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藝術，重新談論自由
有人不明白為甚麼創作者總在講「自由」的問題，我也疑惑。最近看音樂人黃明志和媒體人志祺的對談，有所心得。當黃被問到對所謂「理想的自由社會」的定義時，黃明志重新提出了那三項標準：細化來說，就是「言論，創作，出版」自由；這三項乍聽顯得過時，早在啓蒙運動或是五四運動，常有涉及。但在如今的節點重新討論，反而很有必要。作為討論藝術的基礎條件，這三項的意義仍然重要，並沒有因為後現代的語境而自然消解。缺少它們，將使我們在一個極其狹窄和扭曲的狀態去討論一些看似有用，貌似宏偉的話題。
在文化藝術行業生存，先不論行業走向，待遇高低，地區差別等等，大部分從業者是依靠這三項存活的；就算轉向虛擬平台，這三項仍然相關。從整體來看，如果沒有這三種自由，則意味著符合主流，迎合權力的作品和言論可以形成市場壟斷，而其他的種類要麽可以強行控制自己怎麼說，怎麼創作，怎麼出版，要麽直接被被邊緣化。
當然，我們也可以強行說：那些商業作品，那些主旋律作品也有批評價值，藝術價值，但本身這些作品本不需要承擔和顧及這些方面。這是其他類型電影的工作。比如好萊塢就是好萊塢，歐洲Arthouse就是Arthouse，藝術片可以走自己的院線，找到自己的觀眾，自己養活自己；商業片也可以繼續走商業路線；主旋律片在每個國家都有，美國也有主旋律大片，但也可以繼續自己的路線。這三者本來可以互不影響，或者不至於互相影響到其中一方難以存活。
所以可以說缺少這三種自由，不僅僅是政治問題，更是一種市場和權力結合下所形成的市場壟斷，是一種經濟問題。再有人會說：就算沒有這三種自由，前蘇聯和中國大陸也有很多很棒的藝術家和作品。這確實是真相。甚至軍事獨裁時期的韓國，也出現過優秀作品。
但是這樣想就掉入了一種思維陷阱，覺得越缺少自由反而越能逼人創作。這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缺少自由確實能逼著一部分人繼續創作好作品，因為一部分人類的本性就是創作，就算被關入監獄，總會有人想著拿衣服寫詩，拿牆壁畫畫，拿牙刷頭刺青。可是，藝術不僅逼問人類的底線，更是探索人類的極限。我們在這麽想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馬來西亞，韓國，甚至新加坡，這三個國家的電影和藝術在近年來的快速發展，都和不斷「解凍」的政策有關。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中國大陸藝術（包括文學、電影）的幾次爆發點，都正好是這三項自由稍有寬鬆的時候：二三十年代（1926-1937）（民國時期）；一九八零年代的「文藝潮」和「八五新潮」；以及千禧年初的「媒體之春」。但這三種自由的不完全發展，意味著這些爆發都是不可持續的。甚至會造成文化上的斷層，產生新的矛盾。
而在最後一個階段，尚有創作者會反復討論這三種自由的問題；這十年來，卻見證了創作者對於現實的徹底沉默和屈服。那些思考的聲音是被邊緣化的，或被娛樂化，但「自由」作為藝術最基礎的命題，應當和「宇宙」、「真理」、「死亡」、「身份」等這些命題一樣被作為創作和生活的意義之一，反復討論，並持續豐富其表現形式及內涵。
但我們都產生了新的共識：自由的討論是無意義的，甚至荒謬。我們學會了討論商業的成功，甚至忘記了商業的初衷。這種結果，是長期的失望和疲憊所造成的。而更多優秀的創作者，選擇回到東方的靈性傳統中去尋找和保留對自由的探索，如佛教，道教，甚至儒教，或是其他民間信仰。因為這是唯一允許進入的領域。在這些領域中，創作者如竇唯可以在誦經聲中，用「後出師表」來表達那份「中道崩殂」的追求。這基本是中國藝術家的歸宿：他們對自由的探索會因長期的失望，疲憊，和遺忘，走回到傳統中。不論是吳冠中，還是李叔同，還是竇唯，他們最終都無法持續性地給出更進一步的答案，導致中國藝術對自由的探索，總是不斷走到那扇門前敲門，再敲門，卻從來沒有人真正打開，並走進那個空間，告訴我們那後面是怎樣的：那到底是普魯斯特的房間，還是柏拉圖的洞穴；是波德萊爾的小巷，還是薛定諤的盒子。很多藝術家已經給出了他們的答案，但卻一直等待那個來自古老文明的聲音：中國人，你們對自由的理解是怎樣的？他們想：你們可以大聲說，或者小聲說；你們可以給出許多不同答案，甚至推翻歐洲人和美國人的見解。但你們別忘了這件事，總之。
賈樟柯其實在07年的「賈想」中也以電影的角度，問出了類似的問題，但除了當時的質疑和吶喊外，並沒有得出他的結論。他嘗試在《三峽好人》中給出一個相當東方的結論：自由是一種道德力量，是在商業的大潮中做個「好人」。這是儒家的自由，在今天顯得更加單薄。後來他走向紀錄片，用《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告訴我們：自由就是看這群曾經的文化先鋒們——面前的大海，並相信他們既然游了這麽長的距離，他們一定能帶我們游到更藍的地方。說實話，這是比《三峽好人》更令人失望的答案。因為這種自由，是做不成「好人」後的「小武」，看向了歷史，因為既然未來不確定，那麽只有回溯是自由的。但問題是，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回溯的權力，因為這意味著要留下一條歷史痕跡，屬於所有人。這也意味著，這種自由，好像只屬於這群先鋒；並因他們過去的幸運，可以繼續獨享這份自由。賈樟柯也是其中一員。
但若要追求更廣泛，並具有可持續性的自由，這意味著，賈樟柯要徹底告別他的汾陽；畢贛得永遠離開他的凱裏，張曉剛忘記他的家庭照，劉小東從岸上，走入水中，走入他的模特；這意味著胡波在上吊的前一刻，突然想到用繩結拍一個新電影；也意味著余杰所說的，我們不能只做昆德拉，我們還得做哈維爾。我們不能躲在人物身後安全地琢磨自由，我們都要走到幕前，像哈維爾一樣，勇敢地解構自己。因為解構自己，也是解構時代，解構我們想追求自由的原罪，和時代缺乏自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