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有關宏觀的自我辯論

​赤道的早晨每天準點在七時到來。我仍然無法入睡，手機中是仍在播放的新聞和教程。隔壁遲到的水聲彷彿匯聚成了一陣鼓點，讓我懷疑過分壓抑的花園中竟有人在深夜奏樂。這裏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新聞永遠是「雅俗共賞」—— 一會是關於俄烏戰爭的最新報導，一會又是有關東海岸野雞是否擾民的採訪——最後都有同一個答案——看人怎麼想，或者用英文的俚語來說：「Perspective matters（視角很重要）」。新加坡總在宏觀的事物中尋找確幸，他們藉由美國航天局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但也會為咖啡的濃度爭論不休。我想到拉娜·德雷「The Greatest（偉大事物）」中的一段歌詞：「夏威夷剛剛躲過了導彈危機；洛杉磯陷入火海，天氣越來越熱；侃爺染了金髮，已經變了；『火星生活』不僅再是一首歌；哦，直播快開始了」。

來到這裡三年後，我承認對宏觀事物徹底失去了興趣。我很羨慕那些還能對某個國家，某種意識形態，某種歷史傳統抱有興趣和希望的人——這些可以延伸到任何概念：民族，民主，自由，象牙塔，文學傳統等等；他們甚至可以通過這些去抵抗微小生活中的苦難和事故。但這種羨慕很快化為一種曖昧的懷念——因為我曾也是其中的一員。我也曾站上洛杉磯的街頭疾呼。有趣的是，我竟然來到了一個除了一處公園，其他非提前註冊的公共示威均為非法的國度。在芳林公園，他們看似憤怒地討論一些很日常的問題：電動車是否應該被允許上路；新加坡的雞蛋是否仍可以漲價。另一側則是對著抖音跳舞的年輕舞者，以及忙著分發傳單的保險員。問題來了：當你為他人疾呼，誰又真的在乎？抑或，誰又為疾呼者疾呼？一位移民在帕薩迪納可以隨時失去他早已習慣的椰樹藍天；而一位藝術家在太平洋的對岸卻必須靠揣測過活。

到頭來，想起過往的生活，那些場景如同恐怖情人對少年的撫摸，常常讓人在興奮和恐懼間震盪不已。我也對曾寄託了一生之夢的場所（實體或虛擬）感到了一陣永恆的寒意。失眠後的晨曦是溫柔的，黑夜中仍有少許個體是可愛的。未被打倒且尚有能力慰藉他人的他們如同沙漠中的綠洲，用愛滋養的慰藉，我們無法得知它是否存續，並且我們是否離開後尚能找到新的綠洲。綠洲除了提供慰藉，也有僥倖，一種在曠野中仍能呼吸的僥倖。

但好消息是，如今我可負責任的說，在三十歲來臨前，我徹底失去了對一切宏觀事物的希冀，以及慾望，並非覺得它們和我無關，而是過於有關。它們總是敲碎我的甲殼，讓我必須面對一項項不平等的交易—— 一次次我長出新的甲殼，它們便再次敲碎我，讓我的心幾近乾涸。於是，我只可靠著微小生活中的細節足以續命——如木心說動亂中的一碗餛飩；或者村上春樹在全共鬥抗議者經過東京時，背過身點一根菸。我唯一還維持著和宏觀事物的微弱聯繫，是為了提供一些微小生活的基礎而已。這意味著，生活將是痛苦，但也將是偉大的；我必須認清一切宏觀謊言，然後用一把油畫般的鐵鍬捍衛我的生活，就算那只是一幅油畫。真理和正義的時代已經過去；誰都無法奪走我早上必須要抽的那根駱駝，打擾我喝一杯豆漿，因為我咖啡因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