch）所說的後記憶（post-memory）形塑集體記憶或身分認同。也有少數的當事人敘舊但並不懷舊或懷恨，有的逕行沉默，不再在意個人或理想的成敗，放棄被理解、被賦予價值以及歷史的詮釋權。屏除意義、敘事、倫理或主體的召喚，以靜默退場尊嚴地走完餘生。對於這些烈日餘暉下、零星的時代殘垣裡，漸次隱褪於地平線盡頭的身影，或許我們力所能及的，只是對那無為而莊嚴的侘寂，深深地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