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樣想就掉入了一種思維陷阱，覺得越缺少自由反而越能逼人創作。這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缺少自由確實能逼著一部分人繼續創作好作品，因為一部分人類的本性就是創作，就算被關入監獄，總會有人想著拿衣服寫詩，拿牆壁畫畫，拿牙刷頭刺青。可是，藝術不僅逼問人類的底線，更是探索人類的極限。我們在這麽想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馬來西亞，韓國，甚至新加坡，這三個國家的電影和藝術在近年來的快速發展，都和不斷「解凍」的政策有關。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中國大陸藝術（包括文學、電影）的幾次爆發點，都正好是這三項自由稍有寬鬆的時候：二三十年代（1926-1937）（民國時期）；一九八零年代的「文藝潮」和「八五新潮」；以及千禧年初的「媒體之春」。但這三種自由的不完全發展，意味著這些爆發都是不可持續的。甚至會造成文化上的斷層，產生新的矛盾。
