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的語言

離開曾參加考試培訓的香港，後在北美學習生活近一載，前年我來到了熱帶的新加坡。要說這些地方有甚麼特點，我的愛爾蘭朋友曾打趣說：「你好像一直在大英帝國的範圍內轉圈。」這些地方都曾是英吉利的殖民地，但卻又各自不同。其中能觀察到的最有趣，實亦重要的現象是「殖民地的語言」。

2014年，美籍華人藝術家及作家陳丹青曾到訪新加坡時作過「母語與母國」為主題的演講。其中最值得關注的論點是「一切語言問題都是政治問題」。這並非甚麼全新的說辭，無論是拉康，抑或福柯，早就意識到我們的語言，包括我們如何組織語言，並在與人交往中使用語言，哪些語言被接受，哪些不被接受，其實都是政治對於知識的結構性影響。這令人思考，對於殖民地或前殖民地的語言來說：母語是甚麼？母國又是甚麼？也許對於寫作「星洲散記」的魯白野來說，這個「母國」既非英國，亦非中國，更不是尚未成立的「新加坡共和國」，卻是一種後殖民地特有的迷失。

實際上，關於「母語」和「母國」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以大陸作為地理和文化中心來思考，而一切座標都淪為與「中心」的相對關係。但殖民地的語言，也許用另一種思考方式來看更為恰當。這種思考方式便是英國社會學家斯圖亞特霍爾所提出的「流散（Diaspora）」系統。他用非洲後裔的流散人群作為主例，提出被殖民主義強行切斷與「母國」或「母語」聯繫的牙買加或海地文化，必須以一種混合（hyrbrid）的，永遠在不斷生成（becoming）的流動濾鏡，來看待殖民地的語言和藝術—即存在（being）就是流動（becoming）。這一框架創新於其靈活性，並將「歷史性的剝奪（Historical Deprivation）」，而非心繫「母國」的想像紐帶，作為語言生成和發展的基礎。但對於以華人為主體的香港和新加坡來說，無論是陳丹青，抑或是霍爾的視角，都無法對語言問題提出完整和連貫的解釋。

生活在中英雜揉的新加坡，也許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待「殖民地的語言問題」才是一種既靈活，亦非離地的方法。對於新加坡的華語文學來說，台灣作家張紫蘭有一句評價：「看那個地區的中文，始終不能透徹，也不能很美。我在想為甚麼他們普遍這麼『不熟悉』？是因為他們太熟練他們的方言，而有所阻礙？」，而她也認為：「像這樣趨勢，要出現一個很強的哲學詩人，要很努力！」概括來看，實際上她在說：新加坡的華語，也許目前仍欠缺將複雜如哲學的思考轉化為語言的能力。

但是相比同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新加坡確實在華語文學上，繼英培安先生的去世後，本地再少見任何牽涉複雜社會問題及思考的作品。這讓人想到了陳丹青在批評中國大陸文學時，引用一位瑞典漢學家，令人不置可否的觀點：「中國大陸文學的問題，來源於其中文的缺陷。」其實很難想像語言作為一個非實體的文化元素和功能，會像身體一樣具有某種「缺陷」，但這個隱喻中更重要的是文學和語言之間的聯繫。一個地區的文學若要發展，這個地區的語言一定是最重要的基礎。那麼，新加坡的語言出了甚麼問題？

要說清楚語言的問題，不得不探究語言的實質。從宏觀來說，語言的起源尚不明晰。對於馬克思來說，語言來自勞動。就像音樂起源於原始人的勞動號子，語言可能起源於勞動本身。而對於「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來說，語言則起源於人類想要描述抽象事物的努力，來源於某種討論「謠言（gossip）」的文化。但無論如何，語言來自於生活本身的深化和擴展。而從微觀的角度來說，新加坡和香港的語言，都根植於商業活動，這和香港和新加坡同作為亞洲港口城市的歷史和身份息息相關。

作為新加坡象徵的「新式語言」，即「新式中文」或「新式英文（Singlish）」都具有這樣的商業特質。新式英文曾被一位外派至新加坡的美國記者如此形容：用「Can（可以）」和「Cannot（不行）」替代「Yes/No」的新式英文，可能是這個地球上最具有效率的英文。這也許有誇張的成分，但不可否認的是，新加坡的語言在今天來看，形成了一種能在科技和商業領域快速流通，清晰表意的語言模式。對於一個港口城市來說，這是極其有利的。香港的文化表達也帶有類似的特徵。對於一個被作家陳冠中稱為「職業經理人」的城市，清晰和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但對於新加坡來說，這種清晰和效率也使語言長期漂浮在「功能性」的表層，而缺乏作為藝術、哲學、文學載體的深度。這並非說新加坡的語言並非完全無法成為這些門類的載體，畢竟清晰和效率對於這三者同樣重要；或者說：新加坡的語言也並非不能以更靠近中文和英文任一端的方式， 來獲得主流中文或英文本身的承載力。但問題仍然明顯：即商業的語言，要向文學的語言轉化，這其中需要許多的沈澱和智慧。另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是：同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的語言，至少在中文的層面，為何比新加坡顯得更加豐富而有力？

如果回到「語言來自生活」的觀點，香港和新加坡同為港口城市，同為「巨大的旅館」，但在生活的層面卻又迥然不同。殖民地港口城市的特點是：生活（life-ability）性往往不強，這和基於基礎設施的宜居性(live-ability)不同，因為作為殖民地帝國的「轉運港」，人口總在流動，語言也隨之流動，這種流動雖然會帶來語言發展同樣必須的多樣性，但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卻常常因為這種流動而受限。「沒有人想留下，或沒必要留下，畢竟生活在別處」。這種受限往往使生活成為一種「走馬觀花」的表演，而非「腳踏實地」的感受。這個問題在新加坡成為自治獨立的政治實體後有所好轉，但並沒有完全解決。這一方面是由於新加坡的生活缺乏一種自然的力量，並長期處於一種政府調控的非自然狀態，使得生活的拓展常常在狹窄的有限時空內進行，影響了生活本身，及語言本身的延展性。這當然也有身份問題，即華盛頓郵報中曾提到的「新加坡作為世界都市（metropolis/city）和作為獨立城邦（city-state/country）的必然矛盾」。這在新加坡被迫獨立，和馬來西亞切斷了地理和文化上的直接聯繫後，又在六十年代「內部安全」行動中切斷了華人和中華文化圈的聯繫後，顯得尤為明顯—即生活可在別處，可在馬來腹地，可在中國海岸，再移植來此的可能性消失了。另一方面，語言賴以發展的多樣性也常常處在被嚴密調控的狀態，即不同種族和文化間可供交流的元素是有限的，而這種交流的模式也同樣有限。最後，當然也有更明顯的一些因素，即李光耀從70年代所推行的「雙語」運動，不僅使得本土居民陷入一種對中英文雙重陌生的尷尬狀態；這一運動中的「講華語」部分，同樣抹滅了中文方言，如粵語，閩南語，和客家話在新加坡語言中的豐富角色。新加坡音樂人梁文福曾被封禁的歌曲「麻雀銜竹枝」便涉及到了這其中因為方言而引發的政治問題。

但有趣的是，為甚麼香港的中文卻發展出了獨具特色，且頗具深度及廣度的成熟型態？難道香港不是流動的港口嗎？當然，香港是和新加坡同樣繁忙的港口，是錯過無數個「蘇麗珍」的46號房間，是見到無數個「白玲」的永動列車。而新加坡也是楊修華眼中的「幻土」，是巫俊峰鏡頭裡的「沙城」。但是孕育了陳冠中、劉以鬯、張愛玲等眾多作家，王家衛、杜琪峰、許鞍華等電影導演，及無數思考者的香港，且不論曾冠絕亞洲的商業藝術成就，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與英文為主，中文為輔的新加坡不同，香港整體是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雖然這兩者同樣因為殖民歷史，而在商業、法律、科技等公共活動中，選擇以英文作為工作語言。但從生活的層面來看，香港雖然顯得更加混亂，但也更具生氣。這是不同於新加坡在建國後的管理模式所造成的結果。再加上香港和內地，特別是閩越地區從未真正中斷的地理和文化聯繫，以及50年代大量的知識分子遷入，香港的生活，雖然依然浮躁，卻恆以自然的狀態，在深度上不斷探索著本土的身份，思索本土的問題，在廣度上則同樣聯繫著大陸和西方的遼闊世界。這意味著，香港的中文不僅有新加坡所專注的商業性，也具有新加坡所缺乏的其他維度，並將商業中的邏輯，效率，世界性及契約精神，融入到其他維度中。

在這種情況下，紫蘭所說的「努力」反而是無用的，而「無為」，即權力容忍新加坡的語言以自然的狀態繼續發展，其中縱使出現問題，但卻能產生更有機，也更具吸引力的語言藝術。但如果「華語」在新加坡只是作為應試考題，用來刷抖音，看網劇，和在海底撈點餐的廉價工具，這種語言就很難在生活中自然成長——不僅是對中文本身的浪費，更是對新加坡多元文化的浪費。就像新加坡作家雪裏安喬治所說：文化多元性是一種天賦（gift），而不是一種「努力」的必然結果。

「語言的敗壞到底是政治和經濟的原因引起的，」喬治奧威爾在「政治與英語」一文中如是說；他接著說，如果我們能在語言的問題上實現某種改進，一種基於自然法則的改進，則有助於將語言的使用者「從正統政治的荒謬愚蠢中解放出來」。殖民地的語言，在上世紀的「反殖民運動」中扮演了解放性的角色；但在如今，我們更不該放棄思考語言超越其工具性的其他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